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邓小平私营经济政策评析{转载}

gwr2007 收藏 0 283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可见,对非公有制经济形式之一的私营经济,党中央是非常重视的,并将进一步采取扶持和发展的政策。其实,建国初,毛泽东就提出了要“公私兼顾”,时任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对西南地区的私营经济更是采取了扶持、引导和发展的积极政策,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建国之初,西南地区虽有“丰富的物质资源,有七千万人口,经济建设的条件甚好”(1),但是由于“百年来封建主义和几十年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掠夺统治”(2),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集中代表者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卖国反人民的长期战争”(3)等原因,其现实状况仍然是经济落后,民生凋敝。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邓小平在政治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政权,在经济上则采取了积极稳健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农村进行土改,在城市发展工商业。尤其是对私营经济采取了扶持、引导、发展的政策。

首先,邓小平对私营企业的困境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了其暂时解决困难的基本途径。他说:工商界确实存在困难,如资金问题,原料问题,产品问题,劳资问题,动力问题等。怎样克服这些困难呢?1950年1月他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第一,要靠政府的政策支持。邓小平表示将认真执行中央政府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的政策。针对一些工商业者担心公私兼顾,是不是会变成只顾公不顾私和是否会像过去官僚那样拥公排私的顾虑,他特地声明:“人民政府在考虑国营经济事业的时候,必须兼顾到私营经济事业,但所鼓励的只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4)第二,要靠企业本身自力更生。邓小平说:政府对于私营经济的扶植,主要表现在政策上,其次才是在各种具体办法上,因为政府目前困难重重。拿资金来说,政府银行是应该举办一些贷款,但为数不会是很大的,主要靠工商业界自己想办法。他举例说,在资金方面,可以在现在和将来动员没有出路的行业资金转到有前途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上去;可以鼓励向外逃走的资金转回来;可以宣传某些开明一点的地主把他们的资金投到工商业、主要是工业方面去。在原料方面,过去依赖外国,而现在又无来源的,应该寻找新的来源或考虑新的出路;过去依靠外区而现在来源困难的,应共同设法消除可能消除的困难。他要求各企业根据本身的情况,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第三,要面向广大农村。邓小平说:这不单是工商界的出路,也是工商业界的任务。一个封建落后的农村,是不可能为工业开辟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的,中国如果不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不能设想出现一个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了,就能够更好地为工业积累资本,农民生活改善了,购买力增加了,工业的出路也就解决了。“城市为农村服务的道路很多,工业方面研究农民的需要,在现实的基础上,考虑自己的生产计划,商业方面无论在收购农产品方面或供给农民以工业品方面,都应讲求给农民以便利,并减轻对农民的剥削。”(5)

其次,他对私营经济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扶持政策。第一,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结构调整。1950年5月16日,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要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但“管理非常不合理的要垮,投机的也要垮。香烛纸钱等迷信品的生产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东西的生产现在要减少,但十年之后还会有发展,如化妆品。我们要引导工商业向健全的方向发展”(6)。根据邓小平指示的精神,西南各级政府对工商业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对于一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如银钱业和其他销售奢侈品的商店,积极帮助其转业。而对于有益民生的五金业、铁木厂、粮食店、煤店、交通运输业等予以大力支持。对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但“在新旧经济交替的暂时困难下,生产者过剩颇大,如煤业、电工、纸烟、火柴等暂时减少或停止一部分生产”(7)。

第二,协助民营企业妥善处理劳资关系。建国初,一些私营企业员工由于对政策缺乏了解,劳资矛盾比较突出,为此,邓小平特地强调:对于私营企业,过去的方针是正确的,今后仍应该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的基础上,用劳资协商的方式,推动其进一步的改革,“在劳资问题上,过去我们说服工人适当减低工资,以渡过难关,这是完全必要的……在资方尚无利可图的厂矿,仍应说服工人不作过高的要求;但在资方有利可图的厂矿,就应该适当地恢复一些工资或福利”(8)。西南各级政府认真贯彻邓小平的指示,逐步解决了劳资纠纷,使工人和资本家的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

第三,政府通过加工、订货、收购、贷款、救济实业等办法,促使私营企业恢复生产。为促进西南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西南局根据西南工业的特点,在1951年1月提出了举办交通建设,以交通养活工业,以国营带动私营的计划,以救活大部分私营钢铁和机械制造业。中央在财政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批准了西南这个计划,投资西南公路建设经费折合7600万斤大米,铁路1.8亿斤大米(钢轨在外)。整个西南在1950年—1952年三年间,除修通了成渝铁路外,还新建公路2656公里,恢复通车8088公里,改善路况6071公里(9)。交通的发展,大大顺畅了物资交流,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如成渝铁路的修建,重庆市有428家私营机器厂家由此而恢复了生产,1000户以上的铁作坊有了工做,与筑路有关的水泥、木工、砖瓦、运输、化工、五金、电工器材等业也得到恢复,随之又带动了川北、川南、川东的土铁业的复苏。全区纺织、运输迅速恢复到90%以上(10)。嗣后抗美援朝和进军西藏,又使橡胶、被服、毛巾针织、罐头食品等企业获得了大批加工订货业务。另外,国营公司亦大量收购私营棉纺织业的布匹、棉纱等新产品。三年内国营公司投入西南全区收购农村土产及工业滞销品的资金达到5000亿元以上(旧币,下同)(11)。为了解决私营企业的资金困难,政府还尽可能为企业提供资金援助。仅仅1950年1月到9月,银行就向私营工商业投放贷款2244.5亿元,“如贷给民生公司二十多亿”(12)。

