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伟大的周总理:土地革命前期周恩来对中国国情独到认识(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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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周总理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是建立在不断体实际中的不断认识深化的基础上,周恩来对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到 的认识 也经历了不断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当时存在着盛行的苏俄式的“城市中心论”与毛泽东式的“农村中心论”,而周恩来的认识也经历了由“城市中心论”到“城市领导农村论”,再到“农村中心论” 的理论过程。 1、 城市中心论 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在向海陆丰撤退的过程中,周恩来给中央的第二次报告中仍坚持“以夺取广州为佳”的即定目标。1927年11月17 日,周恩来出席中共历史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会议

周总理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是建立在不断体实际中的不断认识深化的基础上,周恩来对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到 的认识 也经历了不断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当时存在着盛行的苏俄式的“城市中心论”与毛泽东式的“农村中心论”,而周恩来的认识也经历了由“城市中心论”到“城市领导农村论”,再到“农村中心论” 的理论过程。


1、 城市中心论

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在向海陆丰撤退的过程中,周恩来给中央的第二次报告中仍坚持“以夺取广州为佳”的即定目标。1927年11月17 日,周恩来出席中共历史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起草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中要求广东省委要利用国民党粤桂军阀的矛盾,“并急建议这些暴动汇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的胜利”。[15]在这一时期,周恩来产生了武装暴动与建立政权向结合的思想,但是,他仍然坚持以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为革命的目标,在当时是很不符合实际的,完全受到苏俄是的革命道路的影响与周围一些同志的不切实际的观点的影响。


但是,周恩来的城市中心论 的思想在他的思想发展中是很短的,否则这中国的革命不知道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同时,他的这种观点与一般的“城市中心论”又有不同。周恩来在注重以城市为中心的同时也强调农民在乡村的暴动的作用,认为“城市的暴动必须与农村的暴动相衔接”。这是最大的不同之处,区别单纯的以城市为中心的观点。


当时之所以出现这种观点的原因非常多,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重要作用,而农村则是比较落后,认为占领城市就可以比较容易控制农村,从而可以加快革命的步伐;二是工人阶级产生在城市,在城市又很聚集,力量较大,而且又比较反复的斗争经验;三是大革命的影响在城市又很大,受影响的群众较多,群众基础比较雄厚;四是中国共产党一开始的革命工作就是在城市,城市革命的经验较多,对于农村的革命工作只是补充作用,也没有经验;五是国际上的影响较多,主要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在城市开展的,同时,共产国际的影响也比较大,例如,1927 年11月,罗米那兹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挥者”。


2、 城市领导农村论


在经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失败以后,周恩来发现夺取大城市的目标使不可能实现的,而毛泽东此时在井冈山已经站稳了脚跟,并且呈现出燎原之势,通过对比,因此周恩来由城市中心论向“农村中心论”转变的过度时期的理论——城市领导农村论,承认农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应以城市为领导,城市暴动与农村暴动同时并举。


1928年2月16日,在给中共中央福建临时委员会的信中,周恩来指出“福建目前总的任务是发展城市群众的日常的经济斗争,领导乡村农民自发的斗争,并谋求扩大。”在这里周恩来把城市与农村的暴动当作两大重点工作,但是,在这两大工作之中又有重点,周恩来认为中国革命应该朝着以城市为中心的方向发展的,以城市领导农村。在1928年2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致信广东省委“中国现在革命的发展事实上形成特殊的形式‘农民根据’”,同时,“根据局面必须发展大城市的中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要在这上面表现坚强起来。”中国革命的最后攻占的目标应该是,也必须是大城市,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主张革命发展直接目标是城市为中心,是受当时的现实条件的制约的,这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现的更加明显,“并使这一行动(农民的武装斗争)能渐渐与城市配合起来,得到城市的领导”,认为中国革命就是要以城市为领导,农村暴动为城市工作服务。


另一方面,“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上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改革命”。[20]周恩来此时已经注意到夺取大城市已经是不可能饿事情,因此,他强调的是加强城市的领导作用,而不是在城市发动暴动,相反的是加强发动乡村中的群众的自发的暴动,而农村的根据局面之所以没有巩固,是因为城市领导的脆弱。1929 年6月12日,周恩来在谈到农村问题时说:“目前农村问题客观上是`忽略的,中国游击区域根据的形势存在的问题是要有城市的领导。城市的工作一旦发展到割据局面一定可以发展,固定方面,而目前城市工作表现出主观力量之弱同时客观上有许多挫折,不能太乐观了。”


3、 “农村中心论”


促使周恩来形成“农村中心论”的主要原因是红军第四军在井冈山与闽西地区的斗争实践,集中体现在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信》,还有以后的一些文章几谈话中,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在“‘六大’之后,一九二七、一九三零年应该产生这种观点”的那样。“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 ,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落后的产物。”这是周恩来对自己的“农村中心论”思想的最简明、最扼要的概括。


在产生“农村中心论”的思想以后周恩来不仅在实践中积极支持农村武装割据斗争,抵制各方面的“左”的、右的压力,而且在理论上更注重如何走这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早在1928年的时候,虽然 周恩来没有产生具体的“农村中心论”的观点,但是他已经注意到如何发展农村武装割据了。“在原则上说,游击战争的发展,应该是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又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在这里,周恩来强调阶级矛盾、党与群众的组织及地理条件,这与毛泽东在论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条件有异曲同工之妙,伟人所见略同。


在1929年的时候,周恩来则是直接肯定毛泽东在赣南、闽西的一些具体做法。“红军此时主要地争取粤、湘、赣、闽四省边界游击地策略是对的,但要注意使这四个区域地赤色势力联系起来。红军尤其要加强发动群众以取得广大群众拥护,”他不仅肯定了农村地游击策略,而且进一步指出巩固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广大地群众基础。同时,他更加强调红军地建设,认为红军地基本任务是“实行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斗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这与毛泽东对红军规定的“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又有相似之处。


经过对红四军革命根据地的指导,周恩来的“农村中心论”的思想在1930年的时候更加完善,尤其是对实行农村武装割据的条件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1930年8月22日周恩来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了脚跟,一步一步有力地发展。目前在中国赣西南、闽粤边等处最适合做苏维埃的根据地,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样的地方以便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与统治阶级形成两个政权的对抗。”在这里,周恩来强调了根据地决不是简单的割据,而是发展的,发展的方向是从农村向“工业中心城市”发展,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工农政权,对“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目标、任务做了概括。至此,周恩来的“农村中心论”的思想已经全面形成。



周恩来的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在理论上,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之毛泽东思想重要的理论“营养”;同时,也是周恩来在中国革命理论上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实践上,周恩来以次为指导,同当时的各种“左”倾、右倾做了坚决的斗争,推动了中国革命向正确的道路上发展,减少了在道路探索上不必要的损失;周恩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孜孜以求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


本文内容于 2008-1-14 19:12:19 被沙漠绿胡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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