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超级间谍 4. 谍报大师——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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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十大超级间谍 4. 谍报大师——科恩 谍报大师——科恩   摩萨德是以色列中央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的别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情报机构之一。它以其卓有效的工作、雄心勃勃地胆略令人敬畏。   伊利·科恩是摩萨德优秀谍报人员的杰出代表,被其主子称为无可匹敌的情报专家,享有“西方佐乐格”的美誉。他以归来的阿拉伯大亨的身份只身潜入叙利亚,广泛结识军政要员,出入于政府首脑机关,窃取了大量绝密的政治、军事情报。叙利亚反间谍机关在“苏联技术专家”的协助下当场把他抓获,1965年5月被当众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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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超级间谍 4. 谍报大师——科恩






谍报大师——科恩


摩萨德是以色列中央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的别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情报机构之一。它以其卓有效的工作、雄心勃勃地胆略令人敬畏。


伊利·科恩是摩萨德优秀谍报人员的杰出代表,被其主子称为无可匹敌的情报专家,享有“西方佐乐格”的美誉。他以归来的阿拉伯大亨的身份只身潜入叙利亚,广泛结识军政要员,出入于政府首脑机关,窃取了大量绝密的政治、军事情报。叙利亚反间谍机关在“苏联技术专家”的协助下当场把他抓获,1965年5月被当众绞死。


最后的一夜


1965年5月19日凌晨3时半,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公开绞死了一个名叫伊利·科恩的以色列间谍。大马士革电台在午夜前,才第一次广播了要将这名间谍处以极刑的消息。 时近午夜,监狱看守急促的脚步声在走廊上回响,监禁伊利·科恩的房门被打开,科恩从睡梦中突然惊醒。他惊恐地从行军床上坐了起来,但仍睡意朦胧。在彻夜不熄的微弱灯光下,他看见两个叙利亚士兵的身影,心中揣测道:难道又要去经受一场酷刑……当他完全清醒过来后,他才注意到那个审问过他的特别军事法庭庭长戴利上校和那位大约80岁的犹太法学博士安达博站在两个士兵中间。他们的意外光临使他预感到自己的某种厄运,但他已没什么时间考虑了。 上校权重势赫,高傲自大,说起话来尖声尖气。他命令科恩穿衣、立正。


这是1965年5月18日的午夜,科恩在马扎监狱警卫森严的单人牢房里正站着,静听戴利上校宣布决定他命运的判决词:“今晚你将被处以绞刑。”


上校讲完,就向后退了一步给博士让路。这位弓着背的白胡须老人怀着悲痛的心情,用颤抖的声音念着希伯来文的祈祷文:“慈悲的真主,请宽恕你的有罪的仆人罢……”科恩跟着博士小声地祈祷着。老人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泪水不断地流过面颊滴在地上。当老人不能自持而把一些祈祷文念错的时候,科恩轻声有礼貌地给他纠正。


科恩在4名用冲锋枪武装起来的叙利亚士兵的监管下与老人坐在一辆大篷车里出了监狱大门。这时已近凌晨两点,夜里的空气清凉、湿润。卡车穿越沉睡的城市,科恩看不见车子开往何处,但他知道自己将要被带到几百年前建成的大马上革绞刑台。 这是被判处绞刑的罪犯最后停步的地方。


“囚车在烈士广场一角的警察局门口停了下来。科恩被带进警察局,在一张粗糙的木桌旁坐下。上校告诉他,如果愿意,他可以留个遗嘱或写封决别信。科恩转向正在向真主唱着单调重复的赞美诗的老人,平静地说:“我没有罪过,不欠任何人的东西,我不需要留下遗嘱。但是我要对我的家庭尽最后的义务,我要给他们写封信。” 他们递给他一支笔和一张纸,他开始不慌不忙。斟字酌句地写了起来:我的娜迪亚和亲爱的家人们:这是我写给你们的最后几句话,我恳求你们要一起生活下去。娜迪亚,请你宽恕我,并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你要设法使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你自己要多加保重,要多关心孩子们,让他们不要缺这缺那。同家人要永远和睦相处。


同时,我希望你能再嫁,让孩子们也有个爸爸。你完全可以这样做。千万不要整天为已不复存在的东西哀伤。要永远向前看。


让我向你吻别,并代我向索非、艾里斯、绍尔和家里所有的人吻别。不要忘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告诉他们,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思念他们。 你们不要忘了为拯救我父亲的亡灵、解救我的灵魂,而进行祈祷!


顺致我最后的吻别。……祝一切安好!


