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六大误会溯源(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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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长达30年的岁月中,毛泽东与彭德怀怀直是帅与将的关系,两人之间的合作是主流,毛对彭的倚重程度也是众所周知的。然而由于革命斗争的曲折复杂,个人的主见以及性格上的差异,毛泽东在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对彭德怀产生过一些嫌隙和误会。事隔四十多年,冷静地回顾当年这段是非恩怨,客观地说,毛泽东在有些方面,确实误解以至冤枉了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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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彭德怀


(一)误杀袁文才、王佐


由一代绿林好汉成长为红军将领的袁文才、王佐,于1930年2月23日被湘赣边界特委以策划“军事阴谋”的罪名错杀。导致这一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中共“六大”决议案“左”倾盲动思想的作祟,也与边界特委和袁王在党内权力之争、个人恩怨等问题上的冲突有关。当时,袁王部队有近800人枪,战斗力与红五军不相上下。鉴于此,边界特委深知不借助其他军事力量是无法应对袁王队伍的。因此,特委书记朱昌偕与常委王怀,连夜骑马赶到红五军驻地,把酣睡中的彭德怀叫醒,焦急地讲到:袁文才勾结反动民团,背叛革命,边界党有一网打尽的危险,必须抢先动手诛除袁王,请求红五军出手协助。


彭德怀听后甚为吃惊,陈述了袁王不致于叛变革命的理由。朱、王以种种“事实”加以佐证,言辞恳切,后竟泣声陈词。这时,彭德怀不能不考虑了,因为按党内的隶属关系,红五军应受边界特委节制,于是未加深思,同意派第四、五纵队随朱、王出发。与此同时,边界特委伪造了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袁文才的信,将袁王及其部属骗来,诱捕杀害。


远在赣南的毛泽东听说袁王被杀,感到十分震惊,井冈山是他和发扬光大德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袁文才、王佐对这块红色区域的营建,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毛泽东自然联系到了彭德怀,认为如果没有红五军的介入,边界特委是想杀而杀不了袁王的。彭德怀不但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制止这场错误行动,反而派兵参与,太不应该。因此,毛泽东把袁王被杀的主要责任记在彭德怀身上,觉得彭坏了革命的大事。


客观地讲,彭德怀对袁王的被杀,应当负有重要的参与责任。但整个事件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边界特委这些人与袁王已经矛盾日深,到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程度,即使红五军不出兵参与,他们也要另想办法的。问题是向来行事果断的彭德怀,出于“挽救危局”的本意,一时考虑不深,卷入其中,引起严得后果,这是他始料不及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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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攻打赣州


1932年春,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等部队,在赣南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自2月上旬起向赣州城发起围攻。经过40天的苦战,4次爆破强攻,均不能得手。最终援敌罗卓英师开入城中,守敌深夜从两处坑道出击,袭占了红军部分阵地。红军不得不退出战斗,撤到赣县的江口休整。


攻打赣州,实际上是贯彻王明“左”倾路线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至数省首先胜利的军事冒险主义的结果,也是已经搬到赣南苏区的临时中央着手于阵地战、堡垒战、街巷战的一次演习。


以毛泽东历来的战略观点和用兵韬略,对攻打赣州当然是持反对意见的。但在有关会议上,多数与会者表示坚决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


临时中央否定毛泽东的意见,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正确领导。而在事实上,从赣州会议起,毛泽东就开始大权旁落了。


既然毛泽东反对打赣州,而结果打了亦是以红军的失利告终,他就有责怪的理由了。毛泽东明白赣州的久攻不克,主要责任在于临时中央,但对执行命令担任攻赣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依然有“王明进攻路线急先锋”之嫌。


作为中革军 委任命的攻打赣州的总指挥,彭德怀必须执行命令,竭尽全力地指挥作战。在攻城战斗的战术指挥上,彭德怀固然有一定的缺陷和错误,但这与思想上甘愿充当“左”倾冒险主义的“急先锋”,是有本质差别的,而并非后来对他所定论的“自动跳出来指挥打赣州”。


三 会理会议前 林彪的那封信“彭德怀取代毛泽东”


遵义会议开过后,红军依然面临十分严峻的军事局势。为要摆脱强已八倍之敌军的围追堵截,已经接替“三人团”行使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竭尽平生智慧,调度红军四渡赤水,终于跳出十几万敌军的重重包围。


然而,不是所有的红军指挥员都能理解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的良苦用意以及战略意义的,有的红军指挥员抱怨这几乎令人眼花缭乱的跳跃式战略,给部队的精力造成了极大的损耗。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就怀有强烈的埋怨情绪,他接通了红三军团的电话,对彭德怀说道:“这样的指挥真叫人担忧,再这样下去是要垮台的呀。


