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冯玉祥思想特点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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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将军的政治道路是曲折的,他一生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但在历史的车轮急速转弯或行至十字路口时,也曾因迷失方向而误入歧途。然而,冯玉祥能够与时俱进、奋力拼搏,最后终于走上了人生光辉的顶点,原因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冯玉祥先生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冯玉祥其人生历程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从封建观念的愚忠报国到参加辛亥革命。第二,从幼稚的排满到加入北伐行列,标志事件为1926年的五原誓师。第三,从联苏联共到拥蒋反共,这是冯玉祥前进途中的一次倒退。第四,从倒蒋反蒋到准备回国参加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当然在这四个大阶段中又有小的波折,例如北京政变和首都革命。所以有人又称冯玉祥为“倒戈将军”,正如奉系军阀李景林在北京政变后攻击冯玉祥时说他“前日拥段(祺瑞),今日趋段;前日捉曹(锟),今日放曹”,“好恶无常,恩仇不定”。用恩仇不定来形容当时的军阀是在好不过的了,而作为从北洋军阀圈子里跳出来的冯玉祥到底与其他军阀有那些质的区别呢?而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他的思想如此复杂呢?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回答。

首先,爱国主义是冯玉祥思想发展的基础和主线,也是其不断前进的思想基础。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冯玉祥在回顾以前所走过的道路时说:“我的家世,我生长的环境和我所处的正在急剧变化中的时代,都是我的个性、思想,以及一切行为活动的摇篮。”冯玉祥生长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侵略和统治的伟大时代,经受着时代的洗礼,不甘民族沦亡,渴望民族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坚定地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加之,卑贱的身世和童年的艰辛,使冯玉祥能够设身处地了解和同情人民群众的疾苦。这种朴素的感情一旦融入“厝火积薪”的民族危机之中,就可以转化为忠贞的爱国热情,很可能做到“耸起两只铁肩膀,挺起一架穷骨头,将救国的担子担负起来”。又如《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冯玉祥就曾暗暗发誓:“今后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决不许由我手里让日本夺了去﹗”所以不论是面对大革命时期的帝国主义横行霸道、军阀的黑暗统治还是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仅仅从爱国主义情感来看,他追求与进步的中国共产党合作都是情理之中的事。

其次,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思想长期并存,是其历经曲折和思想复杂的根本原因。少年时冯玉祥接受的是一种受传统的封建文化影响较深的教育。所以冯玉祥不仅具有反帝爱国的民主进步精神而且还具有浓厚的封建思想。其中,“忠君”思想在冯玉祥的思想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不论是辛亥革命之前的忠于清廷,还是拥护曹锟贿选总统和大革命后期的忠于(追随)蒋介石“清共”,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另外,由于冯玉祥在北洋军阀队伍中的长期打拼而后一步步成长起来,因而在这种军阀混战各自为自己找出路的黑暗环境,他的头脑中不免会保留有那种军事第一、争夺地盘的封建军阀思想,而这一种军事第一的思想很自然的发展成为在一种在寻求自我发展中的“实用主义”策略。而这种“实用主义”的策略在他与中共的两次合作中都有表现。如在郑州会议上,汪精卫集团为拉拢他将二期北伐成果拱手相让,但冯玉祥已经看到武汉政府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 冯玉祥派驻武汉的代表熊斌也说:“我们向南京要什么有什么,可是向武汉要什么没有什么”。 正是秉承这样一种实用的主义,就决定冯玉祥在与其他人或集团合作时不可能完全忠诚于那一方面或毫无顾忌与哪一派别合作。正如陈独秀所言“这种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不但在实力上还很幼稚,在政治观念上更是幼稚模糊而且动摇,若没有民众的鞭策与援助,迫之左倾,时时都有向右和帝国主义和军阀妥协甚至退回老家的可能”。 那么,我们便也就很容易理解察哈尔抗日时期冯玉祥为什么在与中共进行秘密合作的同时,与国民党内各派人士往来又是那么地频繁了。更有甚者他在面对外界质疑他与中共合作时,他竟然搬出旧账辩白说“并不是今天种来明天出来的,只有过去历史证实的,(而)他们竟说我们赤化”。 最后,冯玉祥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是有限的和渐进的,这也决定了冯玉祥与中共的两次合作并非没有保留和成见的。在第一次合作过程中,冯玉祥对于中共的革命学说和阶级斗争观念是极力反对的。冯玉祥否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存在阶级对立,反对阶级斗争。他认为在中国农村,只有大贫与小贫,好人与坏人,纯正地主与恶霸地主,农民与堕农痞子等区别,而不应“强分阶级”,“军阀、官僚、买办,不过为帝国主义工具。资本家亦即是帝国主义者。此外,全国并无阶级可分,斗争者何?”“在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断无阶级斗争。” 并断言“此类革命将使国民互相残杀,给社会带来严重混乱”。“与其制造阶级斗争,自掘坟墓,为何不考虑无阶级之社会”,并表示:“本人于本军队及一切革命同志抱定唯一宗旨:对内消除一切叛乱,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在目前形势之下,本人不认为应将中国人分作‘左’、‘右’或‘赤’、‘白’,因为这只能带来不幸与混乱。” 正是以上三个方面思想的复杂交织,从而使得冯玉祥在与中共两次合作之间有一次倒退,这种倒退是有其思想根源的。

