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改革运动的兴起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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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初建 南斯拉夫解放后,曾照搬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到1947年,工农业生产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这种集权式的管理体制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单方面撕毁了过去同南斯拉夫签订的一切贸易和经济协议,对南斯拉夫进行经济封锁,施加政治压力,南斯拉夫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遇到巨大困难。1950年南斯拉夫又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收成只有正常年景的50%左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在这极其困难的时刻,以铁托为首的

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初建


南斯拉夫解放后,曾照搬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到1947年,工农业生产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这种集权式的管理体制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单方面撕毁了过去同南斯拉夫签订的一切贸易和经济协议,对南斯拉夫进行经济封锁,施加政治压力,南斯拉夫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遇到巨大困难。1950年南斯拉夫又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收成只有正常年景的50%左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在这极其困难的时刻,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顶住了外来压力,认真研究和总结本国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认识到照搬苏联模式是行不通的。他们决心根据南斯拉夫国情,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南斯拉夫诞生。


1949年12月,南斯拉夫联邦政府经济委员会和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联系会议通过了《关于国营经济企业成立工人委员会和开展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在一些企业开始进行工人自治的试点工作。到1950年年中,全国有529个企业选举建立了工人委员会。在这段试验的基础上,联邦议会于1950年6月通过《关于工人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即工人自治法,宣布在所有国家企业中实行工人自治。法令规定:“工人集团通过企业的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以及联合几个经济单位的高级经济组织的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来管理这些企业。”①工人自治法的颁布,标志着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正式开始。


工人自治法颁布后,在全国工矿企业中普遍成立了工人委员会。但是,由于国家计划制度未作相应改革,工人委员会的职权受到很大限制。针对这种情况,联邦议会于1951年12月通过了《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改革计划体制,国家计划只规定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主要比例,不再给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使指令性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


1953年联邦议会通过新宪法,确认自治原则为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并把工人自治从工矿企业扩大到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以及教育、科学、文化、保健等部门。按照新宪法规定,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由劳动者直接管理生产资料。新宪法还规定,在联邦和共和国两级议会中设立生产者院(后改为联合劳动院),由劳动者选出的代表直接参加社会事务的管理。


实行工人自治后,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扩大,有权按照国家计划要求自行制订生产计划,自由经营,自负盈亏。企业所得利润约2/3左右以投资基金税形式上交给国家,其余部分留归工厂。工人的收入取决于企业经营的好坏。在工人自治时期(1950—1963),企业的权限一般只限于处理简单再生产领域方面的问题,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资金仍由国家掌握。工人委员会最初的权限较小,主要起咨询作用,国家机关和企业经理作为国家的代表在企业中仍起决定作用。只是到了这阶段后期,工人委员会管理企业的权限才逐步有所扩大。


随着工人自治的实行,对农村的生产关系也进行了一定调整。1952年南共六大决定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放弃苏联模式。1953年3月颁布法令,宣布农民可以自由退社和解散合作社。到1960年,合作社只剩下100多个。为了把个体农民的产品纳入社会主义轨道,政府鼓励个体农民同农业合作社和国有农场签订供销合同。政府还努力发展农业机械化,加强国有农场的建设,要求把国有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


为了适应自治制度的发展,1952年南共第6次代表大会正式把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1954年1月,南共联盟第3次非常中央全会批判了以联盟中央执委、联邦人民议会主席米洛万·吉拉斯为代表的关于将南共联盟改组为协会团体、实行多党制的观点,撤销了吉拉斯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来又将其开除出党。1958年南共联盟七大通过的南共联盟纲领明确规定,南共不再干预行政工作和经济工作,它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政治思想工作,起引导作用。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抛弃苏联模式,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改革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1953—1963年,南斯拉夫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达13.8%,国民收入增长1倍。第二个五年计划(1957—1961)提前一年完成。


