宋庆龄在“西安事变”中显露了绝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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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时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庆龄姐夫的孔祥熙,来见宋庆龄,请她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


然而,第二天(12月13日),宋庆龄对事变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那时,宋庆龄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时任该会总干事的胡子婴在其回忆宋庆龄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她平时同我们谈话中,一提到蒋介石,既是义愤填膺,又是不屑一提的鄙视态度。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态度,却出乎我的意料。12月13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急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发愕,就婉转地给我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关于动身时间,她约我晚上八时听最后决定,到时我接到她的电话,说:‘不去了’。这和她说要去西安时一样,使我吃惊。”(胡子婴:《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宋庆龄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头一天,宋庆龄刚刚说过,如果她处在张学良的地位,会比张做得更甚,第二天,却要亲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宋庆龄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促使宋庆龄在拘蒋的第二天就要去西安劝张释蒋的原因是什么呢?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一书中透露:“在此时或稍后一些时候,我得知宋庆龄曾把斯大林的电报转给毛。电报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释放,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斯诺的回忆使人不禁要问,宋庆龄与莫斯科方面难道真的保持着某种联系么?宋庆龄逝世之后,廖承志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实际上答复了这个疑问,他说:


“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那时候,她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而且,我姐姐(廖梦醒)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没有事先知道,连间接的招呼都没有。可是她来了,只有一个人,这是从来少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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