还是你出来指挥,我们服从你。”彭德怀没有把林彪的话当真,只当成是怨怒情绪言下的戏言,便在电话里回道:“你别乱扯消淡。”林彪放下电话后,兀自生了很久的闷气。他找来纸墨,提笔给中央军 委写了封信,信的大意是要求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部队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毛泽东意识到事情到了非同小可的地步,决计召开会议公开讨论此事。


1935年5月12日,在会理城郊一个叫铁厂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端出了林彪的信,然后就自已的得意之作“四渡赤水”,作了酣畅淋漓的战略阐述,最后把批评之矢射在林彪的身上。


其实,毛泽东的斥责之言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这封信不是你林彪能想到要写的,你只不过“是个娃娃”,还不是彭德怀在背后捣鼓你。


坐在会场上的彭德怀,哪能想到毛泽东有这样的想法呢?


风波虽然过去,然而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记挂在心,其后曾经四次提及。而一直自恃“心中无鬼”的彭德怀,却一点也没有介意。直到1959年在庐 山会议上,当毛泽东重提此事时,彭德怀才提出了申辩,让林彪证明了自已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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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


四 百团大战


彭德怀发动和指挥“百团大战”,是在我抗日根据地日见缩小,八路军给养十分困难的情形下组织进行的。当时日军已停止正面进攻,将兵力重点移到华北,对我敌后根据地进行“三 光”扫 荡,使华北根据地的形势极为严峻。可是,日军深入我根据地后,兵力分散,交通线空虚,部分城镇的守备力量薄弱,又形成了对我有利的战机。这些都是促使彭组织这次战役的原因。


“百团大战”持继了3个半月,进行了大小战斗1800多次,共毙伤日军206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6000余,拔除日伤据点2900多个。


日寇华北派遣军总部不得不发表公报承认“损失巨大”。


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百团大战”引起的一些不利因素,就渐渐显露出来。战役暴露了我八路军的实力,使日军从华东、华中增调几个师团,加强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并实行疯狂的报复。再则我方军民在战役中的损失也不可小觑。


毛泽东的考虑显然更高一筹,他不但看到了上述的几个不利方面,还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百团大战的计划虽呈报中央军 委,但未等中央军 委批准,就提早十多天发起行动。这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就有一个组织原则的严峻问题。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对日作战战略,依然是以“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为主,也不排除“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与他注重保存我军实力,立于不败之地的思想是一致的。以几近倾其家底的兵力,投入这么大规模的运动战,这是毛泽东很不希望的。


毛泽东后来深深地意识到:如果彭德怀不那么性急,再傲上半年左右的时间,或等到日军兵力更为分散时,举行这个百团大战,其战果、意义将大得多,我方的损失则要小得多。毛泽东不由对彭德怀发动这一战役的动机,发生了某种怀疑,认为彭意在树立、抬高自已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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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


五 高岗事件


粉碎高岗、饶漱石集团的反党分 裂活动,是建国后党内第一次严肃的政治斗争。1952年调到中央任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权欲熏心,对中央给予如此之高的安排仍不满足。出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的急剧膨胀,他们四处煽风点火,造 谣生事,大肆攻击刘少奇、周恩来。他还反对党内设立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并有目的地进行拉拢活动,为能当上党中央副主席铺平道路。


高饶的反党活动引起了中央的高度注意,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道:“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职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这一讲话指出了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严重性,向高岗提出了严重警告。但是,高岗、饶漱石执迷不悟,高岗还以自杀(未遂)与党对抗。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按说彭德怀是不沾边的。然而在党内一些领导同志的眼里,特别是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应该算“另一个司令部”的人。这是因为,彭德怀与高岗在一段时间的确关系较好,那是抗美援朝的缘故。当时彭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高在东北主持工作,前线的后勤供应及许多事情牵涉到东北。高岗对朝鲜前线的各方面支援非常尽力,亲自去过两次朝鲜,这让彭德怀对他怀有好感。彭德怀在与高岗的接触中,确在一些公开场合议论过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是非,而耿直的彭德怀,还没有意识到被高岗利用了。


高饶的反党活动有所暴露后,彭德怀仍无察觉,直到七届四中全会的前夕,他才感觉到情况严重。彭德怀本打算向中央报告与高岗接触的情况,没想到被繁忙的事务一拖,就捱到了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到这时候,不但成了马后炮,还被毛泽东看成另外一种性质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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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庐山会议