他用阿拉伯文写完这封信后,就把纸推开,踌躇了片刻,又把它拿了过来。他要了一张纸用法文把这封信抄了一遍,使他的遗言不只是用阿拉伯文留存下来。上校把两封信揣入口袋,暗示他该走了。


警察局离灯光耀眼、戒备森严的广场不远。绞刑架设在广场的中心,用铁丝网围着。


这个广场从建立之日起,就记载着叙利亚共和国历史上无数恐怖和光荣的篇章。就在3年前,科恩曾在这里夹杂在人群中观看叙利亚部队在俯瞰加利利海的努凯卜高地战斗中缴获的以色列半履带式装甲车。而现在却是无数的市民带着惺松的睡眼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紧张而急切地等候着看一看科恩。3个月前,科恩被捕之后各家报纸都对他大加渲染。对于几百万叙利亚公民来说,这个“以色列间谍大王”已成了一个具有神奇魔力的非凡人物。


事实上,从1962年1月至1965年1月,科恩在大马士革已成为国家的一位要人了。但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一名以色列的高级间谍。案件发生后,他就被单独囚禁起来,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既没有来访者,也没有与律师和家人通信。对他的审讯,虽然在电视上播出过部分实况,但这纯粹是官方作宣传用的,人们对这位神奇而非凡的人物充满极大的好奇心。广场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了。 在即将被处死的时刻,科恩当然不可能知道叙利亚政府的紧张和不安。最后的裁决仅仅是48小时前确定的,而且只有军队和政府中小数上层官员才知道此事。叙利亚总统阿明·哈菲兹上将命令党政军首领在大马士革待命。秘密报告中建设,对这个超级间谍执行死刑的判决不要履行通常的法律手续,以免激起一场来自以色列的进攻。在莫斯科出访的叙利亚军事情报部门的首脑接到通知,要在24小时内返回大马士革。叙以边境的叙利亚方面,从南部的依尔哈马到北部面向边恩村的小山丘,当晚都增加了摩托车、大炮和迫击炮等轻重型武器和增援部队。 科恩虽然对这些紧急防备措施一无所知,但他从防备森严的警戒系统中已感到叙利亚人的某种不安。当他走向刑台时,上校想伸手扶他一把,他明确地给予了拒绝。他的脸是苍白的,但显得很平静。


在刑台上,上校向科恩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在叙利亚有同谍吗?”这些问题正是他被捕以来,一直使叙利亚领导人深感烦恼而又得不到答案的问题。


科恩仍旧重复着那几句仅有的供词:“我并不以为我有什么罪过,我仅仅是做了我该做的而已。” 随后,他转身离开上校,径直走向绞刑架。他拒绝让刽子手给他蒙上遮眼罩。老人又向他作了最后一次祈祷。


4分钟以后,刽子手向上校报告,伊利·科恩死了。伊利·科恩就这样结束了他那扑朔迷离的一生,他在自己的国家或在敌对的国家里都给人们留下了传奇般的形象。


归来的大亨


伊利·科恩1924年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并在那儿一直生活到32岁,然后才移居以色列。他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个虔诚地信奉犹太教的孩子,曾想在当地犹太居民区当一名传教士。他的父母都是很自尊的东方犹太人,在城里经营一个卖领带的铺子。


同当时在埃及的大部分犹太青年一样,科恩很快就卷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活动。但他比别人走得更远,他加入了由塞缪尔·阿扎尔领导的一个非法的犹太人地下组织。科恩第一次去以色列,是他那个地下组织派他去的,目的是去学无线电通讯技术,以便在即将采取的“苏珊娜行动”中进行联络。“苏珊娜行动”失败后,科恩被埃及保安机关抓去盘问,但由于他能言善辩,最终使埃及人充分相信,尽管他认识阿扎尔,却与“苏珊娜行动”没有任何联系。埃及人不得不把他放了。这么一来,虽然他还在为一个主要由当地人负责的秘密的犹太人移民组织做些工作,但以色列情报机构已不能再让他在埃及从事间谍工作了。这不仅是因为埃及人肯定会怀疑他,而且还因为有一条规走重新严格地付诸实施了。这条规定是:决不能招募当地的犹太人在他的居住国充当间谍。


1957年科恩来到以色列。他最初在国防部当译员,负责翻译阿拉伯文报纸上的材料。但没多久,他就干够了这种翻译工作。不到3年时间,他就离开国防部,到以色列工人总工会经营的工业公司当了会计。


