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英社原创]中国离冷战有多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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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离冷战有多远(二)

——社会主义集团衰弱与新遏制主义的诞生

随着苏联体系的最终崩溃,东欧剧变、南斯拉夫这个“远东之锚上最后的社会主义堡垒”的彻底分解、利比亚塔扎菲政权向西方低头,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越来越走向衰弱,奉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思想的中国也在世界大潮面前改革其经济思路,不仅中国在改革,所以曾经被苏联体制所束缚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改良着他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自由选择的背后,一方面他们要面临着西方国家在冷战后对他们的不信任和改造的决心,一方面要小心不能让自己的民主标准稍微偏离于西方所规定的进程之外,否则就会遭到批评和指责。更甚者政权颠覆和政治扼杀更是家常便饭。相对于国家安全来说,缓慢的冷战进程虽然无助于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但仍然可以说大部分国家还是保持了相当的政治自主权(这里的政治自主权并非指一般意义上民主选择的权利,而是在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时所享有的自主权),这种对比更是在苏联解体后更是明显。在接受民主改革的国家当中,阿富汗和伊拉克自是不必说,在所有意识形态前沿阵地上的所有国家,无一不受到如此的波及而引起混乱。在混乱之后,要么走向衰弱而服从于西方世界的价值标准(这并不会给他的人民带来什么有效的好处),要么继续走向分裂和混乱(前者比如捷克,后者比如非洲的某些国家,比如苏丹)。那么西方世界用自己的标准强行推广到世界,必然会引起反思和对抗,这就是冷战的实质所在,即使是一句话的真理,也未尽然放诸四海皆准,更何况复杂的主义理论体系。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新的图画,中国和俄罗斯代替了以前苏联的位置,同美国和欧洲在更多地区、更多方面、更为复杂的问题上博弈着。

冷战下的新世界,到今天这个命题仍然是适用的,因为“冷战尚未结束,它只是隐藏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罢了。”劣者也是持此观点之一,最显著者,莫过于把社会制度同人权问题缠纠在一起,而使得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的进程成为划分敌人与朋友的最首要条件。这里插一句题外话,西方世界很喜欢把人权作为干涉外部世界和他国内政的好借口,但是其实这里面有什么猫腻,众所周知。利益是永恒不变的,人们追赶利益的源动力也是永恒不变的,布什曾说过“民主国家从不相互进行战争。”,可惜的是,北约介入南斯拉夫战争的突然到来和迅速结束,却把一个大耳光扇在秉持着“公平的国际主义者”脸上。后来,1992年,当时已经下台的撒切尔夫人,她说出了西方大国对南斯拉夫干涉的实质:“不是因为当时还有没有发生的种族清洗罪行,而是因为塞尔维亚人民,竟敢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一个表明坚信社会主义理想的米洛舍维奇。”虽然今天,我们不可能完全将一个国家完全看成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说这样的分法已经过时——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实现市场化经济,民主制度,当然这二者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符号,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这样的特有符号。所以,最后的标准,就落在了最肮脏,最没有道义可言的共同利益身上。但是这又有一个矛盾,不少国家既然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但却仍然在政治领域内遭受到不公平待遇和本国外交方面遭受打压和挫折。也就是冷战的思维仍然在某一些方面起着作用,制约着国与国之间正常化关系的发展。意识形态划分世界的历史已经过去,但是冷战,远远没有结束。