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与苏联改革的探索


1956年2月14—25日,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召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党中央工作总结报告。报告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在理论部分,赫鲁晓夫提出一系列新观点:(1)关于现代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绝对正确的”,但在目前,情况已经根本改变,由于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和平力量已增长到足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发动,因此,“现代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①同时他也指出,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引起战争的经济基础也将存在的原理仍然有效,因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2)关于和平共处问题。他宣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②他强调和平竞赛的重要性,认为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在和资本主义体系的竞赛中取得胜利。(3)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他认为,由于世界舞台上的根本变化,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连在一起,不应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过渡的唯一形式。他认为,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即有可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在议会中取得稳定的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从而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二十大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当选的133名中央委员中只有79人是原十九大的中央委员。赫鲁晓夫继续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2月24日,大会在完成了预定的正式议程之后宣布闭幕。当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通知代表再次开会,向他们作了长达4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严厉批评斯大林鼓励个人崇拜、违背集体领导、滥用权力、破坏法制、批准镇压无辜,以及对法西斯德国入侵警惕不够,造成卫国战初期苏军失利等错误。赫鲁晓夫把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不良品质。秘密报告打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开了问题的盖子,对人们震动很大。但报告未能对斯大林的功过作出历史的全面评价,未能找出错误的根源并得出应当汲取的教训。


二十大后,苏共中央于1956年6月30日发表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同时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工作。据统计,1956—1957年间,有700—800万人被释放,500—600万已死的人得到平反。在文化方面,政府放松了书报检查。


赫鲁晓夫的做法遭到一些领导人的反对。1957年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特别会议。会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严厉谴责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主席团的多数成员要求赫鲁晓夫立即下台。赫鲁晓夫拒绝接受这一决定,说主席团无权解除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他的去留问题。6月22日,苏共中央全会开幕。经过几天激烈争论,中央全会于29日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谴责他们“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列宁主义路线”,反对二十大所赞同的“消除个人崇拜的错误和后果”的方针,走上了“派别斗争的道路”。全会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58年3月,最高苏维埃以布尔加宁参与反党集团活动为由,免去了他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任命赫鲁晓夫接任。这样,苏联的党政大权就集中在赫鲁晓夫一人手中了。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经济政治领域的若干方面进行了改革的尝试。


第一,改革农业管理体制,调整农业政策。斯大林执政时期,由于农业政策失误和管理体制上存在严重缺陷,造成苏联农业长期徘徊不前。为改变农业落后局面,赫鲁晓夫当政后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1)纠正农业部门中违反物质利益原则现象,改变农产品采购制度。


苏联从30年代起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集体农庄每年要向国家义务交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其价格远远低于成本。1952年牛肉义务交售价格仅为成本的5%,猪肉为6%,牛奶为22%;1953年谷物义务交售价格只有成本的10%。1958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实行按地区规定统一价格将农产品卖给国家的统一收购制度,并规定采购价格应反映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并保证农庄有一定的赢利率。1952—1964年,苏联农产品采购价格平均提高2.54倍,其中谷物提高7.4倍,经济作物提高58%,牲畜提高15.09倍,牛奶提高3.55倍。由于取消义务交售制和多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农业生产已经成为赢利的部门,从而从经济利益上提高了集体农庄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2)改革农业计划管理制度,扩大农业企业制订计划的自主权。1955年以前,苏联在农业方面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国家对农庄、农场下达繁多的计划指标,详尽规定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播种时间、技术措施、收割期限、产量等等。农庄、农场没有经营自主权,不能因地制宜地进行生产。1955年3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变农业计划工作》的决议,废除国家下达繁多计划指标的做法,改为国家只下达农畜产品收购指标这一项计划。这项改革扩大了农庄的经营自主权,有利于农庄因地制宜地安排生产。但是,这项决议没有得到认真贯彻。