这段时间,摩萨德一直在他身上打主意。他早就受过从事秘密情报活动的基本训练,并且有一些实际活动经验。他过去一直在阿拉伯国家生活,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活动,他的潜力显然很大。尽管派他去埃及已是不可能的事,在那里非常容易暴露身份,但完全可以把他派到叙利亚这个非常难以渗入的阿拉伯国家去。摩萨德知道在他小时候全家曾迁往叙利亚的阿勒颇住过一段时间。科恩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小时候家里人使用的叙利亚方言。 对科恩而言,一方面他的爱国心是不容置疑的,另一方面他又确实感到在一个东方国家比在以色列生活得更自如。他认为,他对阿拉伯文化吏感亲切,在以色列生活1年多以后,他开始怀念阿拉伯的生活方式了。


就这样,虽然他已经结婚,但摩萨德并没费什么口舌,就说服了他充当以色列的特工人员。经过两年的刻苦训练和努力,他已完全能够胜任这一角色。


现在的问题是,科恩要想得到叙利亚人的承认,唯一的办法就是以一个叙利亚人的身份到那里去。叙利亚同埃及不一样,它是一个一贯对外国人、甚至对非叙利亚籍的阿拉伯人充满疑虑的国家,并且叙利亚人长期以来总被告诫要同外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要使一个人装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居民,并且使这种伪装能够长期地而不是暂时地瞒过周围的人,绝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伊利·科恩的祖辈是叙利亚的犹太人,有许多天生的有利因素,但还必须听从别人细致和耐心的教导,既不能暴露他那犹太人的身份,又不能暴露他那段在埃及生活的经历。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精心准备的一份履历表,会有助于掩盖任何漏洞,但是不管怎么说,还得做到万无一失才行。


到1960年年底,科恩已一切准备就绪。负责领导他的摩萨德官员已为他编造了一份与其经历尽可能相近的毫无漏洞的身份证明。他改名为卡马尔·阿明·塔贝斯,1930年生于贝鲁特,父母是叙利亚人。他的家1933年移居亚历山大,1947年又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长大成人后,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办起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并因而富裕起来。这一经历是符合那些因贫困、战乱和本世纪的革命而颠沛流离的成千上万个阿拉伯家庭的情况的。


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地,就有50多万阿拉伯人,其中叙利亚人占很大一部分,所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这些人中间生活。如果说他的叙利亚口音还不很纯正,会引起别人的疑心的话,这也不难做出解释,因为他基本上是在埃及和拉丁美洲长大的。如果他看上去对埃及的了解比对叙利亚还多的话,那是因为他过去曾在埃及呆过的缘故。唯一的问题是他只会讲几句西班牙语,不过耶路撒冷的外语补习学校的速成课很快就帮助他弥补了这个不足。


1961年年初,科恩第一次用卡马尔·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便在拉丁美洲建立他所需要的关系,同时他还按摩萨德所希望的那样去同那里的叙利亚侨民接触。这样,当他前往大马士革的时候,他就会获得他所需要的那种能得到别人信任的条件。这些事情,他做得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出色。


他的进出口贸易公司,依靠摩萨德慷慨提供的大笔资金,很快兴旺起来,这使他出了名,能够十分自如地往来于叙利亚上层侨民之间。


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的几个月里,他为最重要的一步——去大马士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科恩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叙利亚侨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中,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因此他放出风去,说是要了却毕生的一个宿愿,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叙利亚去看看,这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回去。1962年1月1日,他带着一些私人介绍信,登上了从热那亚开往贝鲁特的阿斯托里亚号客轮。他买的是头等舱,住在甲板上的一间客房里。他很快同船上其他阿拉伯巨商富贾交上了朋友。9天以后,他靠着在船上认识的一位有影响的叙利亚人沙伊特·阿尔德的帮助,由阿尔德开车把他带过了黎巴嫩——叙利亚边界,到达了目的地大马士革。


几天后,他动情地对他新结识的朋友们说,他多年漂泊,现在终于回到了故土,今后就不想再离开了。叙利亚是他的老家,是他准备度过有生之年的地方。通过从拉丁美洲带来的私信结识的朋友卡曼尔·阿尔赫申的帮助,他很快就在市中心的阿布鲁马纳区找到了一套十分雅致的公寓,正好对着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他非常清楚周围许多邻居肯定都是叙利亚的军官,同时,许多经销处、银行和工业公司的总部和一些大使馆也设在这里。 他住在这里不会引起什么怀疑。


一切安排妥贴之后,他就架起了无线电发报机。他把发报机巧妙地隐藏在看上去像是做饭用的混频炉里,天线固定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天线林立的房顶之上,拉进屋内,就像接在他的自动剃须刀上的一根长长的电线。