简单的说,在西方国家看来,在他们所主导的全球化经济条件下,没有符合他们胃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显然并不具有太大的利用价值,虽然市场经济的作用可以使得民间和贸易交流的门槛放得很低,但是遗留的冷战思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前进脚步,而意识形态也演变为“人权”和“经济自由市场”这个更大的命题,于是他的打击范围更广了,不论是谁,只有符合西方世界价值标准的国家才能够进入这个“圈子”内,由七国集团或者八国集团或者其他什么集团所把持的世界经济体系正在制定着他们所希望的游戏规则。首先,贸易规则当中就已经注入了最为危险的敌对的意识形态因素——遏制!其实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开放市场决不是西方国家的最终目标,他们以自己的民主标准改造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使之为自己的全球战略和国家安全服务,才是西方冷战思维的最大毒瘤。比如中国在27年前实施市场经济改革时也让西方世界大为惊异和不信任,并且在中国由恢复关贸总协定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十五年中经历了多少波折,再如即使今天朝鲜实施了如中国一般的市场经济改革难道就能使西方世界放弃对朝鲜的封锁和打压?结果显而易见,西方世界并没有因为苏联崩溃而导致社会主义体系消退而放弃自己的冷战思维,其中以尼采在他1949年撰写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为代表,这份决策纲领的出炉意味着1947—1949年间由凯南奠定的“现实主义遏制战略”的终结,确立了冷战多半时间里美国看待世界的基本框架,至今这份文件的精神仍然是美国进行外交战略判别的重要依据之一。

和过去的冷战不同,两强对峙的局面很快结束,利益所指向的两者必须维护这样一个共同的范围,以保证利益最终可以流向自己的口袋,如果一旦这个范围被打破,其危害后果也必将随着利益的流向渠道,最终流向这两者。那么大家都知道,随着苏联的解体,一超多强的局面形成,利益共同的局面趋于崩溃,利益的流向也将重新洗牌。在新的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资源分享上的自由不同,政治多极化和单边主义在从非洲到南美洲的政治大棋盘上较量得你死我活。冷战在至今仍然存在,地缘战略很好的继承了冷战时期对于世界的划分,并将之带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以说,新冷战主义的开端就是重新对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改造,当然,这与这个国家民主不民主没有关系,而是其政权是否能为西方资本市场服务。乌克兰在2004年进行大选时,竟然出现过分裂的信号,如果乌克兰出现分裂,将给南高加索地区乃至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带来不可估量的破坏性影响。这种现象也存在于世界上出现政治转型的大部分国家内部。由于政治转型所带来的政治上动乱屡见不鲜,不论从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或者是东南亚的几次****都是这种变化的例证。如果说这种政治动乱是政治转型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阵痛,那么自然是一种正常的发展现象,但是现实当中一国的政治永远不会单独存在,往往受到地区局势和外部力量的影响。所以基本上每一场政治动乱的背后都有多股力量的影子。

那么冷战的旧遏制主义和冷战的新遏制主义有什么不同呢?

其最显著的变化仍然在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主导国与地区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在旧冷战主义的遏制主议当中,欧洲大陆上,随着马遏尔计划使得老欧洲得以复兴并且成为美国的伙伴,并且进一步将东欧纳入美国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造的进程当中,当然,这其中的军事对抗到底是由谁先挑起来,自不待言,我们常说“北约”与“华约”是相互对抗的,并且是为了保护欧洲不受来自东方共产苏联的军事威胁而组建“北大西洋联合公约组织”,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北约和华约组建的时间,就可以很轻易地戳破这个可笑的谎言,好的,那如果我们反过头来再看丘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讲,就可以明白,其实这样的对抗并不是突如其来的。那么资本主义体系的遏制变化(劣者需要说明的是,冷战的开启是双方面作用的结果,在此使用资本主义遏制的用词,并不无指责资本主义需要对冷战负责的意思,只不过是指责胜利者的口吻更易于分析问题)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以美国为首要地位领导下的遏制主义阶段,这个阶段大约可以从冷战开始的1946年到1969年尼克松主义发表的这23年间,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欧洲全球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遭受毁灭性打击,使得殖民主义和欧洲霸权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正如劣者在前一篇帖子当中所说的,欧洲资本主义市场受到苏联军事手段的冲击和意识形态的挑战,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都改变了资本主义本质,接受(按老欧洲的说法是屈从于)共产主义的改造,当然劣者无意为共产主义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什么进行辩护,不过可想而知,为什么这些地方的人民最终选择了资本主义,也反映出这些人民的选择。那么在这段长达23年的时间内,美国人是极积介入地区事务并且主要领导了其他国家同苏联集团进行争夺,例如东西德合并与进行选择是否加入北约或华约的问题、东欧民主权利选择的问题、世界大战后双方全球利益的划分。而在这方面,苏联集团对东欧国家的选择是相当敏感的,其最突出者莫过于1949年前后的“铁托主义”,并且由此而产生的苏联与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的盟友阴影。对于遏制与反遏制,在劣者看来,都是对抗的一种方式,都是双方面的,只不过是谁占主导和谁先挑起这场对抗的问题罢了。在冷战当中,由西方世界占主导并且先挑起的冷战与否,这都已经成为历史,也不需要谁来为这场冷战负责,毕竟世界是现实的,成王败寇。西方世界指责苏联在欧洲拉起一道铁幕,但是自己何尝不是自日本——菲律宾——南亚次大陆——***地区——老欧洲地区拉起了一道对亚欧大陆的包围圈?所以谁也不要去指责对方,因为冷战的开端早已种下火种。