毛泽东对彭德怀历史上的多次误会,最大的事件莫过于1959年庐 山会议期间,对彭德怀“意见书”的突然光火。


所谓的“意见书”,是彭德怀于1959年7月13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彭德怀在给这封后来被称作“万言书”的信件中,既总结了大跃进的成绩,又客观而尖锐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根源,以及如何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等。


令彭德怀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7月16日下午,在会议上,他看到自已的信被印成文件,毛泽东在信的首页加上一行醒目的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加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


”彭德怀的情绪立即坠入空谷:“我写给主席个人的信,怎么成了‘意见书’?怎么还要专门讨论呢?”一种不祥之兆攫住了他。随后在西北小组的会议上,彭德怀要求收回这封私人信件。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封洋洋万言的“意见书”,就象被点燃的柴草堆,形成了烧得彭德怀焦头烂额的“烈火”。


在7月27日的会议上,情绪激动的毛泽东,以一种高亢洪亮的语音。配以有力的手势,讲道:“……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失去了控制的彭德怀不由“嚯”地站起来,不顾一切地拉大嗓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哦,你要操娘?”毛泽东的声音反而小了,保持着一种固有的镇静。他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用力戳灭在烟灰缸里,将嘴唇抿得很紧,在场众人的心黯然沉下去……


其后的情形是,会议延长,斗争升级。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等人纷纷跳将出来,翻出许多历史旧帐。彭德怀悲惨的晚年政治命运,从此开始……


这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报告了自己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悲愤、痛苦与无奈,彭德怀已预感到自己在这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很难生还,因此用了“向你最后一次敬礼”这样的“绝命”之笔……


1967年元旦,彭德怀仍然没有获得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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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批斗彭德怀


新的一年来到了,外面是什么情况,铁窗里的彭德怀一无所知。他如同一只猛虎,被关在了一只笼子里,将他与人民隔离开来,没有了行动的自由,更没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对于目前的状况,他感到焦虑和不安。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看不到自己的对手,无法与对手短兵相接,更谈不上拼刺刀,这位战场上的赫赫名将,感到了自己的无力和失望。


他实在感到苦闷和不解,毛泽东主席让自己出来到大三线去工作,现在怎么又会被一些学生莫名其妙押回北京来?这些学生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毛泽东主席知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


无数的问号在他的脑子里翻腾着。他怀疑党内出了内奸,有坏人在迫害自己。


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状况,就将发给自己写检查的纸笔铺开,准备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主席。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因为写信(文字)给自己引来灾难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在1955年写了近30万言的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建国以来有关文艺工作的一些个人意见和看法的胡风——这是一个被认为是“鲁迅传人”的文人,后来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头子,无辜迫害关押达二十五年之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获得了平反。另一个就是彭德怀,于1959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上书“万言书”,陈述“大跃进”中有得有失,不但被免去了国防部长职务,同时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反党集团”头子。人们始终弄不明白,行伍出身的彭德怀,为什么会想到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看法和意见——这并非他的“强项”,然而他却做了这样的选择。



于是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他被罢官后来到北宋名将杨六郎挂甲归田的地方,住进清代名将吴三桂的吴家花园,在此挂甲归田,读书耕地。在中国历史上,因上书言事,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人不乏其人,但像彭德怀那样坚持真理,始终不向权力屈服,永远都保持正直、开朗的胸怀,困境中不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的确不多。


关于彭德怀到三线工作,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毛泽东已认识到对彭德怀进行罢官批判的错误,为了防止未来的战争,有意让彭德怀出来工作,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到一定时候为他恢复名誉。


另一种说法就是:由于1965年3月美国出兵南越,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决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行“以国防建设第一,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在此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受审查的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因此,对彭德怀的这一安排,实际上是变相的“流放”。(谢春涛:《庐山风云》)


哪一种说法对呢?现在都已无从考证。还是朱光将军的话说得比较客观,他认为毛泽东主席让彭德怀出来工作,谈了五个多小时的话,又请他吃了饭,喝了酒,并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但就是不肯恢复他的原职。”


这,确是事实。


因此,彭德怀到三线工作,的确是忍辱负重!


元旦这一天,彭德怀仍然不得安宁,他隔壁的红卫兵冲进屋来,说是给他“拜年”。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拜年”呢?他们将彭德怀拉起来,让他站在屋子里,强逼他“交待罪行”。


彭德怀不服,问道:“你们把我弄到北京来,我的工作怎么办?你是找我算旧账还是新账,新账我没有,我去三线是毛主席动员我去的;旧账要算我不怕,我早就向中央讲清楚了,毛主席也是知道的。”


红卫兵吼道:“你这个老反革命,老混蛋,你还想翻案!”


