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买人心到大开杀戒: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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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pic.tiexue.net/pics/2008_1_9_38163_6738163.jpg[/img] 大西政权是张献忠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张献忠是陕西人,起义后自号西营八大王。(姚雪垠先生小说《李自成》认为张献忠乡土观念强所以部下称西营)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由安徽入湖广,直取省会武昌。攻破武昌后处死楚王朱华奎。这年他在武昌将称号改为大西王,改湖广会城为京城。铸西王之宝印,改武昌府为天授府,改江夏县为上江县。大西中央设六部、五军都督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以楚王府为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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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政权是张献忠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张献忠是陕西人,起义后自号西营八大王。(姚雪垠先生小说《李自成》认为张献忠乡土观念强所以部下称西营)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由安徽入湖广,直取省会武昌。攻破武昌后处死楚王朱华奎。这年他在武昌将称号改为大西王,改湖广会城为京城。铸西王之宝印,改武昌府为天授府,改江夏县为上江县。大西中央设六部、五军都督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以楚王府为西王府,宫前树起两面大旗,上书“天与人归,招贤纳士”。武昌城九城门也树两大旗,上书“天下安静,威镇八方”。


由于各级政权建立了起来,需要许多知识分子。张献忠为了争取他们为农民政权服务,曾经一再举行开科取士。如在武昌派监军李时华主持考试,录取了二十人为进士,授州县印官(即正官);四十八人为廪膳生,授府州县佐。六十岁的汉阳人陈珏还中了状元。参加考试的士子相当踊跃。


张献忠还将楚王府的金银散发给饥民,同时扩大自己的军队。经过张献忠的系列安抚及整饬,武汉三镇秩序井然,开始恢复生机。湖广布政司中共有21人州县归附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但张献忠并没有在武昌呆多久,此时李自成也在襄阳称王,与张献忠的矛盾加剧,同时左良玉也准备进攻武昌,张献忠便离开武昌向南进攻,进入湖南,武昌不久便被左良玉攻占。此时的大西政权影响力还相当有限,政权规模也不大。


旧史籍中,关于张献忠占领武昌后的记载,多有诬蔑不实之辞。如《绥寇纪略》说大西军破城之后,将“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录为兵,余连项就戮,贼持刀者腕为脱,乃佯开汉阳门纵之去,门逼水,人嚣呼蹈籍,铁骑围而蹙之江中,自鹦鹉洲达于道士洑,浮胔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简直描绘得惨绝人寰。可是,吴伟业在同书的另一个地方却不得不承认:“初,献忠踞武昌,有大志,故于属城不甚残杀。尝题诗黄鹤楼,令其下属和。诈收人心,发金以赈武昌,汉阳难民。”《蜀碧》卷三也说:“献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残杀。”这些话倒是多少透露了一点当时的实际情况。


离开武昌后大西军向南进攻,首先攻下咸宁、蒲圻,八月攻下湖南岳州,八月二十五日攻下长沙,明宗室吉王与惠王逃往衡州。张献忠追到衡州,桂王、吉王与惠王逃窜,张献忠便分兵略地,占领湘赣大部。农民军取得重大胜利是与人民的支持有联系的,张献忠在长沙的檄文就说:“所属州县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并将杨嗣昌的家产“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在衡州“不戮一人”,在常德“不妄杀人,唯宗室无得免者”于是出现了诸如“献忠自湘潭山中拔营向萍乡,士民牛酒迎贼路相属”,“袁州士民俱书‘顺天救民’字于门,造册迎贼”,“峡江邑人执知县以待贼”等情况。


但湘赣也不适宜大西军立足,向东南进军也不容易,在桐城就投奔张献忠的汪兆龄建议“江南未可图”“必先得蜀以为根本”“根本既固,然后北伐,四征天下,不足定也”张献忠采纳了这条建议。


明末的四川正是贪官污吏横行的世界,有史料称:又甚至贪官、污吏、学霸、势绅、市棍、土豪、衙蠹、宦仆,猫鼠固结,鱼肉善良,倾人之家,破人之产,鬻人之子,骗人之财,坏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淫占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绅矜棍蠹,莫不万亩千楹更锦衣而玉食;乡农佣贩,惟有佃田租屋且啼饥以号寒。又其最甚者,或父子相夷,或兄弟相害,或朋友相杀,或夫妇相伤,或亲戚相残,或宗族相贼。以至积愤不平,抑冤难诉,撼天沮地,泣鬼愁神。怨气结为氛畛,乐土转为恶域。”四川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人民掀起了遍布全川的“除五蠹”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张献忠向川东门户夔州进发,部队号称六十万。由于明军川东的力量薄弱,大西军轻易攻下万县,四月又从万县出发,以“澄清川狱”为号召直指重庆,六月破重庆,杀明瑞王朱常浩及明朝四川巡抚陈士奇等。七月初四大西军从重庆进攻成都,一路上先行招降牌招降各地,不降才发兵进攻。把顽抗的明军士兵剁去一只手,让他们通告全川各州县:“但能杀王府官吏,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乱,无不破竹下者。”