(3)改组机器拖拉机站,使农庄拥有农业机器。斯大林当政时期,按照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理论,机器拖拉机不卖给农庄,而由国家成立的机器拖拉机站代耕,国家收取实物报酬。1958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决议》,决定将机器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卖给农庄,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到1959年年底,苏联已将近120万台(标准台)拖拉机、30万台联合收割机卖给农庄。原有近8000个拖拉机站,到1960年改组为3500个技术修理站。这项措施结束了“一块土地,两个主人”的不合理现象,并使集体农庄从此免除了向国家交纳实物报酬,从而减轻了农庄的负担。同时,这项措施也是对斯大林关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理论的一次冲击。但是,由于推行过急,使农庄要在短期内购买国家多年积累起来的农业机器,又要建造机房和修配厂,因此,负担极其沉重。许多农庄不得不取消其他项目的建设,这给当时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特别对一些贫穷的农庄来说,国家一下子把如此巨额的农机购置费用负担压到它们身上,使它们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4)加快合并农庄,并将经济薄弱农庄改组为国营农场。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加快了在50年代初就开始的合并农庄的进程,并从50年代中期起将部分经济薄弱的农庄转为国营农场。这两种做法使农庄的数量大为减少。1953—1964年,农庄的数目从93300个减为38300个。平均每个农庄的农户从1950年的不到100户扩大到1965年的426户。与此同时,由于部分农庄转为农场,加上在垦荒区建立的农场,使得国营农场的总数从1953年的4857个,增加到1964年的10100个。


(5)扶植家庭副业经济。从1953年起,苏联开始减少家庭副业的义务交售定额,提高义务交售农产品的价格,从饲料、运输工具、销售等方面为发展家庭副业提供方便。1957年7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通过决议,从1958年1月起取消农庄庄员和其他个人副业的各种农产品的义务交售,代之以支付较高价格的国家收购。在政府的扶植下,家庭副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1958年同1953年相比,个人副业生产的肉增加33%,奶增加27%,蛋增加44%,羊毛增加91%。


(6)大面积开垦荒地。赫鲁晓夫在发展农业生产上主要采用粗放经营方式,即通过扩大播种面积增加谷物产量。1954年2月23日,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及熟荒地》的报告。同年3月2日,苏共中央作出决议,决定由国家投资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乌拉尔及伏尔加河流域等地区开垦大面积荒地。接着,赫鲁晓夫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垦荒中去。据统计,1954—1960年期间,共开垦荒地4183万公顷。新垦区成了东部地区新的谷物生产基地。但是由于不尊重客观规律,破坏生态平衡,致使新垦区发生严重风蚀和沙暴。1962年夏,几百万公顷土地遭风蚀。赫鲁晓夫时期,未能把垦荒的成果真正巩固下来。


赫鲁晓夫在农业方面的改革没有触及集体农庄制度本身,还是集中劳动,按劳动日分配,吃大锅饭,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仅如此,赫鲁晓夫在1958年以后还对某些有利于发展农业的措施采取收缩的政策。例如1958年以后,他放弃了鼓励发展家庭副业的政策,并对家庭副业进行了不适当的限制。结果,导致家庭副业萎缩,私人经济减少。1964年和1958年相比,私人经济的播种面积、私养牲畜产量都减少了13%—15%。同时,赫鲁晓夫把一批批的集体农庄转变为国营农场,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不断合并集体农庄,使得农庄规模过大,难于管理,陷于困境。


赫鲁晓夫在改革调整农业过程中,办了不少主观盲动的事。他看到美国种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收益甚大,就不顾苏联多数地区气温低、雨量少的自然条件,强行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1953年,全苏的玉米播种面积只有350万公顷,1962年达到3700万公顷,占谷物播种面积的1/4以上。结果由于绝大部分玉米未能成熟,造成谷物歉收。


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尽管很不彻底,政策有很多失误,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苏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推动了苏联农业发展,其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是主要的。1958年和1953年相比,苏联农业总产值增长了50%,其中谷物增长了63%,由1953年的8250万吨增加到1958年13470万吨。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集体农庄庄员1958年平均劳动报酬比1953年增长82%。