最后,冯玉祥还具有一种勤奋学习、积极探索、愈挫愈奋的精神,不断接受新思想、新知识,以此为前进的动力,这是他政治上进步的根本动力。冯玉祥所选择的救国救民的道路是随着他的思想的一步步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从“忠君爱国”到“以军救国”;再到“***救国主义”,但残酷的事实使他的梦想难以得到伸张,往往以破灭而告终。但是他始终努力追求、探索新的救国思想。当国共两党的合作将掀起澎湃的革命浪潮之时, 冯玉祥又树立了信心。1924年1月,当他看到孔祥熙带给他的孙中山亲笔手书的《建国大纲》时如获至宝,觉得太好了,认为这是救治中国的“唯一的对症药方”。 可以说不论是发动北京政变还是五原誓师参加北伐,三民主义都是对冯玉祥起过很大影响的。1926年1月冯玉祥宣布下野,准备到苏联考察。在俄国通过访晤领导人、参观以及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接触,冯玉祥听到了不少革命理论,了解到共产党的英勇无畏和对全人类所负责任的自觉意识。他为之感动、振奋,渴望投入国民革命。对其以前的奋斗他坦诚总结道:“我虽然作过几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地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和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 这次到苏联考察对冯玉祥的影响很大,较之于南口大战爆发之前,可谓是有了质的变化。“联蒋清共”是冯玉祥思想认识上的一次大倒退,但是在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对自己的反共行为有所悔悟,并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的革命方向问题进行反思。这一阶段在中共的帮助下,冯玉祥大量地阅读了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从《资本论》、《通俗资本论》到《俄国史大纲》,在《冯玉祥日记》中提到的不下七十余部。通过学习使他开阔了眼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思想认识则更进了一步,使他认识到“若不信仰社会主义,若不信仰辩证唯物论, 则我民族不能复兴”。 当然,笔者要强调的是对于冯玉祥在第二次合作时的思想认识不能估计太高,因为,仅仅在短短两三年内靠一些书本知识就想达到质的突变是不可能的,只有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磨砺才会有后来的参加新民主主义的斗士——冯玉祥。

通过以上对冯玉祥思想脉络的梳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任何一个阶段冯玉祥的行为都不是由单一的某一个思想指导的(虽然在行文的过程中我是分条来剖析的),而是交织在一起共同起着作用,如果我们抓住一个方面去否定另一个方面都会使我们难以认识清楚冯玉祥复杂的思想及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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