大西军进展神速,八月已经到达成都,此时成都已经得到北京被李自成攻破的消息,人心浮动“兵懈城守,民怀去志,多携家口辎重日夜出奔,内外一空。其守兵潜遁者,亦以万计”蜀王朱至澎与新任四川巡抚龙文光束手无策,甚至想出了决都江堰以固城防的主意,八月七日张献忠开始攻城,用火药炸开城墙攻入成都,蜀王自杀,很多明朝高级官员被杀,张献忠派兵四出,占领四川大部。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正式建国于成都,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蜀王府为西王府,仿照明朝制度建立政府。以汪兆龄为东阁大学士,左丞相,裁断政事,严锡命为右丞相。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麟为户部尚书,吴继善(江鼎镇)为礼部尚书,龚完敬为兵部尚书,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京畿道御史为齐之奂。将大西军编为一百二十营,各营设总兵为统率。孙可望为平东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是大西军主力,中军王尚礼、前军白文选、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水军独立成军,以王复臣、王自羽为水军左、右都督。在成都进行军事管制,以王尚礼为提督御营,窦名旺为提督皇城都指挥,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大西政权还在各州县组织了地方武装,称为“里兵”。


行政措施上大西政权铸造了大顺通宝,做工精巧,被许多人当作装饰品;出版了新的历书《通天历》;邀请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天学国师”等。张献忠还任命原雅州知州王国臣为茶马御史,与少数民族贸易,重视招抚少数民族。这些措施说明张献忠已经准备以四川为长久的根据地。


虽然大西政权似乎已经稳固,但张献忠却连续犯了几个重大错误,这些错误直接导致大西政权的失败:


第一,没有重视明军的残余势力,张献忠撤离重庆时没有部署多余的兵力防守,结果八月马乾就击败大西军守将刘廷举夺取了这一重镇,不久南明建立,任命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樊一蘅为兵部侍郎,总督川陕军务,在纳溪设立幕府。地主武装群起响应,如川东曾英、川南杨展、川西曹勋等,其他小股地主武装“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拒险寨者不可胜数。”他们对大西官员“投之火,沉之水,或生剥其皮”“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数县官者”。而张献忠却忙于同李自成争夺川北,忽视了明军这一重大威胁。


第二,忽视了生产,大西军虽然采取了如严格的保甲法稳定社会秩序,却没有采取得力措施恢复生产,而随着地主武装的崛起,大西的控制区域缩小“其威令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遇县耳”。广大农民锝不到安全保障,纷纷外逃,如川西州县居民“逃散殆尽”,人民的外逃使得大西政权控制地区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其恶果很快表现出来。


第三,与群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前面已经说过,大西军能取得胜利是与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但张献忠建立政权后却脱离了群众,产生了天命思想和偏听谗臣的做法,这从他立“圣谕碑”及宠信汪兆龄可以看出来。


第四,出现了滥杀行为,有人说张献忠最初无意杀戮,是在地主武装蜂起的情况下“欲以杀戮为威,而剿洗之兵四出矣”,但大西军在进攻地主武装盘踞的山寨时不分好歹,实行”除城尽剿“的政策,认为“ 凡居山野者俱叛逆,将悉行剿灭,城内者俱良民,乃免死”错杀了不少无辜。又如张献忠在成都开特科时,某些士子“杀监兵数百”“黑夜造反,震惊都城”。王尚礼立即“擒缚首逆一百五十九人正法”,按理说事情可以完了,但张献忠一怒之下,将剩下士子定性为“诸逆”并杀之,这都属于滥杀行为。这些行为带来很坏的影响,使得大西政权更加孤立和困难,如“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张献忠后来也有后悔的表现,可惜为时已晚。


大顺三年,由于粮食的极度匮乏和各路敌人的围攻,张献忠决定退出四川,起初准备从水路下湖广,但遭到明军的堵截而失败,不得已从川北去陕西。但大西在川北的将领骁骑营都督刘进忠已经投降了清军,带领清军进攻大西军,当大西军到达西充凤凰山时,有探兵报告发现清军踪迹,张献忠不信,自己带了很少的人马去打探情况,结果中箭而亡,年四十一。清军乘机猛攻,失去主帅的大西军人心涣散,被清军攻破营寨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一万二千二百余匹”,大西军溃退后形成了四将军掌权的局面,后来大西军为了获得南明的支持而废除了大西国号,大西政权遂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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