初战告捷


科恩通过观察他的近邻——窗户对面的叙利亚总参谋部开始了他的工作。为了能探测出特别不寻常的迹象,他不间断地监视着进出大楼的人们。在最初的几天里,他从早上8点总参谋部开始一天的活动起,一直监视到晚上6点多大多数军官和职员离开大楼为止。


在连续监视了几个晚上之后,他注意到只有5间房子的灯是彻夜不媳的。因而他推测那是夜间值班员往的地方,并断定这些房子是属于“军事情报作战处”的。这段时间,大马士革总的看起来是平静的,因为在总参谋部除了那5间房子之外几乎是一片漆黑,这是风平浪静的标志。


科恩经常与年轻的阿尔赫申见面,并经他介绍认识了他的一些朋友。他向所有这些人.特别是那些官员们打听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商品会遇到什么困难。他告诉他们自己有相当一笔钱存在瑞士和比利时的银行里,利用这笔资金和他在欧洲的关系,他打算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家具和艺术珍品。 渐渐地,他的交际越来越广,他到任何地方都由他的阿尔赫申介绍给大家。阿尔赫申在大马士革商人中享有极好的声誉,这样科恩理所当然地受到普遍的爱戴,人们几乎一见到他就相信他。他出口叙利亚家具和艺术珍品的计划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和支持。


没几天,在他的门前挂出了一张招牌,写着“进出口贸易公司——塔贝斯”的字样。他那温文尔雅的举止和适度的爱国主义表现,使他获得了很多在大马上革和他相遇的人的同情和友谊。 他能为以色列情报机关作出重要贡献的时机很快就来到了。


比他预料的要快得多。当他以“88”为信号通报他已在大马士革落脚后,按道理讲,他应该连续几星期或几个月中断和特拉维夫的一切无线电联系,以使他得以藏身。“不要仓促行动”的警告三番五次地出现在他脑海里。但不管怎样,事情出乎意料地发生了。


1962年3月8日晚7时,他听到大马士革电台广播:“今天我们英勇的士兵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以粉碎性的打击。叙利亚军队摧毁了在加利利海面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船,敌人遭到严重损失,他们在叙利亚军队到达前就撤退了。”


在对这条消息的确切性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猜测到这个报道会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叙利亚在海面上又向以色列发起挑衅了。


以色列在内阁周会上对这一严重事件进行了讨论。与此同时,电台的这个消息也使科恩提高了警惕。他躲在能看得见总参谋部的窗帘后面,又开始细心地观察起叙利亚总参谋部的情况。


他立刻注意到大楼里面和附近有些异常的活动:几乎所有以前漆黑的窗子现在都彻夜通明。


第二天,在见到阿尔赫申时,科恩第一次试探着眼他谈叙利亚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阿尔赫申似乎并不乐意讨论这个问题,科恩很小心地结束了这个话题。晚上他又一次在窗旁进行观察。但这次,周围一片寂静,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灯光只从那5间通常亮着的窗子里射出来,似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但他注意到,自加利利海面上的事件发生以来,大马士革街头出现的军车、特别是坦克运输车的数目增加了。


他无人可问,因为他还没有获得这种消息的可靠来源。他思考着在大马士革出现的军事动向,可能预示着即将发生突然的武装政变;但同时也还有一种可能:首都的这些军事骚乱是由于以色列边境上的紧张局势而引起的。


接下来的一天,他很惊讶地看到总参谋部所有房间的灯又都亮了。连续几天晚上都是如此。科恩马上起草了一份电文发往特拉维夫:“总参谋部很忙,灯连续亮了三夜。大街上有反常的部队调动,确信叙利亚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没有任何要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地方报刊上充满了恶意的反以色列情绪,所有这些都应视为是直接针对以色列的。” 他的判断没有错。第二天,以色列军队从叙利亚边境前沿阵地得到的消息使他的情报得到了证实。以色列方面对此作出的反映是加强在加利利沿海阵地上的力量。3月16日,战斗爆发;第二天凌晨便结束。以色列军队大获全胜。


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夜晚,阿尔赫申没有事先通知科恩一声,就和一个年轻的穿着军装的叙利亚陆军中尉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是阿尔赫申头一次不告而访。科恩很吃惊,带着焦急地神情望着来访者,想知道这次拜访的目的是什么。