第二,改革工业管理体制。30年代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和部门管理体制,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造成经济效益低下。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扩大,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更为突出。赫鲁晓夫执政后,发现中央很难把全国20多万个企业集中管理好,就力图改变这种高度集中管理体制。他陆续把1.5万个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到加盟共和国管理,同时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管理权限。在进行了一系列局部改革的基础上,1957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改组。


1957年2月,赫鲁晓夫在党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报告,要求把工业和建筑业的日常领导重心从中央转移到地方,采取分区管理的形式。5月10日,最高苏维埃公布了相应的法令。根据法令,撤销了10个全联盟部、15个联盟兼共和国部和113个加盟共和国部,中央保留的全联盟工业部和建筑部有:航空工业部、造船工业部、无线电工业部、化学工业部、中型机器制造部和交通运输建筑部;把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各区设国民经济委员会,原属中央各部的企业移交给所在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撤销的原属加盟共和国部的企业,一部分移交给国民经济委员会,另一部分转交给地方苏维埃。国民经济委员会对企业的具体领导是通过专业管理局和职能处(局)实现的。改组后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结构为:苏联部长会议——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业和建筑业企业。改组后,中央直属企业的产值在全苏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45%下降到6%,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的工业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72%,地方工业占22%(1959年统计)。


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改组对改变中央过分集权的弊端,发挥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积极性,促进地区经济的综合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次改组只不过是把部门行政管理体制改为地区行政管理体制,领导经济的方法和企业的地位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原来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病依然存在。不仅如此,由于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走向另一极端,权力下放过了头,致使国家丧失了对国民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地区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滋长泛滥,造成严重的地方割据,引起了国民经济的混乱。此外,在大改组中涉及大量人事变动,侵犯了相当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对此又未妥善处置,因此增加了人为阻力。1958年后,赫鲁晓夫又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中管理,陆续将物资分配权、计划编制权和建筑业的管理权收归中央;1960年把105个经济行政区合并为100个,1962年又减少为47个;1963年设立苏联部长会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全苏的工业和建筑业,并且出现了各类工业部门的全国性委员会。结果,到1963年时,工业管理机构不仅没精简,反而扩大了2、3倍。1957年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造成了苏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据统计,改革之前的1951—1955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8%、11.3%和13.1%,而到1956—1960年,分别降为9.1%、9.0%、和10.4%,1961—1965年又分别降为8.5%、6.6%、和8.6%。


60年代初,赫鲁晓夫开始寻求新的改革方案。1962年9月9日,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以《计划、利润、奖金》为题的文章,主张用利润、奖金等经济手段而不是用行政手段来刺激企业的生产,建议国家给企业只下达各种产品的数量和交货期限两个指标,其余完全由企业自行制订,并逐步取消物资的统一调拨。文章引起强烈反响。1962年9月到1963年底,《真理报》等报刊组织了全国性大讨论。利别尔曼改革方案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并从1964年起开始在一些企业中进行试验。赫鲁晓夫支持的这场围绕利别尔曼建议所进行的理论讨论和改革试验,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


赫鲁晓夫的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虽不算成功,但他执政时期苏联工业还是有了明显的进展。1953—1963年,苏联工业产值增加了1.7倍,平均每年增长10.5%。科学技术也得到了迅速发展。1954年6月2日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1957年8月26日和10月4日,先后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洲际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4月12日发射了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


第三,改革政治体制。斯大林当政时期,苏联形成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受到破坏。赫鲁晓夫上台后主要采取了以下两项改革措施:


(1)建立干部更新制度,限制干部任期。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正式提出建立干部更新制度,并把它列入苏共纲领和章程。党章规定: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以及设有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3届,每届任期4年;不设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以及市委、区委领导机关的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3届,每届任期2年;基层党组织书记连续当选不得超过2届,每届任期1年。党章又规定:“某些党的活动家,由于他们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高度的政治品质、组织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长时期内连续选入领导机关”。