说着他们就冲上前来,一把夺过彭德怀手中的烟斗,又去翻他旁边的黄挎包,将里面的纸张弄得满地都是。


彭德怀平心静气地站着,静静地看着这些。


当晚,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1967年元旦,我的生活情况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回北京待审。


时间已过去7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现在再一次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他无法忍受,决定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


他从自己的日记本上撕下一张白纸,写好后认真地叠成方形,放在自己的眼镜盒里,然后叫来哨兵,让他替自己转交出去。


彭德怀在信中写道:


主席:


你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你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北京。现在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你最后一次敬礼!祝你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这封信经层层转送,最后终于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了这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


毛泽东是否读到过这封信呢?至今都没有文字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毛泽东最后也会看到这封信的。


这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报告了自己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悲愤、痛苦与无奈,彭德怀已预感到自己在这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很难生还,因此用了“向你最后一次敬礼”这样的“绝命”之笔。


3月6日,彭德怀被转移到北京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干部队监护。


这里管得更严,大门有卫兵守卫,犯人的囚室前有哨兵,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彭德怀的囚室里还安排了一名哨兵,他的一言一行都要进行记录。


看着四周的环境,彭德怀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在这里是坐监狱。”


哨兵见他嘴里不停地说话,就过来干涉。


彭德怀对着哨兵拍腿感叹道:“今年我已经被撤职八年了,这八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


八年,一个抗日战争都打胜利了,可抗日战争中曾立下不朽战功的一员虎将——彭德怀的问题一直都未能解决。


冬天将至,彭德怀却只有一件破棉袄,一条破棉裤,身上没有换洗的衣服。一个70岁的老人,只得让哨兵给借来针线,然后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地自己缝补。由于囚室里光线不好,手时常被针刺出了血,他放在嘴里吸一吸,又开始自己缝补起来。


4月1日,彭德怀实在憋不住了,他借着囚室小窗透进来的亮光,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这封信写得很长,在信中他详细地谈到了自己被抓来北京的经过。对于当时报纸上不断批判他在西南大三线搞翻案活动,收买人心,妄图兵变等诽谤,都进行了一一的驳斥。




即将写完的时候,他站起来,抬头看了看囚室上面的那只小窗,一棵小树青绿的树枝在外面被风吹得不停地摇动着,上面有几只麻雀在不停地跳跃。而他自己却犹如一只猛虎,被无辜地囚于笼中,心中只觉得一阵凄凉。


他在这封信的最后这样写道:“……我到西南头7个月,大约走了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云南还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料,作些研究,增加自己这方面一些知识和提供领导参考,并无其他意图。”


彭德怀啊,你为什么还要如此执著和固执呢?头一封信发出去数月了,未能等到回信,现在你又再次写信,怀着善良而美好的意愿等待着,你竟是这样的坦诚,如此的忠贞,只有那位公正无私的历史老人知道你的心。


信发出去后,仍然是石沉大海。


按说,此时彭德怀应该明白过来,不会再写信了吧。可要是那样,这个人就不是彭德怀了。


在交出信件后的二十天里,彭德怀同过去一样,仍然痴情地盼望着回信,他常常站起来,独自看着窗外那棵树上摇动着的树叶,呆呆地发愣。


二十天后的4月20日,彭德怀再次提笔,不过这次他不是给毛泽东写信,而是给 周恩来写信。


彭德怀明白,他的问题早已通了天,并不是周恩来所能解决得了的。他写给周恩来的这封信与之前写给毛泽东的信完全不同,在这封信里没有一点谈到个人的事情,更没有谈自己此时此刻所受的苦难,而是向周恩来汇报他在三线建设中所看到和担心的一些具体工作,特别是四川石棉矿的矿渣被任意地堆放在大渡河两岸,被河水长年冲击,流失严重,为此他过去曾向西南局的领导同志做过汇报,但一直未能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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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在信中还分析了这种矿渣的利用价值。认为可以加工成钙镁磷肥,这种肥料成本低,肥效高,对于周围的农民种田很有好处。因为当地属于大山区,农民种地靠天然肥,外面的化肥很难运进去,就是运去了成本也很高,农民买不起,应该加快这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是有利于工农联盟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搞了工业,丢了农民,得了财富,失了人心。


彭德怀在信的末尾对周恩来说:“小事情本不应该打扰你,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祝你永远健康!”


信的最后署名“石穿”。


为国为民,滴水穿石。彭德怀自己都落到了这种地步,心中却仍然关心着三线建设的点点滴滴,关心着中国最基层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


写信,成了彭德怀在囚禁中表达个人情感的一种方式。


在当时中国政坛的三位掌权者中,他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唯独没有给红极一时的“副统帅”林彪写信。


这就是彭德怀,这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中一个必将永留青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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