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眼中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原文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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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外国学者眼中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原文节录) 作者德文•高尔期坦是美国凯勒大学人类学副教授。此文资料是作者在美国印度研究所资助下,用20 个 月时间实地调查所获。因原文太长,且主要是讨论西藏“人役税”制度,故作节录。参考这篇学术性的论 文,人们对封建农奴制度当有一个客观的了解和评价。 长期以来,文献中的西藏社会,受到食而不化的宗教观念的影响。藏传佛教所谓的“伟大传统”已占去了大多数有志于研究这一地区的学者的力量,而往往忽略了对社会组织之类的课题的关注。其中一个最重

外国学者眼中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原文节录)




作者德文•高尔期坦是美国凯勒大学人类学副教授。此文资料是作者在美国印度研究所资助下,用20 个

月时间实地调查所获。因原文太长,且主要是讨论西藏“人役税”制度,故作节录。参考这篇学术性的论

文,人们对封建农奴制度当有一个客观的了解和评价。




长期以来,文献中的西藏社会,受到食而不化的宗教观念的影响。藏传佛教所谓的“伟大传统”已占去了大多数有志于研究这一地区的学者的力量,而往往忽略了对社会组织之类的课题的关注。其中一个最重要和被忽略的问题是阶层分析,而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是个基本的要素,它对于理解传统的藏族社会制度以及那些跑到印度或留在国内的藏族人的适应性变化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即使有人偶尔写到西藏的社会制度和阶层,也是矛盾和混乱不清的。有些作者强调社会关系的可变性与开放性方面,另一些作者则奢谈不平等制度下社会关系的僵硬与封闭体制。他们的看法都近于含糊而欠精确,只触及到问题的边缘。


一个制度化的不平等体制


除了屈指可数的贵族之外,西藏几乎所有的在家人都是农奴, 他们世代归属于庄园和领主。然而,有几种类别明显不同的农奴,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可变性,特别是以前被忽视的农奴中次等地位的米波(mibgs)或“人役税”的性质,通过这一关键性的渠道,使个人的变动成为可能。此文即专论米波所体现的这种状况。

西藏的特性是,一个制度化的不平等体制,或可称之为包容一切的农奴制。虽然“农奴制”的概念,一般会联系到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百姓(例如:博格尔写道:农奴制一般是指农业的奴役制。农奴是屈服的农民)。这种看法太狭隘了。比如,西藏的大多数牧民,在组织结构上与农业庄稼一样,对领主和庄园有明确的关系。因而本文中农奴一称,实指世袭的主奴关系,这种关系中的奴,即农奴,对其主,即领主,是具有一种独立的法定身份的。

这种领主——农奴关系不同于主人对奴隶的关系,因为奴隶,在法律上不具有独立的身份,而是被看作主人的财产。此外,它又不同于被雇佣人与主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它是世代相传的。被雇佣者能单方面断绝他们与某一主人的关系,而农奴却不能。

现在让我扼要地考察一般情况下西藏领主与农奴的关系。

西藏所有的俗人可区分为两个有不同级差的族内阶级,下面称他们为贵族主(sger pa)和农奴(mi ser)。这些阶级的成员均为世袭,农奴与领主的联系,通过平行的血统关系而世代相传,即女儿归属于她们母亲的领主,而儿子则归属于他们父亲的领主。按人口统计,除去大约二百五十——三百户贵族家庭,剩下的世俗人口皆为农奴。

领主与农奴的世袭关系,通过庄园土地而体现出来。如果庄园易手(领主),农奴亦作为庄园的一部分归属于新领主的权力之下。这是西藏农奴制的基础,因此,与其说农奴依附于某一家族或某 掌管的机构,倒不如说农奴主要依附于庄园。

在这一基本体制下,农奴隶属于一个庄园,也就被束缚于该庄园。他们没有转移的自由。他们不能合法地和单方面地离开庄园土地以及摈弃他们世袭的对领主的义务。如果一名农奴企图永远逃离他的庄园,领主有权追捕、强迫他返回并惩罚他。本世纪前,这一逮捕的权力没有时间的限制。

