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必读:汉民族服飾消亡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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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必读:汉民族服飾消亡简史(简体汉字版) 紅茶寫在諸友閱讀前的話: 懇求列位一定要耐心、細心、專心看完這篇簡史。請無論如何看完這篇讓多數人閱讀至一半就崔然淚下的短文!!! 拜托閣下了!!!請!!!!一定!!!!

必读:汉民族服飾消亡简史(简体汉字版)

紅茶寫在諸友閱讀前的話:

懇求列位一定要耐心、細心、專心看完這篇簡史。請無論如何看完這篇讓多數人閱讀至一半就崔然淚下的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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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服饰消亡简史!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的都荡漾着浓烈的讽刺意味!

汉族,这个又被称华夏民族或中华民族的古老民族,它名字“华”便是来自她美丽的肌肤——服饰。“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2003年10月,中国姑娘王珊身着中国唐式汉服参加国际小姐选美,并获得“最佳民族服饰奖”的殊荣。然而,时至今日,就是创造这个服饰的民族,却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

“世界上有很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却不多。中国56个民族中,藏族、蒙族、维族等均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唯独汉族却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1964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10元券,俗称“大团结”,票面上的各民族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汉族却穿着中山装。1987年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描绘了中国人口总数在百万人以上的各民族的图案,其它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唯独10 元券上面的汉族和1角券上面的满族,却穿着同样的服装……”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是汉族,可是他们毕生都没见过自己的民族服装。甚至,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汉族从来就没有民族服装,穿民族服装是少数民族的特色。”

没有民族服装,使汉族人在很多场合陷入尴尬的境地。2004年的56民族金花联欢活动中,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身着各自的民族服装,而汉族金花却身着西式黑色晚礼服。

其实,汉族并非原本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服饰。从上古时代开始,自成一系的汉族服饰,就伴随着华夏人民的生活点滴,构成华夏民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成为古典中国文明的重要象征。在创世传说中,她赞颂着先祖炎黄的丰功伟绩,在历史长河中,她记录着华夏民族的演化轨迹。礼仪之邦的教化使她深邃,文明古国的工艺使她华美,的雄威使他庄严,盛唐的光环使她绚丽,她丰富,她悠远,她高洁,她远播四海。然而,就在她绽放比耀眼的光芒的时候,却突然从神州大地上消失了,仅留下一片废墟瓦砾,长伴残阳如血。

《文明的失落与复兴》将带您穿过时空遂道,俯瞰神州大地,欣赏汉族服饰的华美,再探华夏文明的源泉,领略中华文化的渊博,重温古国往昔的辉煌和骄傲,同时也将带您感受那曾经的耻辱与悲伤,体验那痛苦的令人心悸的脉动,感悟汉族服饰所代表的气节和尊严、体会她的坚强和信念,以及她所属的华夏民族的历史、今天、未来的命运、抗争和希望。

我们的汉服是怎么消失的?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这年3月,李自成北上攻取燕京,崇祯帝自缢殉国。李自成进北京,派人招抚驻扎在山海关的原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吴三桂经过考虑,决定归顺新朝,并回京朝见“新君”李自成,在回京途中,听闻家产被抄,爱妾被虏,顿改初衷,回师山海关,占领关城。李自成闻讯,决定征剿吴三桂,21日,双方激战山海关,22日晨,吴三桂情势危急,带随从冲出重围,至关外向驻扎在关外觊觎已久的多尔衮部剃发称臣,归降满洲军,双方合兵。26日,李自成败退回北京,旋即西撤,清军入关,“定鼎燕京”。

第一节 伴随着满洲入关而来就是剃发易服令

早在满清入关之前,辽东汉民早已深受剃头之荼。满洲在明代称为“建洲女真”,剃发是女真族的风俗习惯之一,这也是从其先世,女真金人那里沿袭下来的(历史上,剃发垂辫这一习俗,存在于多数北方游牧民族之中,中原汉人因之泛称其为“索虏”。),同时,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多属马背民族,为征战、抢掠方便其间,其服饰多以紧身窄袖为特点,亦不戴冠,与中原华夏民族(汉族)的宽衣大袖,束发戴冠大不相同。17世纪初,随着满洲的兴起和扩张,这一特定的风俗习惯转而变成民族斗争之间征服与反征服、奴役与反奴役的政治问题。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称后金汗,并攻掠明地,开始以剃发作为降服满洲的标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袭取抚顺,“被掳军丁八百余人,又尽髡为夷。”(《剿奴议措》)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攻取辽沈,“驱辽民聚城北,奴家聚城南,谴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剃不杀。”(《明熹宗实录》卷三)后金的剃发政策,引起汉人的强烈不满,以金洲、复洲、海洲、盖洲南四卫,镇江(丹东)等地最为激烈,“坚不受命,有剃头者,群击杀之。”(《三朝辽事实录》卷四)镇江(丹东)人民拒不剃头,还杀了后金派去的官吏,努尔哈赤闻讯,派兵进行残酷镇压,不剃发者悉被杀害,又抢掠妇女千余人,据朝鲜史料载“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