(2)加强法制,整顿和改组国家安全机关。清除贝利亚后,苏联重新把内务部一分二,于1954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分开后的内务部,变成一个只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机构,权力大大缩小。1960年1月撤销了苏联内务部,将其职权转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克格勃后来虽然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组织,起秘密警察的作用,但它的地位和职权仍然赶不上过去的苏联内务部。它不能包揽逮捕、侦查、审判、执行判决的全部过程,也不再像过去的内务部那样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而是必须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


赫鲁晓夫在苏联所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提出了一种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理论观点。1959年,他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1961年,他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更进一步提出了苏维埃国家“已变为全民的国家”,苏联共产党已“成了全体人民的党”的理论,并规定了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的具体时间表,提出苏联要在20年内,即到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错误认识,阻碍了改革的深入,使其难以建立起一个符合苏联国情的经济政治体制。


赫鲁晓夫推行的经济******带有探索和开创的性质。这些改革措施,有的成功,效果显著;有的虽有成绩,同时伴有错误;有的很不彻底,前后不能贯彻始终;有的则是心血来潮的蛮干。这些改革极大地冲击了苏联传统体制的各种弊端,但并未根本改变高度集中的传统管理体制模式。进入60年代后,改革的矛盾日益突出,赫鲁晓夫领导的主观任意性也日益严重,最后终于导致他本人1964年的下台。


三、匈牙利事件和匈牙利改革的酝酿


匈牙利建立人民政权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都取得一定成就。但是,党的第一书记拉科西不顾本国国情,照搬苏联政治经济模式。在经济上,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完全不顾缺乏原料的状况,提出把匈牙利建设成一个“钢铁国家”,结果造成农、轻、重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51—1953年,职工工资先后下降11%、17.8%和13%以上。在政治生活中,拉科西集党政大权于一身(1952年8月起兼任政府总理),大搞个人崇拜,排挤、打击异己。1948年苏南关系破袭后,匈牙利大搞清洗“铁托分子”运动,被清理审查的党员、干部有2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人口的1/50。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拉伊克等一批高级干部被处决,卡达尔被捕。政治局委员、国民议会主席纳吉·伊姆雷因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反对拉科西的左倾路线于1949年被解除党政职务。


斯大林逝世后,在赫鲁晓夫的压力下,拉科西被迫辞去政府总理职务,由纳吉接任总理。纳吉上台后,调整了政策: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大力发展轻工业和农业;贯彻自愿入社原则,允许农民退社和解散合作社;实行对外开放;允许小私有企业存在;加强法制建设,实行政治大赦;宣布宗教信仰自由,满足教会的正当要求。苏共领导指责纳吉发展轻工业的方针是错误的。在1955年3月和4月召开的两次中央全会上,拉科西主持批判了纳吉的所谓“右倾路线”,解除了纳吉的党内外职务。同年12月,纳吉又被开除出党。拉科西的极左路线和苏联对匈牙利内政的干涉,引起了匈牙利人民的严重不满。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匈牙利人民要求克服个人崇拜,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实行政治经济改革。1956年3月17日,布达佩斯知识界成立了裴多菲俱乐部,选出由20人组成的执行局,其中13人是党员。俱乐部十分活跃,各种辩论常常通宵达旦。国内形势十分紧张。同年6月30日,匈党中央通过决议,谴责俱乐部进行反党反人民活动,宣称要严惩“集合在纳吉周围的右派分子”。苏共领导对匈牙利的局势极为不安,7月派米高扬赶赴匈牙利进行干预。在苏联压力下,拉科西被迫辞去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格罗继任。格罗执政后,继续坚持拉科西路线,但在舆论压力下,被迫下令将300多名“铁托分子”释放,并为拉伊克平反。10月6日,根据党中央决定为拉伊克等4名被害领导人举行国葬。30多万布达佩斯群众自发拥上大街,护送送葬队伍。这次葬礼实际成为一次政治示威。10月13日,格罗被迫下令逮捕判处拉伊克死刑的前国防部长法尔卡什。14日,政治局宣布恢复纳吉的党籍。但是这些让步已无法平息群众的不满。10月17日,匈作家协会党组通过决议,要求召开特别党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新的领导机构。10月21日,波兰党抵制苏共干预、选举哥穆尔卡为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布达佩斯民情激奋。翌日,裴多菲俱乐向党中央提出十点要求。随后,布达佩斯各大专院校学生团体召开联系会议,决定23日举行声援波兰人民的示威游行,并向政府提出十六点要求。十点和十六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清算拉科西的罪行,由纳吉出任党政最高领导职务,民主选举各级领导干部,撤走苏联驻军,维护民族尊严与独立。