第四,政府引导私人企业进行改革。建国初,西南私营工商业几乎普遍存在着生产管理上诸多不合理制度,如冗员多,待遇高,浪费大,管理不善,成本过高。像天府煤矿和重庆电力公司的员工数,就足够增设另一个煤矿及电力厂之用。重庆大部分纱厂对原料消耗不作记录,没有严格的成本核算,上海每件纱只需工20个,重庆市的纱厂则需58个,水电和煤的消耗均高于标准一倍或两倍。有的工厂,杂役工人薪金高于技术工人。这些不合理制度的继续存在严重阻碍着工业的发展。必须改革这些不合理的制度,才有克服困难的可能,才有利于将来的发展(13)。邓小平也多次强调,企业必须设法打开销路,其关键之一,就是要改善管理,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以利推销。“因为国内不可能也不应该建立关税壁垒,只有使自己的东西比人家好比人家便宜,才有办法。”(14)在西南军政委的大力倡导下,很多私营企业纷纷进行管理、产品、技术等方面的改革。如有名的重庆桐君阁制药厂,在重庆市卫生局的领导下,对厂里的祖传秘方进行了改革,将传统的中药改制成合剂、片剂,并将原来单一的品种扩大到五六十种之多;工厂为了提高工人的生产技术水平,还举办了各种培训班,经常召开技术交流会,推广先进经验。这样,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桐君阁产品畅销,焕发出勃勃生机(15)。

第五,引导私营企业在自愿、平等、民主的原则下,实行联合经营。1950年10月12日,西南贸易部指示各地国营专业公司和人民银行,要组织私营企业分工合作,避免争购,共同完成出口任务,把散漫的私营运输工具组织起来,以运输合作社或联营的方式进行。各商品集散中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应动员人和资本组织联营,联营方式可采取资本联合、业务联合、资本业务共同联合等,争取做到联合议价、联合采购、联合运输。在政府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到1951年底,单重庆市就有2296户工商户,1984户工厂作坊,314家商号进行了私私联营。通过联营,精简了机构,提高了技术,降低了消耗,避免了盲目竞争(16)。

通过以上措施,西南地区的私营企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一是工商户户数增多,营业额提高。

二是使私营企业结构更加合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投机、消费、中间性的商业大大缩减,分别转向有前途的工业。如成都的银楼业就纷纷转向图书教育、化工、粮食加工等业;另一方面,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及广大人民生活的私营工商业,有了迅速发展。如重庆市的电工器材业资金较建国初增加了439%,图书、文教业资金增加了65%。同时工业户与商业户的比重上也有了显著改变。如贵阳市到1952年8月,工业户数较建国前增加了200%多,商业仅仅增加了30%多,重庆刚解放时,工业户数仅仅占工商业总户数的29.4%,到1952年已增加为41.8%。这样的改变,使私营工商业获得了长远发展的条件(17)。

三是私营企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西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0年—1952年三年的工业产量年年递增。若以1950年的生产总值为100,则1951年为202.3%,1952年上半年为1951年的118.9%(18)。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西南政治、经济稳定的基础。1951年,民主人士梁漱溟等在四川参加土改。回京后,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参加土改的收获,并谈到他对四川工作和邓小平的印象。他说:解放不到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毛泽东表示赞同:“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19)1952年7月,在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调邓小平到中央工作。

建国初邓小平采取的发展西南私营经济的政策,是他在根据地时期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在大别山根据地建设时期,邓小平针对当时工作中犯急性病,打击面过宽,工商业政策“左”的状况,指出“只顾眼前,不顾后果,是要吃大亏的”(20),我们要善于利用原有的私营工商业,逐渐组织好自己的经济,在群众运动中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一律不准没收,不准停业。如群众分了的,要赶快组织恢复生产;组织经济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不断检查税收标准和工商政策,把着眼点放在战争供应和人民生计上面。他批驳不让资本家剥削的口号,严肃指出:说不让资本家剥削,听进来是革命思想,一算账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败。他强调:“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21)正是因为邓小平采取了正确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处于强敌重重包围之中的大别山根据地才得以更加巩固。建国后,邓小平更反复论述:私人商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还是会占着主要比重的,国计民生还不能离开私人商业,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的作用不是代替打倒私营商业,而是更好地调节市场,并有力地对付投机者,以保护正当的营业。因此正当的私人商业应该与国家商业合作起来,应该恐惧的只是那些做投机生意的(22)。

邓小平私营经济的政策是与毛泽东的私营经济政策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中就提出了要保护民族工业,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提出了必须广泛发展资本主义,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23)。建国初,毛泽东也反复强调:私营工商业是会长期存在的,对待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要一视同仁,不分厚薄,如收购、采办、出口、市场、裁员、失业救济等,在私人工厂中,也可以有劳模工作者和劳动英雄,也应当有生产竞赛,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因此,中央制定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得,公私兼顾,城乡互助,内外交流”(24)的经济政策。与毛泽东主张的私营经济政策相似,邓小平也反复强调:“并不因为我们将来要实现社会主义,现在就不扶植正当私营资本的发展”,“我们认为正当的私营经济不但为今天国计民生所需,而且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也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作了准备”(25)。正是基于对私营企业在革命和建设中所起的作用,邓小平在西南时,认真执行中央政策,使私营经济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但令人遗憾,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在私营经济政策方面逐渐背离了自己的一贯主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后,邓小平迅速拨乱反正,不仅为私营经济正了名,而且逐步确立了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的政治经济地位,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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