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继续推行剃发易服政策,明令公布“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女人不许梳头缠足。”(《清太宗实录稿本》卷十四)三年,(1638年)又下令:“有效他国(指明朝)衣冠,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俱加重罪。”(《东华录》崇德三)。皇太极的目的,是防止女真人受到汉人风化的熏染,“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语言”,(《清太宗实录》 卷三四 崇德二年四月丁酉)危及满洲民族政权的长远存在,为此,皇太极反复告戒满洲贵族,应恪受满洲衣冠和善于骑射的风俗习惯云云,-还多次下“上谕”强调这一点:

“当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金)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于亡。我国娴骑射,以战则克,以攻则取。往者巴克什· 达海 等屡劝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朕惟宽衣博鮹,必废骑射,当朕之身,岂有变更。恐后世子孙忘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尔等谨识之。”(《清史稿 太宗本纪二》十一月戊申)

“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金)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 (《清史稿 太宗本纪二》 夏四月己卯)

皇太极认为,女真金朝的灭亡是因为改穿了汉人的宽袍大袖,继尔废弃骑射,从马上下来,“数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此,为避免再度崛起的满洲民族被 “汉化” ,其装束绝不能改变,这是保证弓马骑射的必需!否则,就会有“祖业衰歇,以迄于亡” 的危险。为此,皇太极还召集诸王、贝子,固山额真,“现身说法” “朕试为此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鲁图(满语:鹫一般的勇士)劳萨(人名)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于尚左手之人何异耶?” (《清太宗实录》 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 这是说,一旦满洲人放弃本民族的装束,换上汉人的宽衣大袖,必定会废弃骑射,继尔沦落到“待他人割肉而后食”的悲惨处境。这种看法未免浅薄,穿宽衣大袖未必就会废弃骑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赵国一样不免于亡,秦始皇穿戴着宽袍大袖的冕旒兖服,却最终统一天下。(“冠冕堂皇”这一成语也是从汉族皇帝的传统礼服,冕旒兖服来的。)但皇太极对他的想法坚信不疑,还以之“垂戒”后世,成为清王朝的基本“国策”。进一步的,满洲贵族不但恪尊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还将其强加给被征服各地的汉族人民。在他们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易服,除去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就会断绝其复明之路,效忠满清统治者,作满清的顺民;而汉人和明廷官吏则把坚守自己的服饰发式,作为民族大义的表现。双方以之为冲突的焦点,进行殊死的搏斗。

清军入关,继续推行这个政策。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初一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过通州,知州迎降,多尔衮“谕令剃发”。初二进北京,次日多尔衮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清世祖实录》卷五 顺治元年五月庚寅) 这是满清进入北京后正式下达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者为数寥寥,不过孙之獬、李若琳等最无耻的几个人。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畿辅地区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连吴三桂也极言之。“(吴)至齐化门,居民出迎,见百姓皆剃发,垂泣曰:“清人轻中国矣,前得高丽,亦欲剃发,丽人以死争之曰,我国衣冠相传数千年,若欲去发宁去头耳!清人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属国耶?我来迟,误尔等矣。”(《搜闻续笔》)多尔衮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顺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清世祖实录》卷五 顺治元年五月辛亥)所以清军入关后,剃发、易衣冠的政策只实行了一个月。

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就此完结。当满洲统治者认为天下大定之时,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

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十五日,清军攻占南京,多尔衮即遣使谕令多铎“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清世祖实录》卷十七)这是对民众的。同时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更不许疏请维持束发旧制,否则“杀无赦。”这是一道严令,只能执行,不许违抗。满洲统治者其实把辫子作为的“ 良民证”使用!多尔衮在顺治元年五月讲到剃发令时,就明它的功能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

