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伟大的周总理:土地革命前期周恩来对中国国情独到认识(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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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土地革命前期周恩来对中国国情独到认识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了革命,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多灾多难与历经血与火的考验的一年。由于陈独秀为首的中央领导人犯了右倾的错误,忽略了革命的领导权和军事斗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为了挽救党,挽救革命,周恩来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 历史毛泽东送到革命实践的前线农村,而把周恩来留在了领导指挥的中心城市。由此开始了当代中国两个伟人对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如何

土地革命前期周恩来对中国国情独到认识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了革命,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多灾多难与历经血与火的考验的一年。由于陈独秀为首的中央领导人犯了右倾的错误,忽略了革命的领导权和军事斗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为了挽救党,挽救革命,周恩来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


历史毛泽东送到革命实践的前线农村,而把周恩来留在了领导指挥的中心城市。由此开始了当代中国两个伟人对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他们在探索的道路与论述有又不同之处。

从1927年11月周恩来到达上海到1931年12月前往中央苏区的长达四年的白区斗争,周恩来主持了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创建领导了中央特委,恢复和发展了白区的党组织的力量,领导支援了苏区的发展,加强红军的建设,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强化了党的团结,维护了党的统一在实践与理论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探索领导与支持“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更是功不可没,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如何发展,走什么样的道路,是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而不应该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周恩来是其中的 卓有成效者,也是与一般不同者。虽然,他的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但是,他以他的特殊的经历,特殊的身份地位,特殊繁荣环境,又有特殊的论断,与毛泽东又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像周恩来自己所说的“在‘六大’以后,一九二七一九三0年,应该产生这种观点(农村中心的观点)。”在这期间内,周恩来先后在五大上担任了中央委员,五届中全会上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中央秘书长(未到任),1927年5月25日时担任中央军人部部长,主持成立特委,1928年7月20日担任了中央政治局秘书长与组织部部长等中央工作,处于党的中央 的领导核心的地位,虽然,他不能处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具体实践中,但却可以得到全国革命的情况,这些都促进“周恩来式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与发展。



“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识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大革命失败以后,之所以出现“一次革命论”“城市中心论”“革命高潮论”,这样或那样的认识,就是因为没有中国的国情,而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认清了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的性质。


在“六大”以前,周恩来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还基本处在初步的探索阶段。“我们对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很好分析,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乡村中心’‘乡村战胜城市’的观点也没有产生”不但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反而处在不切实际的革命论调的包围之中,主要是“下一个革命高潮论”“武装暴动论”与“社会主义革命论”,但是已经认识到“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 的武装”的重要性,认识到在当时的中国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在《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与“南昌起义”的实践中可以略知一二。此时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观点,1927年9月7日,南昌起义失败的队伍向潮汕撤退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我方目的,在先到潮汕海路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况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在如此的情况下,仍然以夺取大城市为最重要的目标。


在“六大”召开前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湘南闽西根据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六大”中通过的正确决议的指导以及周恩来自己的艰辛探索,他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又一个彻底的认识,例如,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认识,革命性质的认识,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认识及革命的动力任务的认识,等等。

1、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


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军阀成了名义上的合法政府,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也有相当的发,因此,有些人认为中国进入了资产阶级社会,其革命的性质时社会主义革命,但实际情况是“只有叛徒托洛茨基派中国陈独秀闭着眼睛讴歌中国资产阶级会有独立发展和稳定的前途。”这是周恩来对中国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反驳。


中共的“六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仍然时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引起现代中国全部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中国现阶段的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民权主义革命”。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在1928年10月5日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由有了明确的论述,而周恩来参加了中共的“六大”(1928年6月18 日至7月11日),他对中共的“六大”的决议是接受的,所以,在这个时期周恩来认识到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大革命“不但对上次遗留下的一切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既连小小的改良也不能实现”,“相反,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却大加发展”。因此,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上,不但在时间上是一致的,而且在实质上也是一致的。


周恩来在认清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又认识到蒋系政权是“对外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承认”,“独揽出卖民族利益的特权”,“对内把持长江下游财权及重要的军械制造所”的政权,与北洋军阀政权无二致。同时,他还认识到引起当时中国军阀混战的动因又三个:“帝国主义冲突的激烈成了军阀绘制的主要动因”,“资产阶级利用封建势力去打击封建势力的这种企图------又一动因”,“为争夺地盘与军饷推动军阀混战的危机”虽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但却在此基础上指出了“除了工农暴动的力量而外,决没有第而种方法可以解决引起军阀混战的各种矛盾”,指出解决中国矛盾的力量与具体的方法。


2、对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性的认识

由于政治、经济与地域等的差距,造成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周恩来也敏锐地观察到了。

1928年2月16日,周恩来在与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刘少奇的谈话中“中国地革命是不平衡的发展,我认为,从目前中国工农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走像高涨的”。这是周恩来首次认识到这革命的不平衡性,实现了又平衡到不平衡的飞跃。

1928年4月28日,周恩来在讨论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发言中“中国革命因为农民占了重要的因素,所以与俄国不同。由此产生了一个不平衡的发展问题------关于革命潮流问题,中央认为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但不是最高涨”,1928年6月27日,他在“六大”的发言中“以地方而言,南部与中布、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而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他逐渐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认识到中国革命道路应与俄国不同,认识到 农村革命发展的蓬勃生机与燎原之势。


随着“六大”的召开与对革命认识的加深,在这以后,周恩来对中国革命不平衡性的认识逐渐加深,从而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3、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


周恩来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是在与“两次革命论”、“不断革命论”的斗争中实现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存在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即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应该以合法的议会斗争为方法,否定暴力革命,其主要 的代表有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洛茨基派;另一方面,不断革命论,认为中国当时仍是没的高潮,应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从而形成在全国的武装。其主要的代表是共产国际的罗米那兹。这是当时中国存在的主要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

周恩来在1928年6月27 日的“六大”发言中说:“共产国际取消罗米那兹应用在中国革命的‘不断革命论’,这是很对的。”与此同时,他接受了在“六大”上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的关于“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说法。

周恩来在给江苏、浙江、湖北、广东几省委的指示信中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次革命高潮的中间,没有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的条件,批驳了革命处于第二次高潮的错误观点。


在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中国革命的性质的基础上,周恩来又指出中国革命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为革命指明了发展方向,深化了对革命的认识,为产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本文内容于 2008-1-14 19:12:00 被沙漠绿胡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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