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冯玉祥为什么要两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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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的首次合作始于1923年,止于1927年6月。这一阶段国内背景主要就是国共两党首次合作的形成以及大革命的开展。1924年1月,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南方广东革命政府统辖的地区,创立了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平定了广州商团武装叛乱,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地迅猛发展。北方则在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得到广泛宣传,中共注重政治宣传和统战工作的做法被带到国民党内,革命影响逐渐扩大,北方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广大人民强烈要求铲除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军阀政治对中国实行“分而治之”这样一种反动局面。1925年,由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仇视正在兴起的中国革命运动,所以他们积极促成直、奉、鲁的反冯大联盟,对国民军的形势非常不利。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宣传与帮助下,作为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则通过冯玉祥言行的分析,认为他具有反帝爱国思想,又长期受孙中山影响,有被争取的可能,所以决定对冯玉祥部国民军进行援助。就这样,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了第一次的合作。

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始于1931年初,止于冯玉祥后来从美国归来途中罹难。但是本文所研究的范围只限于1933年8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解散之时。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苦心经营二十余载的西北军瓦解了,蒋介石遂下了一道道严厉的“命令”逼其出国;受蒋密命的特务在太原及山西各地活动猖獗,冯玉祥的处境十分困难,陷于极度的苦闷彷徨之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抗日民主运动兴起。此时,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却加紧了对南方红军根据地的“围剿”,并对日妥协实行“不抵抗政策”,长城以北及沿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临这样一种局势,于情于理冯玉祥是不会漠然视之的,他必然要寻求各方的帮助以恢复实力扯起抗日大旗。他与中共的秘密接触也正是为“在对他合适的时候,他必然会浮出水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政府在面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是实施持了双轨的实用主义政策的,这一点是不同于第一次合作时帮助国民军主要是从支持世界革命运动这一目标的。苏联之所以不愿意援助冯玉祥是为了不得罪于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方面。但当形势变化有利于中共在北方地区开展苏维埃革命时,它会随时改变其对同盟军的政策,因为领导世界的革命运动依然是其扩张意识形态的一项重要目标。所以从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国际的大政策来看,共产国际制定的一系列“左倾”政策必然波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也即是表现于我在本文后面所述的中共张家口前委对同盟军工作的“左倾”错误。

通过对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前后两次合作背景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大革命时期冯玉祥与中共的合作,是在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大背景下,以公开方式进行的。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反对北洋军阀,冯玉祥的部队是其中的一支武装力量。相比而言,20世纪30年代初以至察哈尔抗日时期冯玉祥与中共的合作,则是在国民党大规模“剿共”的大背景下,以秘密方式进行的。因为是秘密的,所以在冯玉祥与中共北方特科的早先接触中,双方就曾商定“保护色之利用;是革命成功的第一要件”;“干部需用功夫训练”,但“来的人不要担任(须侧面)”,“要竖的关系,不要横的关系”等“不公开共产党旗帜”的办法。 这也就是后来冯玉祥提出的外面绿里面红的“西瓜政策”,这也是第二次合作一个很实际的策略。需要指出的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并非完全都是冯玉祥的嫡系部队,而是一个成分很复杂,包括各派抗日武装力量的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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