应该承认,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降清的龌龊汉官起了一定的恶劣作用,最无耻是,就是上面提到的孙之獬,孙之獬在明末清初官场上声名狼藉,一度名列魏忠贤逆党。清兵入京后,他为投靠新主子,极尽巴结阿谀之能。为了表示他效忠满清之诚。“于众人未剃发之前,即行剃发,举家男妇皆效满装。”(将良骐《东华录》卷五)并迅速上奏清廷,谄媚满洲统治者。据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云:“我朝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人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羞愤上疏,大略谓:‘陛下平定中国,万里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1647年六月,山东谢迁领导的反清义军攻破淄川,擒获孙之獬,深恨其无耻,用锥子遍刺其身,插上头发,恨声不绝地骂道:“尔贪一官,编天下人之发,今我为汝种发!” 孙之獬自知众怒难犯,已无活理,破口大骂。义军将其口缝上,凌迟、肢解而死,还把他在城中的孙子、曾孙杀个精光!民愤之大,于此可见!

是否由此就可以说,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是因为孙之獬而来呢?不是!“剃发易服” 本来就是满清王朝既定的“国策”,有没有人出面“奏请”,头发也是要剃的、衣冠也是要换的,只是推行的方式和策略而已。而且这一切,依据满清的统治实力而变化。清廷“定鼎燕京”之后,当时还没有占据全中国的野心,多尔衮下令剃发,有人认为这使得“南人闻风警畏,非一统之策也” 多尔衮说“何言一统?但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耳。”可见,对于能否一统天下,满洲贵族这时还没有把把握,在等待局势变化。清军占领南京之后,满洲贵族才有统一天下的野心,这从“剃发、易服”令的推行就可以看出来。“定鼎燕京”之后下达的剃发令遭到汉人的激烈反对,连吴三桂也极力要求罢除剃发令。这个时候,清廷还担心自己立足未稳,害怕丧失人心,激成兵变、民变,所以暂时罢剃。多尔衮发一纸诏书敷衍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一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自此之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上同)清军占领南京之后,认为统一天下已成必然之势,民族征服者的狰狞面目就露出来了!这回,多尔衮也不管汉人愿不愿意了,反正是人为鱼肉,我为刀俎“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上同)措辞非常严厉,结果自然是激起各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清廷的惟一手段,就是谴兵四处疯狂屠杀。满清王朝的辫子、衣冠就此在血泊中固定下来。

孙之獬的谄媚之举无疑符合满清贵族的征服、奴化策略,但它悖逆了广大汉族人民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感情,因而招致了汉人的刻骨仇恨!而满清统治者在推行这一政策的野蛮、残暴、愚昧、荒谬、落后、反动,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至于孙之懈,不过是臣服在满洲贵族脚下之一小小降臣,贱竖仆役之类,不足道耳,何谈参与军政大计?即使果真孙之懈上疏奏请剃发,也不过正中满洲贵族的下怀,他们正急切巴望着有这样的汉族降臣出面“奏请”,也好封汉人的口,让其“国策”推行起来更加“名正言顺”而已!道理很简单,他们本来就不愿意保留汉族的习俗,避免汉人因发式、衣冠的差异引发“华夷之辩”,产生“亡国之痛”,进而起来“驱除胡虏”。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辙。所以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执行的是如此的残酷、血腥而又坚决、彻底!“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剃发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动极为重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反抗以至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

当时,除了不愿意剃发被斩杀的人之外,还有许多激于义愤,悬梁、投水而死的人,明少詹事徐开投水死,(《明季南略》卷四)中书舍人文震亨绝食六日死,遗笔“仅保一发,以见祖宗于地下。”(《圣安本纪》卷六)有一个叫周之兰的戏子,是个唱生角的名优,对妻子说“如果一定要剃我的头发,我宁可去死!”,妻子回答说“那我也一块死!”于是,夫妻两个人一同跳井而死!“一梨园人周之兰,装扮正生角色,称名优,剃发令急,语其妻曰,‘必剃我发我宁死耳’,妻应之曰,‘是则我亦死耳’,遂同投井而死。”(《崇祯忠节录》卷四)更有甚者,举家逃入深山,俨然桃花园中人,温州雁荡山区,有一徐姓人氏,“不肯剃发,约其宗族数十人,携牛羊鸡犬,耕织之具,凡人世资生之所需者毕备,攀缘而上,剪茅架屋数十间,随塞来路,去之三十年,其亲串莫得其音尘,不知其生死如何也。”(《黄梨洲文集》传状类)

