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秘档里的朝鲜战争(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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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朝鲜战争的结束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当年的战争秘密,随着美国档案的解密、苏联文件的出售、中国文献的公布、韩国资料的编纂出版,基本上大白于天下,全面、客观、深入研究朝鲜战争的条件已经成熟。大量的研究文献从华盛顿、汉城、莫斯科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遗憾的是,作为战争主要一方的中国,却迟迟不见以多国文献为基础的、高水平的 个人学术著作。


沈志华先生的这本《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出版,弥补了这一遗憾。坦率地讲,国内学者以往研究朝鲜战争的成果,很难登上国际学术舞台,一方面是因为部分西方学者心存偏见,但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研究和写作上的不足:说到底,历史学是史料的科学,没有过硬的材料、特别是第一手档案资料,不仅很难让别人信服,就是作者自己也感到底气不足。在这一点上,沈志华先生的研究可以说国内无人能出其右。为了收集相关文献,十几年来,他自费奔波于华盛顿、莫斯科、汉城之间,往来于内地和港、台三地,花费了无数金钱、精力和时间。他所编辑的三卷本《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共计收入700多件档案,其数量之多,选材之广,令人叹为观止。在国内外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中,像他这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而且同时能够自如地运用中、英、俄三种语言及文献者,也是屈指可数的。


斯大林为什么会给金日成开绿灯


本书没有像国外一些学者那样纠缠于谁打响了朝鲜战争“第一枪”这一表面问题,而是将目光集中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使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6月25日大举越过三八线这一军事行动得以实现的条件和前提是什么,斯大林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国际背景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的指引下,作者才能够跳出朝鲜半岛来讨论这场战争。朝鲜战争起源的研究于是便成为朝鲜战争国际关系的研究,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斯大林也就自然出现在历史的聚光灯下。作者爬梳整理各种历史文献,结合外交的现实结果,勾画出朝鲜半岛国际关系的清晰轮廓,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二战结束时,斯大林为什么会在苏联红军已经越过三八线的情况下,鸣锣收兵,接受美国慌忙提出的、以三八线为界与苏联分占朝鲜的建议?以前的相关论述都语焉不详。通过分析斯大林的回电以及苏联考虑占领日本北海道的计划,作者有理由认为,斯大林“是试图以苏联对日本本土三八线以北部分领土的占领来交换美国对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部分领土的占领”。这一解释应该说是符合斯大林的一贯外交风格以及这一时期苏联政策的基本走向的。只是由于美国的强硬态度,致使苏联鸡飞蛋打,白白让出了可以拿到手的整个朝鲜半岛。这无疑为斯大林后来同意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留下了伏笔。


根据俄国的档案文件,在整个1949年,尽管朝鲜半岛处于战争边缘状态,但斯大林一直反对金日成用武力统一朝鲜。但到了1950年初,也就是他与毛泽东谈判中苏条约期间,斯大林却突然同意了金日成的武力统一建议。目前提供这一变化原因的惟一直接文献证据,是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所说的“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究竟是什么变化,学者们的解说不尽相同。作者另辟蹊径,寻找出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与斯大林政策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根据这一时期莫斯科和平壤的秘密电文,作者首先确定斯大林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时间是在1950年1月,并在4月与来访的金日成会谈中“最终确定”。接着,他便提出:“在这短短的1个月(1949年底1950年初)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显然,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谈判,作者指出斯大林并没有因此感到更安全,恰恰相反,它“使斯大林感到(二战后)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对于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扩大了苏联在亚洲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亚洲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经济权益。所以,似乎可以判定,斯大林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主要动机,是维护和保证苏联在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权益。


作者进一步推论说:“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无疑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的特殊地位和心态,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找到说明其转变的直接证据,因此,结合历史背景,充分利用现有文献,恰当地进行推理成为接近历史真相的惟一途径。这里,作者的问题在于把斯大林的决策过于理性化了。应当承认,苏联的外交决策过程随意性很大,太依赖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就这一点而言,作者紧紧围绕斯大林来研究苏联的决策无疑是纲举目张,但是,斯大林真的会考虑这么远吗?真的会像作者推断的那样,他“完全可以预见到”胜败都会对苏联有利?


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作者用充分的篇幅说明,斯大林对美国的基本估计才是问题的关键:“斯大林后来逐步倾向于接受这样一种估计,即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危机中,美国不会直接出面进行干预。”笔者以为,这才是他最终给金日成开绿灯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显然,斯大林再恣意妄为,他也不愿跟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他可能比谁都清楚,刚刚结束的战争是怎样地削弱了苏联的实力;而美国在进行两洋战争同时,仍然可以源源不断地向英国和苏联提供巨额的租借战略物资;战争结束后,它不仅可以将数百亿美元投入到马歇尔计划,而且可以用数万架次的飞机,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运来打破苏联对柏林的封锁,维持数百万人口的日常生活达一年之久。正是对美国力量的清醒认识,让斯大林在可能涉及美国重要利益的领域小心谨慎,绝不轻举妄动,这从其战后外交的谨慎性和美国卷入朝鲜战争后的一段时间,他不愿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做法中获得佐证。因此,比较合理的“大胆假设”应该是,各方面的情报使斯大林相信,从美国没有将南朝鲜和台湾包括在其亚太防御圈的划线战略来看,美国不会卷入朝鲜战争,同时,他也相信金日成的保证,战争会很快结束。


苏联“空军掩护”:何时、何地、何为?