阿尔赫申察觉到他的惊异神情,于是解释道:“我正巧有机会来这儿,看看你是否在家。”他的声音与往常一样友好。科恩把两位客人让到起居室,请他们喝酒。


“我可以介绍一下我的这位好友吗?”阿尔赫申问。他似乎为有这样一位朋友而感到很自豪,接着说:“马阿齐·扎赫雷丁,陆军中尉。”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他的叔叔叫阿布德尔·卡里姆·扎赫雷丁,是叙利亚陆军总参谋长。”


科恩十分清楚,阿布德尔·卡里姆·扎赫雷丁这个名字当时在叙利亚和以色列都是很出名的,他的相片经常在以色列的报纸上出现。如果真像阿尔赫申说的那样这是一次善意的访问,那么这位年轻中尉来到他的住处,真可说是上天的赐福。但他仍需弄清楚,是否仅仅是拜访,还有没有其他目的。


在厨房给两位客人煮土耳其咖啡时,科恩又把这事细想了一下,他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因为他偶尔听到阿尔赫申和中尉大声地、无所顾忌地讨论着政治和军事问题,当他回到起居室时,他们也没有改变话题。


马阿齐·扎赫雷丁表现出对广阔的世界——欧洲和南美,有极强烈的好奇心。按照阿尔赫申的说法,科恩是十分了解这些地方的。而此时在他面前的这位未来的叙利亚官员、年轻的中尉除了曾对贝鲁特作过一次暂短的访问外,还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祖国。


科恩扮演着一个爱国主义者的角色,与这个年轻的朋友攀谈。


“在阿根廷,虽富有,但也比不上在叙利亚、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生活的幸福和有价值。”他用一种阿尔赫申熟悉的语调强调说。这给年轻的中尉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这位热情的爱国者又继续说道:“如果我在这里的商业事务不这样紧的话,我想,应报名自愿入伍,在对犹太复国主义作战时,必然是需要男子汉的。”


中尉没说什么,但阿尔赫申接着说:“在大马士革,局势也很严重,军队威望越来越高,一些官员可能会利用这种形势,推翻现政府。正当我们奋力从上次的政变中得到恢复时,这会给国家带来新的骚乱。”


马阿齐点头表示同意:“尽管我们的士兵十分英勇,但以色列在3·16战斗中赢得了胜利。我只想知道我们是否能给予有力的回击。他们的空中力量是第一流的,是按以色列的标准进行严格的训练的,而我们的则很弱小,更不必说埃及擅自拿走了那些米格飞机,拒绝归还我们。而苏联已答应给我们的飞机,还需要等很长的时间。”


科恩一边倒着咖啡,一边细听着每一句话,但并不流露出他的感情。“即使是我们叙利亚的‘雄鹰’,如果没有飞机,也不可能飞行。”他用忧虑的语调平静地说道。他有意用“雄鹰”这个词,因为他了解叙利亚的爱国者们习惯用它来形容他们的空中战士们。 这个间谍可以准确地判断出这位年轻中尉像他的叔叔一样,属于叙利亚的“德鲁斯”宗教派,他比其他许多高级官员们更了解军队的情况。无疑,阿尔赫申称科恩为“我的兄弟卡迈勒”,这也使马阿齐倍受鼓舞,乐意与科恩谈话。但科恩仍很小心谨慎,以免引起年轻人的怀疑。他没有提出任何不慎重的问题,只问了一个小问题:“我想,你必定对3·16战役的战场十分熟悉吧?”


这并没有使马阿齐惊讶。“向我了解这个地方吗?战斗打响前两天,我正好在视察叙利亚所有的阵地,它们就在加利利海的周围。我亲眼看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他得意地说。


科恩忍不住地笑着说:“你知道,我在阿根廷总是避着犹太人,尽管那里犹太人很多。但是我很乐意看带武器的犹太人,即使是从远处我也乐意看看。”


中尉解释说,老百姓禁止进入边境的军事地带,只有极少数带着特别通行证的人才允许进入,通行证是很难弄到的,必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这个地区到处都是间谍。”他隐晦地补充道。


他说话的语调使人感到,他是颇为了解内幕的。


科恩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但马阿齐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下星期五,咱们3人一块去军事地带。你们可以乘我的小汽车,这样在军事检查哨就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


阿尔赫申并不太乐意去前线旅行。他说他大约在1年前已去过了,而科恩则取笑他说:“你是怕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子弹吧?”


