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密:西安事变张学良迫不得已释放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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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身后传奇


张学良(1901.6.3~2001.10.15) 爱国将领,东北军首领。字汉卿,号毅庵。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长子,生于奉天新民桑林子(今属辽宁台安)。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任东路军第2梯队司令,战败后协助其父整军经武。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第3军军长。1925年任第3军团军团长,12月率部参加平定郭松龄倒戈。1927年进兵河南,企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进攻,被击败。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于7月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继其父成为东北最高统治者。12月不顾日本和亲日派阻挠,毅然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南京政府,被任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从此,所部习称东北军。 >>>更多介绍


张学良为什么由扣押蒋介石,转而又决定释放蒋介石,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蒋介石后方才发现自己之幼稚、鲁莽,因而悔悟?是急报父仇,为洗刷日本侵略东北的奇耻大辱?是纯属感情用事,一时之冲动?


张学良为何由有条件释放蒋介石而变为无条件释放?


张学良为什么由扣押蒋介石,转而又决定释放蒋介石,说法甚多。现海外一种比较盛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开始扣押蒋介石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蒋介石后方才发现自己之幼稚、鲁莽,因而悔悟。国内有的论著和回忆材料一般声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急报父仇,同时,为洗刷日本侵略东北而东北军不抵抗的奇耻大辱;张学良同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及失土之恨,扣押蒋介石和释放蒋介石纯属感情用事,一时之冲动等等。事实上并非如此,兹就内幕问题作一探究。


其一,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学良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项条件:一是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17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这说明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此时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其二,在西安与南京方面刚开始的谈判中,宋子文提出蒋介石下令撤兵,蒋介石即回京,到京后再释放爱国七君子。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从这一天的谈判来看,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杨虎城态度相同,是主张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


其三,张学良由有条件释放蒋介石改变为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主张是在1936年12月23日晚上。张学良为何由有条件释放蒋介石而变为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因为张学良一向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及其背后的共产国际,他谋求打通苏联的通道,以中国共产党、西北军和东北军三方面(指红军、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合作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抗战基地。而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态度都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张学良多次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认为失去苏联这座靠山,西北局面是难以支撑的。


就在张学良开始考虑释放蒋介石问题时,中共中央23日晚上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开宣布“三位一体”的关系,只愿保持第三者的身份。而且为维护第三者地位,中国共产党暂不公开参加张学良预拟宣布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这是促使张学良不仅同意在没有任何正式协定的情况下释放蒋介石,而且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致命一举。


尤其是24日晚,张学良领周恩来见蒋介石,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态度令张学良吃惊,周恩来对蒋介石以“领袖”尊之,(当时少数极左派在会场外布置警戒很有杀气。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义正辞严地指出防止内战,联蒋抗日的重大意义)而且在对蒋介石的谈话中,周恩来并不表达“三位一体”的态度,只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态度。


事实上,西安事变也确实教训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谈判结果,蒋介石对周恩来允诺:(一)停止剿共,联共抗日;(二)由宋子文与宋美龄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这实际上表明了“三位一体”的消失,较量的双方由南京方面对西北方面巧妙地演变为南京方面对陕北方面,即国民党与共产党,这更加坚定了张学良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决心。


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的改变,张学良才主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


上述史实证明,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开始主张是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的改变,张学良才主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


我们在这里不妨将张学良从12日事变爆发之初至20日双方代表开始在西安进行谈判之间的各种信函和电报,在“和”与“战”及对蒋介石处置问题上的言论,做一概要的排列。这些公开或内部发表的重要言论,都是当时有关张学良思想行为的最真实的记录。


12日,张学良在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消息的电报中明确宣称,他之决心与蒋介石破裂,纯粹是因为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因而他从一开始就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同中央军作战。同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及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


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原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训话,严厉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强调:“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14日晚8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谈话,张学良一面严厉批评蒋介石的“误国”,要求蒋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强硬地宣称:“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


15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强调:“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16日,张学良进一步在西安市民大会上讲演,说明自己之所以下决心捉蒋,就是因为蒋介石如今已经与袁世凯、张宗昌没有区别,“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同时张学良电告冯玉祥:“良等此举,对事而非对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但抗日主张及行动未能实现以前,要送蒋回京,“势难遵办”。


17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名复电程潜等,强调“只求主张贯彻,决不稍为身谋”。至于释放蒋介石,除非蒋介石承认西安方面政治主张,否则,“在抗日主张及行动未实现以前,尚难办到。”


18日,张学良复电孔祥熙、何应钦等,提出:除非中央确有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否则“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张学良甚至直接警告何应钦:“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


19日,张学良致电蒋鼎文及孔祥熙等,对中央军继续进攻反应更加强烈,再度警告说:“弟等发动此种惊天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一条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


20日,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表告东北军和17路军将士书,更是下破釜沉舟之决心,准备与南京开战。西安事变的行动就是因为再也不能听任那些“变相汉奸”,或者是“犯了恐日病”的领导人“欺骗”、“敷衍”才不得不武力制止之。任何人敢以武力压迫,“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在以上所列各种电报和讲话之中,显然看不出张学良有任何退缩的表示。张学良十分清楚,要成功解决好这一重大的事变,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红军、东北军和17路军结为军事同盟;第二,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第三,或者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或者得到众多地方实力派的同情而抛弃蒋介石与南京的少数当权派。问题是,在上述三个致胜条件上,张学良占了几个条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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