本书披露,早在1950年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给苏联的电报中,就提及空军掩护问题。罗申汇报说,周恩来要苏联领导人提醒朝鲜注意美国军队在仁川或后方实行登陆的危险性,同时说中国的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并表示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周恩来并询问,苏联空军是否可以为这些部队提供掩护。这是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涉及苏联空军掩护的材料。据作者研究,这时中国领导人还没有考虑出兵问题,也没有正式作出在东北集中3个军的决定。因为当时朝鲜人民军迅速向前推进,势如破竹,根本不存在美国人打过三八线的问题。因此,周恩来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应付或试探斯大林”。但斯大林对此非常认真,他马上回电表示:“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是正确的。”他还答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在7月份中苏最高层的一系列电报中,苏联再次表示愿意派一个空军师掩护中国军队。但在这里,苏联掩护的范围实际上指中国东北,并没有涉及入朝参战问题。不过,中国军事将领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掩护应该随着中国军队的前进而前进。


虽然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军队装扮成朝鲜人作战的想法,但明确提出“志愿军”的概念却是在美军即将跨过三八线的时候。当时金日成急电斯大林,希望苏联直接军事卷入。由于斯大林的口惠而实不至,金日成估计到苏联出兵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他又提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苏联)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斯大林立即把军事援助的责任推给了毛泽东。


出兵还是不出兵,一下子成为中国领导人自掌权以来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它不仅事关新政权的外来威胁,而且还涉及到同盟之间的信任。虽然在毛泽东的主导、周恩来的配合及彭德怀的坚决支持下,10月5日前后中国领导人已经作出参战的决定,并在8日发布了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的命令,但是,苏联空军的配合问题一度威胁到这一命令的执行。作者认为,周恩来13日在苏联与斯大林讨论参战问题的结果是:中国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而且,这个结果是周恩来和斯大林共同认可的。“作出暂不出兵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就是苏联不愿出动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既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已经决定出兵援朝,并且在金日成也已获知了中国决定的情况下,为什么周恩来还会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强调中国的困难并以没有空军掩护为由,表示中国也暂时不能出兵援朝呢?显然,这不大可能是周恩来一时的决定。作者认为,周恩来“在离开北京之前与毛泽东商量过要斯大林保证中国出兵朝鲜的条件,而在会谈中这个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这个条件就是要苏联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结果,斯大林只好无可奈何地通知金日成,要他准备把部队撤退到中国和苏联并在中国东北建立流亡政府。但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毛泽东又有惊人之举。在获悉周恩来和斯大林的会谈结果后,毛泽东却作出了在没有苏联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中国单方面出兵援朝的决定,随后便有了10月13日“我们必须参战,参战对我们有利”的著名电报。


中国的勇敢决定并没有感动“上帝”。在赞赏中国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同时,斯大林向中方表示: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这无疑是向中国领导人表明,在发动进攻的问题上,中国军队不要指望得到苏联空军的掩护。


作者指出,尽管毛泽东后来对苏联的这一表现耿耿于怀,但他坚决主张出兵朝鲜的决定,“并不是出于斯大林的要求和压力,而是有他自己的深层考虑”。这就是作者在另外的文章中所概括的:台湾问题所引发的对抗美国的革命热情、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由此看来,争得苏联的空军掩护不过是一个减少牺牲、增加胜算的额外条件,而非毛泽东考虑参战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中国盟友的行动也改变了斯大林原来的二个半月后苏联空军才能投入战斗的计划,决定迅速跟进,命令苏联空军从中国东北的机场起飞,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基于细致的档案研究,特别是苏联空军指挥官的作战报告,作者澄清了学术界对苏联空军参战时间的混乱说法,明确“苏联空军在志愿军于10月25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战斗,尽管只是在后方,但也足以说明斯大林的决心和对中国的支持。……朝鲜空战打响后一个星期,斯大林便决定分两批为参加朝鲜空战的别洛夫空军师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


中苏同盟的加强和潜在问题


就这样,中苏两国实际上是脚前脚后参加了朝鲜战争。据作者的研究,在朝鲜战争中,以中国东北为基地的苏联第64防空集团军总共有12个飞行师,先后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万人,1952年为最高年份,达2.6万人。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损失63架。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空军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没有掩护或配合中国军队的地面作战,而是在美国人所称的“米格走廊”(在鸭绿江与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间的地区)保护后方交通线。而且,与美国统一指挥联合国军作战不同,苏联空军完全独立于中国军队,他们与中国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这意味着,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希望苏联空军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


一个空军掩护问题,折射出盟友间多少的悲欢离合、世事沧桑!中苏同盟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心理上深深地刺痛了毛泽东。于是,亲密的同盟中同样孕育着不稳定。正如作者所云:“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的威望,以及斯大林成熟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和服从的地位。而这就构成了隐含在中苏同盟关系之中的一种分裂因素。


借助于沈志华先生的大作,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半个多世纪前朝鲜战争发生和扩大的复杂原因。这场曾经被美国人“遗忘的战争”实在不应该再被东亚的人们所遗忘,因为它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东亚的历史进程:日本因为战争订货而迅速繁荣,中国因为战争而失去了统一的最佳时机,朝鲜因为战争而牺牲无数且至今分离对峙,美军因为战争而重返朝鲜……从这个角度说,沈志华先生的大作只是我们更全面地探究这一战争的一个极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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