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1944,新疆三十年的空城计

1911-1944,新疆三十年的空城计-闲聊金树仁、盛世才


一、


前段时间看了篇文章,痛斥民国时代”新疆王“盛世才如何的狼子野心,如何的“狼皮猪”,云云,至于最后的推论,则是最吓人的大帽子“汉奸”。



我想,盛世才是不是好人,是野心家,还是政客,功过如何分,这个可以讨论。



但如果说盛是汉奸,那倒怪了,盛执政新疆近二十年,二十年啦,大哥,不是两个月。盛如何有心把新疆分裂出去,会不成功?二十年时间会不够?



要知道,以苏联如此鞅鞅大国,一个歌而巴乔夫,七年就彻底搞散架了。



对盛如何维护自己权力打击竞争对手这一点我不想花笔墨讨论,我只想先说说辛该革命后新疆的局势。


新疆**势力自清时就有,从张格尔到阿古什,近代后又与俄国英国不清不楚,民国建立后,中央有名无实,对中央鞭长莫及,新疆不会像外蒙古与西藏那样自治、独立,真的得多亏清末在新疆设省,在新疆培殖了一个较为稳固的,认同中原却又在新疆有相当稳固统治基础的汉族官僚阶层。



金树仁、包括后来的盛世材就是这个汉族官僚阶层的头目,他本人在辛雇革命之前是清政府新疆巡抚,民国建立之后摇身一变而成为民国新疆都督,把持新疆政局十余年。这些汉族(一定程度上应该包括回族如马仲英)官僚势力一方面拼命排拆中央对新疆的控制,想保持新疆事实上的土皇帝地位,另一方面却又在民族身份上认同中国,反对将新疆分裂出中国,反对**。


就拿金树仁来说吧,其在新疆鸷政期,新疆本土的少数民族根本进不了新疆政府的高层,相反,他任命的基本上是其甘肃老乡。盛也就是这个原因深受金器重。



当时新疆,**势力之外,英俄势力,尤其上后来苏联的影响非常之大,而无论是金树仁,还是盛革才,实际上军队非常少,要想镇压**,保住地位,只得在北洋与南京中央、英俄之前作周旋,玩边缘游戏工,在夹缝中求生存。而这种脆弱的平衡一打破,缺乏军事实力的金树仁、盛仁才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阶层统治就OVER了。


金树仁、盛世才的这种边缘游戏虽然在抗战之后南京中央强大时有其抗拒国家统一的消极一面,但在民国初年与南京政府初期,中央软弱无力西顾的时期,的确用较务实,甚至有些“无赖”的手段,用极其可怜的军力,压制了**,抵制了英俄分裂阴谋,保住了中原在西垂的这一片土。记得金树仁在1928年被剌前,曾接受中央日报采访时感慨到“为了保住西垂一片土,自己在新疆唱空城计唱了十来年,已经快唱不下去了”云云。



二、


关于国内政治势力为取得在国内有利地位而借助外国势力,挟洋自重的问题,在民国时期实在是举不胜举。


张作霖段其瑞之于日本、孙中山冯玉祥之于苏俄都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和这些全国级的重量级选手比起来,金树仁、盛世才的立足点与性质所作所为其实并不算什么出格。(如果真在想在挟洋自重方面作得比较好的人,印像中倒是只有被国共两党指着鼻子着骂了几辈人的吴佩乎了)



问题关键在于,张段孙冯,还有金树仁盛世才这种挟洋自重真是“汉奸”行为么?



在我看来,无论是张段,还是孙冯,而或是金盛,借助外国势力了其实始终并没有把立足点放到洋人身上,对于外国援助只是抱着“有用何乐而不为”的机会主义作法,对于外国的口头承诺大都只是抱着“答应后我不履行你能怎么办”的流氓心态。这在张作霖的对日外交上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皇菇屯事件”。



换个角度,民国初年风云一时的张段孙冯诸人,青早年皆在晚清渡过,大多接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忠孝礼信等传统道德观念,较新政、革命中成长那一辈人物要浓厚得多,虽然他们可能私利与洋人玩手腕,走钢丝,但在在站稳民族立场的大是大非上,记录却较后一汪精卫那代人干净得多,这从段其瑞、曹昆、吴佩乎在抗战中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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