这种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引起了汉族人民的极大愤恨。清军占领南京之后,剃发令依次达到苏州、常熟、太仓、昆山、嘉定等地,人心大哗,群起抗命,纷纷挺身进行武装斗争,清廷随之进行残酷镇压。六月十四日,清军攻破常熟,清将佟某下令屠,杀戮甚惨“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海角遗编》)十六日,佟某等满载金帛子女而归,常熟复起自卫。八月十七日,清军复来,见不剃发者即杀。八月二十五日,清兵北巡常熟以北之福山塘,迫令剃发,“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上同)。 六月十三日,剃法令达到太仓,清将张某诡称召集当地缙绅举行会议,各缙绅来到之后,突然下令剃发,众人方知受骗,即皆掩面痛哭,旋被髡剃。(大概是一边哭一边被剃头吧,这种滑稽又残酷的场景,想起来简直令人哭笑不得。)七月初六,清军攻破昆山,总兵王佐才率兵巷战,矢尽力竭,坐衙署中整齐衣冠自杀,举人周室瑜、贡生朱集璜战死,诸生顾炎武出逃得免。清军屠城三日,“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

1645年五月,李自成败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之后,其部下群龙无首、进退无据,被迫先后投效于清廷阿济格、佟养和部,但并未剃发。到十月间,清方剃发令下,农民军坚不剃头,纷纷倒戈,分别投向南明何腾蛟、堵胤锡部。足见剃发问题,对明清双方的影响之大,清廷以剃发、易服作为屈服、效忠清廷的奴隶标签,而蓄发、保衣冠则成为汉人捍卫民族文化千秋祖业和坚守民族大义的象征!不仅如此,当时的朝鲜、日本等华夏文化体系的国家,也把汉族服饰文化的消亡当作华夏文化衰落、消亡的标志!1667(清康熙六年)年到北京的朝鲜使者回国之后,在其向朝鲜国王的报告中感叹道“汉仪不复见,何日变中华?”可见,在这位使者的眼里,汉族衣冠的消失代表着中华文化的消亡!他并且说,当时的北京居民,见到他的衣服,低头哭泣,神情悲惨。“见臣等着冠耳,指示其儿曰,此乃明朝旧制,垂头而泣,见来惨然矣。”(《李朝实录》显宗八年正月),汉族人民遭受的精神摧残于此可见!

实际上,宽衣大袖、峨冠博带的服饰,加上蓄发、束发的传统,共同构成华夏民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也成为古典中国文明在外观上最重要的象征!可以看成是华夏文明的外在躯体!正因为如此,汉族人民的奋起反抗,不是为一家一族的封建皇权而战,不是为一派一系的学说而战,而是为捍卫华夏文明而战,为捍卫汉民族(华夏民族)的民族尊严而战斗!为保存汉族(华夏)之所以为汉族的存在而战斗!一位西方传教士目睹了这个过程,记载说“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不但把鞑靼人赶出了他们的城市,还把他们打到钱塘江,赶过了江北,杀死了很多鞑靼人。”(卫匡国在《鞑靼战纪》

嘉定,因剃发被屠杀三次,史称“嘉定三屠”另外,还有大家熟知的江阴人民反剃发斗争。时人陈确记:“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是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江阴人民壮烈的据城抗清就是在满清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情况下爆发的。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清军对江阴屡攻不下,丧亡“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高唱着“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的雄壮军歌。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八月二十日,江阴城被清军攻破。清军攻进江阴后,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就下令屠城,“满城屠净,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大砍大杀了三天,被屠杀者达17万两千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江阴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达80多天之久,打败了清军二三十万的大军,杀死了七万五千多清兵,使满清侵略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通史》丁文主编)。在嘉定三屠后,当满清统治者“如愿以尝”的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插上城头的时候,满城已是白骨累累,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