阿尔赫申当然极力否认。于是大家同意等局势稍微平静些时,到前线去旅行一次。


与此同时,这个参谋长的侄子又为以色列间谍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消息。年轻人告诉科恩,纳哈拉威旅长正和政府争吵。


他说:“纳哈拉威是当前叙利亚的最强硬者,他认为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是没有战斗力的。我叔叔尽力劝他应该再给政府一次机会,但他不听劝告。鉴于3·16战役后的前线形势,他深信人民只相信部队。我相信这个上校很快就会给政府带来某些变化。”


直到半夜,两位客人才起身告别。年轻的中尉在分手时,还邀请科恩过几天同他一块去看场电影。科恩终于可以独自一人呆在房子里了。他看了看对面的大楼,用一段时间扼要、准确地归纳了一下他刚从谈话中得到的消息。如同上次一样,他在译成密码之前先写了一个草稿,就在当天夜里向特拉维夫发了一封情报:


“1、叙利亚空军害怕以色列空军。埃及拒绝把他们拿走的米格飞机还给叙利亚。”


“2、一些叙利亚军官并不掩饰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太软弱,其中最强硬者是纳哈拉威旅长。……”对科恩来说,那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尽管发完电报后他已疲惫不堪,但他直到破晓才入睡。


“商务”往来


尽管边境上的局势仍然紧张,但科恩还是忙着办理进出口的业务,这样使他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可信。他已和大马士革的一些制造商和经营商接触,目的是使他们对欧洲、特别是对慕尼黑和苏黎世出口手工制品感兴趣。他小心谨慎地告诉他们,他和欧洲的一个实力雄厚的进出口公司有联系。公司的主要分部在慕尼黑和苏黎世。他经营的品种有桌子、古董、珠宝、各种皮革制品和各种地方产的艺术品。按照他的观点,这些物品在欧洲有较好的市场。科恩和他的欧洲贸易伙伴的总代理人,也就是他的朋友“常驻理事”塞林杰之间频繁进行信件交往。正是通过这种通信方式科恩把搜集到的各种情报,甚至缩微胶片转交给以色列情报局。后来,家具的夹层也成了存放密件的地方。 接下来的两个月,叙利亚政治局势动荡不已。纳哈拉威旅长发动的政变推翻了“软弱”的旧政府,不久,一支由“自由军官”率领的军队又把纳哈拉威赶下了台。在这期间,叙以边境显得较为平静。正是通过科恩递送的情报,特拉维夫对叙利亚的政治局势了若指掌。 在这前线平静的时期,科恩和他的两位朋友阿尔赫申和马阿齐在叙利亚前沿阵地上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科恩查清了叙利亚的军事布置,如火力点、迫击炮的型号、重火力点的位置、德国式坦克以及前苏联的无后座力炮的数量和位置等,并电告了以色列情报局。


1962年夏天,大马士革局势相当平静,叙利亚国内政治形势总的来说已平定下来,和以色列接壤的边境地区再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科恩在接到让他回以色列的命令后,他告诉他的朋友阿尔赫申和马阿齐,他打算去欧洲办些商业上的事务。这是一件在他们预料中令他们十分羡慕的事。 他从大马士革起飞,途经苏黎世、慕尼黑,6天后回到以色列。


在以色列情报局,科恩草拟出一个又一个的报告,详细地记下了他所了解的有关叙利亚政治、经济局势和军事力量方面的一切情况。他对他们想知道的所有情况,如在大马士革遇到的重要人物、每个官员的特点、有关前线补给的细节、官员们的期望等进行了详尽的回答。


他的上司告诉他,为安全起见,他得改用新的密码系统,他们还为他配备了一台最新式的德国发报机。上司还告诉他,除了继续搜集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外,获取叙利亚人有关乔登河的河道改道计划也是一项主要任务。据说叙利亚政府计划使乔登河的水从加利利海改道,转引向南部。这一计划正是使以色列感到烦恼,并必然会对前线阵地发生影响的主要问题,因为以色列为了改造本国沙漠,制定了一项从加利利海引水的庞大计划,到目前为止,该计划已花费了2500亿,并计划在年底还要花费4000亿。如果叙利亚引乔登河上游水的改道计划成功,那么加利利海水位就会下降,计划无法实现,以色列将会遭到沉重的打击。


科恩顺利地完成他这次出行的使命后,于7月底回到了大马士革。


威宴密谋


为庆祝自己返回大马士革,科恩在他的寓所举行了一次宴会。他所有的叙利亚朋友都参加了宴会,其中有阿尔赫申、马阿齐、阿乐德,还有他在去欧洲之前新结识的许多商人。在这次宴会上他结识了叙利亚宣传和新闻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年仅32岁、担任国家广播出版局局长的乔治·塞夫,他是阿尔赫申的朋友,其年轻的女友也出席了这次宴会。