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几千名大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和平示威游行,游行队伍迅速增加到十多万人。游行群众一路涌向国会大厦广场,一路前往电台大厦。在国会大厦广场上,纳吉在群众的要求下发表了讲话。晚八时,电台广播了格罗的讲话,一方面表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另一方面又指责有人利用自由制造“民族沙文主义骚动”,扬言要进行反击,粉碎敌人的阴谋。格罗讲话无疑是火上浇油,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少数坏人乘机挑拨,扩大事端。当天夜晚,一些人向电台发起冲击,和守卫电台的保安部队发生交战,并占领了电台。随后又攻占国际电信局、《人民自由报》编辑部以及一些武器仓库和警察哨所。深夜,党中央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改组政府和政治局。24日上午党中央发表公告,宣布由纳吉出任政府总理,接着又宣布实行戒严,并请苏联出兵恢复布达佩斯的秩序。中午,纳吉发表《告全国人民书》,称首都发生的暴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呼吁停止流血冲突,恢复秩序,表示将实行政治和经济生活民主化。10月25日,匈党中央举行会议,在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参与下,决定解除格罗的职务,由卡达尔担任第一书记。不过,这时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已陷于瓦解。与此同时,事态进一步恶化,暴乱迅速波及全国各地。


10月28日,纳吉在广播讲话中转而把这场暴乱说成是“革命”,宣布苏军应匈牙利政府的要求将撤离布达佩斯。29日,纳吉下令解散国家保安机构。30日他又宣布取消一党专政,允诺在秩序恢复后即举行自由选举。


纳吉的妥协退让助长了反革命势力的气焰。“剑与十字”、“白色卫队”、“血盟”等250多个不法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国际帝国主义极力挑拨,进行蛊感宣传,并通过各种形式支持暴乱分子。暴乱分子打开监狱,释放所有罪犯,包括9000名刑事犯,近4000名前党卫军分子、战犯以及其他政治犯。10月30日,武装暴乱分子攻占劳动人民党布达佩斯市委大楼,杀害了市委第一书记和守卫大楼的公安战士。各地发生多起屠杀共产党人和保安人员事件。


11月1日,传来苏军开进匈牙利的消息。纳吉召见苏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向苏联提出抗议。当天,纳吉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中立,呼吁联合国进行干预。11月3日组成四党联合政府,纳吉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10月31日,以卡达尔为主席的党中央6人主席团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重建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1月1日,卡达尔离开布达佩斯。11月4日,卡达尔通过索尔诺克电台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宣布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成立。新政府请求苏联出兵帮助恢复国内秩序。同日,苏军再次开进布达佩斯,暴乱逐步被平息。纳吉政府垮台,他本人逃往南斯拉夫驻匈大使馆避难。①11月7日,卡达尔和工农革命政府其他成员回到布达佩斯。11日,卡达尔宣布彻底平定了武装暴乱。


十月事件给匈牙利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20亿福林,约相当于当时匈牙利全年国民收入的1/4。