虽然西藏农奴世世代代被束缚于庄园和领主,然而他们在法律上却有自己的自由。尽管他们对领主要承担沉重的义务,但同时也有一定的权利。虽说没有统一的法典规定他们的权利,然而他们的权利却各不相同,不仅不同类型的农奴有不同的权利,就是同一类型的农奴在不同领主下也权利各异,同一领主对同一类型而不同庄园的农奴也不一样。尽管情况如此复杂,但说清一般的情况还是可能的。

虽然农奴对其领主承担沉重差税义务,但农奴有权占有一定的“基础”,即指谋生条件,从而履行这些义务。对于从事农业的农奴,这个基础当然就是可耕地,不过不同类型的农奴占有可耕地的数量、类别、使用权各异。

尽管农奴确定列有自己的权利,但是,领主对农奴的行为,却掌握着合法的各种权威和限制,而实际上他们往往利用自己优越的地位和财力,超越__已经很广泛的权力范围。更使农奴脆弱不堪一击的是,领主对他们的农奴拥有初级的判决权,甚至包括处以严厉的惩罚和监禁。因而,尽管农奴明确有着自己的权利,但在西藏一般的生活模式中,总是领主对农奴行使着更大的统治权。


事实上不可能的地位变动


领主和农奴的地位是世袭的,他们之间地位的变动事实上不可能。尽管统治者可晋封平民为贵族,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晋封每位新达赖喇嘛诞生的家庭,然而这种情况非常稀少(例如1950 年时,一共只有六个贵族家庭是从达赖喇嘛遗传下来的),在数量上元足轻重。它对整个制度潜在的可变性没有重大作用。农奴实际上没有把领主地位看作是一种哪怕是遥远的可能达到的目标。

出家当僧人,倒是另一种更为普遍的变化形式,因为僧人和尼姑不是农奴”而且对他们原来的领主不再负担义务;然而,这种僧人并不能永远改变他们农奴的身份和地位。更确切地说,他们的农奴身份和地位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僧人得以豁免而已。如果一朝一个僧人或尼姑脱离僧籍,那就立即回复到他们原先的农奴身份和地位。而且,农奴若希望成为一个僧人或尼姑,必须得到他们领主的允许。总而言之,领主与农奴阶级之间,实际上不可能互相转化。虽然农奴可以变为僧人和尼姑,然而,这并非法律上的权利,而仅仅是在他们作为僧侣期间,可以逃避农奴制对他们的束缚而已。

上面我曾强调西藏的农奴是通过庄园土地与领主相联系的。虽然西藏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庄园,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相当于封建时期欧洲名为采邑的庄园。这种采邑庄园是领主世袭领地(西藏领主可分三类:显贵家族共同体、寺院——宗教共同体和地方政府机构)。这种庄园包括业经划定界限的土地面积,以及一群依附于它的农奴。这片土地的核心是农耕地,它又分为由领主控制的领地(或专用地),以及农奴控制的租用份地。后者是农奴的经济来源,从而维护生计。他们耕作这块份地并获得益。同时,领主专用地也同样由农奴耕作,但这是作为一种义务性的徭役,其收获由领主保留。

至今我们所讨论的是农奴的地位,仿佛它是一个不能再分化的类型。而事实上,西藏的确有一些重要的不同层次的农奴之间显然是可以变化的。西藏人把农奴分为两大类:差巴和堆穷。第一个词按词意可译成“交差者”或“支差者”。第二个词是“小户”或更切台字意是“小烟户”。“支差者”的地位,体现在地位、权利、基本经济资财和一般说来实际的富裕程度等等都比较优越方面。