第二阶段,应该是由尼克松主义诞生之日起至今,“尼克松主义”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曼斯菲尔德提出。在1968年11月5日,共和党人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为了使力量相对削弱(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情况下继续维持霸权主义,尼克松同基辛格等人着手修定了全球安全战略。而尼克松主义的雏形则出现在1969年7月,重点则放在亚洲:“尼克松对随行记者发表非正式谈话,透露他正在拟定一项能够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保持强国地位而不搞家长式作风的政策,在对亚洲邻邦关系方面主要强调两点,一、美国将恪守条约义务;二、在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上,除非受到某个核大国威胁,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由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和负责。”这给现任美国总统布什的“新干涉主义”埋下了伏笔,但因非本章内容,故劣者会另开篇阐述。那么尼克松主义的提出曾经被指责为对一战后“传统孤立思想”的倒退,但是在今天看来,这尼克松主义无疑是成功的,他给美国带来了空间的战略空间和抛弃了无谓的负担,而同一时期的苏联却仍然在继续增加这种负担,比如同中国争夺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最终导致了中越战争暴发并且破坏了东北亚的相对和平的环境。尼克松主义在1971年终于成形,即所谓的“欧亚均势理论”,在当年的美国国情咨文当中曾有这样的提法:“以建立苏美均势为核心,伺机调整对中国、欧洲、亚太、中东的政策,在这几个领域内留有回旋的余地。”

劣者在此先不去比较这两种遏制主义之间的差别,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看随着苏联崩溃后,整个世界由意识形态矛盾向着其他矛盾转化的过程,诚然,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如何转变是在新冷战时期的国家最首要的任务,没有国家希望自己在混乱和萧条当中完成,并且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那么这些国家在自身发生转变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影响,在苏联体系崩溃之前,世界上有包括苏联和‘民主德国’在内的17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而今天只剩下中国、古巴、朝鲜、越南、老挝五国,由这两个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减少的数目可见,这并非社会主义或者世界的少数派问题,并且由于苏联解体而产生了大量的国家(包括波兰、乌克兰、中亚、匈牙利、捷克等重要的国家和地区),其影响力可谓巨大,应该来说,其最重要的莫过于民主改造和自由经济市场这两个环节的改革,正如法国学者伯纳德•沙文斯 、埃里克•马格宁在《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中提到的:“在后社会主义地区,真正的问题常常不是从决定论的转型走向无条件的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在不同民族国家经济体中不断出现的多种形式-这些形式产生于社会主义的制度性错位,产生于制度性变革,并且导致了社会系统复杂的自组织过程,其特征是强烈的‘路径依赖’。”而正是这种依赖路径无疑给资本主义特别是西方国家参与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造以机会。而且从地缘政治方面出发,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造还带有很强的“邻邦意识”,东欧向西欧学习,东南亚向日本、韩国学习如此种种。而且如果我们再把这种趋同性同尼克松主义结合起来,就可以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资本改造必然是同政治改造一起的,把社会主义改造得更像邻近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符合美国全球化安全战略的重要手段,“具有相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更有利于协同其邻国。”这样,进行改造的最终目的也就达成了。


本文内容于 2008-1-27 16:09:06 被wuyiwen12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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