十月事件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认真总结事件的原因和教训,决心纠正拉科西时期的错误,至60年代中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和改革。政治上,改善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安定社会秩序,稳定政治局面,挽回党在人民群众中失去的威信。经济上,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第一,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降低积累率,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把农业、轻工业置于优先发展地位;第二,调整农业政策,改革农业体制,废除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实行收购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承认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使用了强制手段,允许农民退社。初期,合作社的耕地急剧减少,1957年只占全国耕地的10%。从1958年起采取自愿互利原则,重新进行农业合作化。到1961年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耕地占全国耕地的93%,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取消了对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指令性计划,改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手段进行调节;第三,在工业方面实行局部改革,着手制订全面改革方案。1962—1963年实行工业管理体制改组,取消各部所属大批总管理局,建立托拉斯,减少管理环节。1964年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制订出改革的总体方案。上述政治经济措施使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形势逐步稳定,为全面进行经济改革作了必要的准备。


四、波兹南事件和波兰改革的开始


波兰解放后,波兰人民先后在工人党和统一工人党领导下迅速医治好了战争创伤。但是这时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党内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以总书记哥穆尔卡为首的一部分领导人认为,波兰的政治传统和民族特点与苏联有很大差异,因此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应该从波兰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波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1948年8月,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批评哥穆尔卡犯了“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后又将他开除出党,逮捕入狱。哥穆尔卡下台后,由贝鲁特任总书记。贝鲁特在政治上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1948—1949年,在消灭“民族主义倾向”的口号下,对波党进行了三次大清洗,约有1/4的党员受牵连,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经济建设中照搬苏联模式,大量资金用于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正常提高。上述失误引起波兰人民的不满。


苏共二十大在波兰引起了强烈反响。波党新领导人奥哈布(贝鲁特于1956年3月12日逝世)公开承认党在过去犯了很多错误。4月20日,政府宣布大赦,释放了1000多名政治犯。但是,波兰领导人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群众生活,没有着手改革旧的政治经济体制。


1956年6月上旬,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工人要求减少税收和增加工资。地方政府表示无权作出决定。于是工人便派出代表团前往华沙机械工业部请愿。当局表示可以考虑减少税收,但拒绝增加工资。当代表团把请愿失败的消息用电话告知本厂工人后,工人决定立即到自由广场集会,再次向市政府请愿。6月28日,全厂1.6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沿途有不少群众加入。当市委领导拒绝接见工人代表,人群中又传出派往华沙的代表团被扣留的消息时,全场哗然。敌对分子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事态进一步扩大。有人高喊“要面包,要自由!”“到监狱去!”等口号。部分游行者冲击市委大楼和专政机关,枪击公安人员。当局出动警察进行镇压,造成5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几百人被捕。当晚事件被平息。


6月29日,波兰领导人讲话称这次事件是“挑衅分子”在“帝国主义特务和暗藏的反动分子唆使下”,企图“夺取人民政权”。6月30日,当局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原机械工业部部长被撤职;向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征收的650多万税款将分期退还给工人;为事件中的受难者举行安葬仪式等。7月,波党召开二届七中全会,奥哈布在发言中把引起波兹南事件的主要责任归结为“中央和地方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10月,当选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哥穆尔卡认为,波兹南工人走上街头“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觉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他们的理想——的基本原则的歪曲”;“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①


波兹南事件后,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政治经济局势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决议,决定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提高工人工资,降低农产品的交售额。8月,撤销了1949年谴责哥穆尔卡等人的决议。同年10月,波党召开二届八中全会,坚决抵制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和压力,选举哥穆尔卡为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执政后,重新提出“波兰道路”,着手改革政治经济体制。


在政治方面,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平反冤假错案,保证议会具有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加强同统一农民党、民主党的合作,扩大工会、合作社和社会团体的民主权利。


在经济方面,1957年制定了“管理体制和计划体制改革提纲”,决定将中央下达的几十项指令性指标减至8项,并将部分中央管辖企业下放给省管理;建立工人委员会,扩大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权限;放慢投资速度,稳定就业,维持市场平衡,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到重要地位;允许解散违反自愿原则建立的和经营不善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强调充分调动个体农民的积极性。经整顿,80%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解散。


哥穆尔卡的这些措施,调动了波兰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因而迅速扭转了形势。1956—1958年,波兰工业产值增长了31%,农业产值增长了15.4%,职工实际工资提高了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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