“差巴”身份的人,最大特点是一个个有名字的共同家庭单位,从他们的领主那里,世袭地掌握着属于他们名下的相当数量的土地。只要他们对领主完成规定的义务,就能够使用他们的土地,而不能赶走他们。然而这些义务非常苛刻,要求差巴提供多方面的各种徭役,包括人役特别是畜役以及各种各样的实物税和货币税。

“差巴”以家庭共同体为单位,世袭地掌握着数量可观的土地,但作为代价,必须支应非常繁重的差税任务。

另一方面,堆穷是指两种不同地位者,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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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类型像“差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而另一种则否。不同于“差巴”农奴的,是“被束缚”型的堆穷,通常只掌握不能继承的、维持生存的一小块土地。而且,他们只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家庭的共同体为基础来掌握土地的。土地不一定由家庭单位代代相传地继续下去,虽然对农奴通常是终生长期的使用者。与此相应,我们有鉴于“差巴”必须支应繁重和各种名目的差税义务,而被束缚的堆穷,则主要提供与领主耕作所需的人伕徭役而已。

另一种类型的堆穷,就是他们不被束缚于土地(庄园)上。这类农奴保留着支配自己行动的权利。他们可以自由地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以及为任何他们愿意的人工作;不过,我们会谈到,他们事实上仍旧与其领主连结在一起,对领主负有一定的义务。


被束缚农奴改善生存条件的努力,主要是通过从庄园逃跑后的既成事实而实现的。虽然这绝非普通现象,有些农奴确曾试图从他们的庄园逃跑。领主虽然在法律上有权力去寻找并逮捕逃亡者,但这并非象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地方政府的行政机构并未在各地区保持设施,以便担寻并逮捕罪犯。那里没有警察,主要承担追捕的责任便落到受害者身上,在此情况下也就是落到领主的身上。考虑到西藏地方之大,以及其它有关因素,如耕地多和人力少的压力,逃亡的农奴一般在另一地区,很少遇到困难就能找到一些活干,而扈佣者并不关心他们地区新来人的由来。因此,当地的协助既然靠不住,领主也就很难查明并逮捕逃亡者了。

然而,就算逃亡者得到的有利结果是极大的个人自由,但这并非没有不利的一面。第一,领主总有这样一种外在的可能性,某天找到并惩罚这个农奴。第二,领主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向逃亡农奴留下的家庭和亲戚发泄他的愤怒。第三,逃跑意味着与一个人的家庭和朋友,有时甚至与此人的家乡完全断绝关系。探亲显然是不再可能了。最后,逃跑使该农奴处于绝境——因为他没有领主了——在遇到争端时,就不再有权势的人做靠山。当然, 他可以将冤情和争端提交西藏地方政府的地区代理人( 宗本rdzungdpon)请示公断,但鉴于西藏审案过程的一般情况,一个穷人没有富裕者的支持,在理论上公开于众的法律制度中,是不可能得到实惠的。

西藏农奴制作为一般情况,渗透到世俗社会中,除为数极少的贵族阶层外,没有“自由”的农民。所有藏族都是农奴,就是说他们属于某一地位(或附属阶层),使他们通过庄园世世代代地与领主联结在一起。①事实是太令达赖集团难堪了。就是在他们视若神明、靠山的外国人眼里,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除去二百五十——三百户贵族家庭外,西藏几乎所有的在家人都是农奴”。“西藏的特性是,一个制度化了的不平等体制,或可称为包容一切的农奴制”。“领土与农奴阶级之间,实际上不可能互相转化”,

“农奴实际上没有把领主地位看作是一种哪怕是遥远的可能达到的目标”。这是一个实地到西藏长期考察过外国学者笔下的农奴制,实际上,类似记述大量存在于到过西藏的几乎所有外国人的论著中,更存在于和平解放西藏以来大量的调查资料之中。这些本来早已是一个元须提出、无须回答的问题,只是由于达赖集团的存心欺骗,才不得不老话重提。至此,三大领主所谓“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美”在何处,“神”在何方,相信读者可以有自己比较清醒的判断了。


① 以上是高尔茨坦20 个月实地调查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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