在此之前,满清自入关到占领南京,其间无论是挥戈西征还是举兵南伐无不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许多地方甚至是兵不血刃传檄而定,没有受到十分顽强的抵抗。为何如汉人的抵抗态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呢?明末朝廷吏治腐败、贪渎横行,官贵殷实却国库空虚。为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女真南下,明思宗不断向民众加派三饷(剿饷、练饷、辽饷),民不堪命怨声载道。咸认明廷横征暴敛不恤民艰。孟子所言:“君视民如草介,民视君如寇仇”就是这个道理。更早的诗经则有民众的怒斥:“时日曷丧,吾及汝皆亡”!故无论思宗自缢煤山或弘光被擒芜湖,民众都不以为意。因风传满清轻徭薄赋,汉人反而对于满清则翘首以望,只要这传闻属实,汉民并不介意胡人帝于中华。在华夏民众看来,虽然金銮殿的皇帝变了,但只要自己不受干扰地照旧生活,中国仍然是中国,汉民照样是汉民。赋税反正总是要交的,如果满清皇帝轻徭薄赋岂不更好?待满清剃头令严厉重颁之时,民众如梦大醒,遂怒不可遏。原来满清皇帝不仅是要交税服役,还要变我风俗习惯,毁我文化传统。按此胡服垂辫,华夏将成胡虏,中国将不再是中国,“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章太炎《哀焚书》)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热血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一夕之间竟成燎原之势。

明儒顾炎武很明确地把“亡国”和“亡天下”两个概念区别开。他在《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如满清那样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就是后人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换言之,历史上的“易姓改号”的“亡国”就是“亡朝代”,“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就是“亡国家”。著名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节写道:“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对此颇感不解。他们疑问为什么“为保守头颅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则因保守其发而奋起如虎”?汉族人民先“保守头颅”是不愿为保卫昏庸腐败的明廷上阵拼杀。后“奋起如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汉族的发式衣冠是华夏民族文化传统的象征。满清要把汉族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踩在脚下,这就遭到了汉族人民坚决的浴血反抗。

绵绵青丝,

使君多情,

彤管在意,

念念不停。

绵绵青丝

以君多愁

汉简在握

喻我同俦

绵绵青丝

为君多求

钢刀在颈

碧血长流

――吴飞:《烦恼丝》

相应的,为了保证推行剃法令能够执行到底,满洲统治者对起义反抗的义军进行武力镇压,这种镇压,还伴随着抢掠和血腥屠戮,以及杀人立威。

清廷颁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是百姓的口头阐,而是满清正式颁布的命令),“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王先谦《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这是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发布的“屠城令”: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之上示众。

以嘉定三屠为例,满洲统治者“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一向“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立刻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然而,临时组织的民众义军无法与满洲正规军和汉奸军的联盟对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嘉定乙酉纪事》)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 (魏斐德《洪业─满清开国史》)。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 “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更有甚者,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嘉定乙酉纪事》)满载而去。

除嘉定三屠外,还有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此外还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满清政府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清军攻陷昆山,屠城三日,“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1649年(永历三年 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镇压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满清侵略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顾诚《南明史》第6章第2节 第20章第3节)。被满清杀害的江西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变纪略》,仅有抄本传世,该书于乾隆四十四年被满清禁毁。而今在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书中对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满清兵将妇女抓来“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轮奸的兽行,更是人间罕见。(顾诚《南明史》第16章第1节)。

从满清入关到平定三藩,三十七年之多的屠杀,全国南北皆成废墟,直隶是“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是“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素称“天府”的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温江县,民政,户口),即使抗战时期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最惨烈的华北地区也未出现过这种凄惨的景象。许多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据张善余主编的《中国人口地理》记载:明朝人口高峰为一亿五千万人,清军入关第二年(1645年)为八千万人(当时全国笼罩在血腥恐怖之下,笔者认为此数据不准。明末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三十七年的野蛮屠杀,使全国总人口估计减少了近一半。历史上其他外族大规模入侵造成的人口损失为:蒙古灭金、宋人口减少四成,约五千万人;靖康之难减三成,约三千六百万人;八年安史之乱剧减二至三成,约二千万;五胡乱华(含侯景之乱)在低谷中波动并几度显著减少;日寇侵华二千五百万人惨遭屠杀,但总人口未减少。可见,清寇的野蛮凶残连国人切齿痛恨的日寇也望尘莫及!除汉族外,满清也对其它民族进行屠杀,其中杀苗民一百万,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军消灭,在漠北,把准葛尔蒙古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中国的解决》一文中,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列举满清政府的种种杀人罪行,控诉满清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

剃发、屠戮总是和奴役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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