宴会上他送给马阿齐一打丝绸领带,领带上还标着巴黎和罗马最高级商店的商标。送阿尔赫申的是从巴黎赫耳墨商店购来的精美的红色皮革面写字台,还配有一套刻有科恩名字“塔贝斯”的讲究的吸墨用具。,塞夫前来是想急于听到巴黎的最新消息,但不是有关外事方面的新闻。塞夫跟马阿齐和阿尔赫申一样,只热衷于巴黎夜总会脱衣女最近的桃色新闻。这些出入过黎巴嫩时髦地区的叙利亚年轻人都被科恩所讲的那些风流韵事弄得神魂颠倒。其实,科恩哪到过巴黎的风月场所,他的故事都是他为了投其所好编造出来的。 塞夫颇有兴致地与大家交谈,他也是个性情活泼的小伙子,通晓好几种欧洲语言。显然他很高兴能与科恩相识。他对科恩的华丽窝所、优裕的生活以及他的欧洲之旅都十分羡慕。甚至对科恩亲自招待他们的咖啡的一套做法也十分倾心。


塞夫开始谈论起他的工作。他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新闻界,我得参加一切官方会议。不管政府的哪个部门我都可以随便出入,在各位部长面前都很得宠。”他转过头来对着他的秘书————那位年轻的姑娘,想要她为这番夸夸其谈作证。 科恩碰上了好运,通过朋友们的关系,他终于和塞夫交上了朋友。他对塞夫说,他向来很羡慕新闻界人士,他们无处不到、无事不晓、无人不识。他也曾向往能成为一个新闻记者。他用一种懊恼的口气接着说:“可是,恐怕我只能凑合当个商人了。”


“你要是对我的工作有兴趣,”塞夫说,“请在上班时间到我那儿看看。这是我的名片。”科恩对他的邀请表示十分感谢,并说有时间一定去拜访他。


这次宴会一周之后,科恩前往新闻部拜访塞夫。塞夫热情地欢迎了他,并把他介绍给同事们。他们在部里的餐厅喝咖啡时,科恩很自然地谈起阿根廷和他在阿根廷的叙利亚朋友,提到原驻阿使馆武官、现已返回叙利亚的哈菲兹将军。 塞夫告诉科恩,他与将军很熟,是将军的老朋友。科恩说想去拜访一下将军,对他的回国表示祝贺。塞夫说:“这事太容易了。”并答应为他们安排一次会见。塞夫说到做到,那周还没有过完,他就带科恩到将军家去登门拜访了。将军的住宅离科恩在繁华的阿布鲁马纳区的寓所并不远。


哈菲兹将军返回大马士革后,积极地参与了复兴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塞夫曾热情地向他推荐过一个“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归来的叙利亚人”,但见面时将军却没能马上回忆起卡迈勒·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不过当科恩衣冠楚楚地出现在将军的客厅里,当面感谢将军在阿根廷建议他返回叙利亚时,将军立即回忆起与科恩在布宜诺斯文利斯愉快的交往,并对他的来访表示欢迎。 “为了感谢您的宝贵建议,”科恩说,“我给您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他拿出一大听在德国买的上等烟叶送给将军,他记得将军一向是抽烟斗的。他告诉将军他准备向欧洲出口大量的叙利亚工艺品,还打算动员阿根廷的叙利亚侨民到他们的祖国来进行可以赚钱的投资。


将军被这位热情、老练、富有魅力的客人的言谈打动了,他赞扬科恩为叙利亚所做的努力,而且,为了表示亲近,他称科恩为“我的兄弟”。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谈着,其间,哈菲兹谈到他对叙利亚的内政问题十分焦虑,认为只有复兴社会党这一个党能拯救国家。 将军把科恩送到门口时说出了阿拉伯人惯用的那句热情好客的话:“记住,我的家就是你的家。”科恩认为,不管怎么说,他对将军的初访有利于他今后的工作。


不久,将军就登上了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主席的宝座。从此之后,科恩从访问将军的新闻部中获得了不少情报。


科恩与塞夫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由于他经常去塞夫的办公室,部里的门房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不用他出示身份证就放他进去。塞夫与科恩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超过了科恩与阿尔赫申和马阿齐的关系。塞夫常在科恩的公寓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谈起政府内部的小道消息,就没个完。科恩把这些情报都电告了特拉维夫。关于一个叙利亚代表团正在前苏联,要求前苏联政府帮助叙利亚进行河流改道工作的情报,就是科恩从塞夫那里打听到的。他还从塞夫那里得知,苏联并没有拒绝这个提议,只不过不急于实施这项工程。 在这期间,塞夫在新闻部的职权也扩大了。他被授权在政治方面监管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几种语言的对外广播。科恩很快就感到,他朋友的升迁对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塞夫的致命弱点就是沉溺子女色。那年初秋,塞夫建议在科恩的寓所暗地组织一次“绝妙的宴会”,邀请他的朋友哈图姆上校及两三个与他们相好的姑娘参加。哈图姆是叙利亚精锐的伞兵部队——突击队的司令。这时塞夫与科恩打得火热,他俩每周都要碰两三次头。科恩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塞夫的建议,举行了宴会。塞夫仍就带着他的女秘书,她身材丰满,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双闪亮的大眼,她对她的上司一往情深。哈图姆的女伴是土耳其驻大马士革使馆的一个低级雇员。


开始时,哈图姆相当拘谨,因为他与科恩不熟,存有戒心。 他知道他的行径一旦张扬出去,他就会失掉军职和军衔。然而,科恩利用这位魁梧强健的将军自负的心理,拼命地吹捧他。


几个小时以后,主人给客人灌了大量的白兰地和威士忌,坚冰被打破了,哈图姆上校感到十分自在。


据此,科恩决定今后要在自己的寓所里继续组织这种私人聚会。第二天他买了一部电唱机和一批动听的舞曲唱片。当再次与塞夫会面时,他告诉塞夫他非常喜欢上次那种形式的聚会,他的寓所随时都可以借给塞夫和哈图姆进行幽会。谈话中,他把哈图姆称为“我们英俊的朋友”。


整个冬天,这种聚会成了一种惯例。每两周塞夫和哈图姆至少要在科恩的寓所里聚会一次。他们一般邀请两三个女朋友,在科恩的公寓里度过了许许多多十分愉快的夜晚。 科恩为他们斟酒,加饮料,换唱片,偶尔也和姑娘们跳几个舞。但他始终遵守着一条严格的规矩,即从来不与她们胡来,只与她们保持朋友关系。作为一个正在执行任务的间谍人员,他必须保持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全神贯注地竖起双耳去捕捉那位叙利亚上校和那位文职官员所说的每一个字,因为他们二人掌握着这个国家的许多机密。


哈图姆上校直言不讳地谈了他对叙利亚当权者的看法。“胆小如鼠,优柔寡断”,当他酒意方酣的时候,他就会说,“一提起以色列,他们就吓得浑身发抖。现在是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然后,为了显示叙利亚军队的强大,他说出了叙利亚部队的全部编制情况:“我们有2上装甲师,5个步兵师,4个战斗机飞行中队。可我的突击队比所有这些部队加起来还要强。我手下的人都是些受过良好训练的硬汉子,他们决不会畏惧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为了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对这些谈话,科恩都奉为至宝。


“革命的狂欢”


1962年12月,叙利亚恢复了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他们以在加利利海岸的防区遭到破坏为借口,从那里向海上捕鱼的以色列人开了火。同时,在特尔卡茨基布茨,以色列农民在一块紧靠着边界争议地区的狭长地带耕种时,也遭到来自叙利亚的袭击;在北部边境靠近达恩河源头的地方,叙利亚还袭击了以色列的一支巡逻队。


局势又一次开始动荡起来。双方都准备采取极端的行动。


科恩又开始忙乎了,他向特拉维夫一封接一封地发去电报。


这一阶段,他所译成密码的电文要比早些时候多出两、三倍。他得编写大量的情报,这些情报都来自可靠的来源——马阿齐·扎赫雷盯乔治·塞夫和哈图姆上校。此外他还要编发那些他亲自搜集来的有关政治动向的情报。他发往特拉维夫的所有情报都被立即转送给以色列军方和总理。


此后几天,整个边境地区暴雨倾盆,遍地泥泞,这似乎阻碍了叙利亚方面采取军事行动。然而,12月20日科恩从大马士革发出的电文则说:“边境驻军司令哈里里上校迫切要求发动全面进攻,大马士革政府踌躇不决,担心遭到我们的反击。”


根据这份情报,以色列军队宣布在整个北部地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第二天,有些细微的征兆表明大马士革要停止挑衅,边境地带的拖拉机手抓紧雨后初晴的日子,又开始耕种他们在边界附近的田地。这次,叙利亚方面不再开枪干扰他们的耕作了。大马士革注意到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军队正严阵以待,以防他们再次挑起事端。


在圣诞节之夜,科恩和他的朋友乔治·塞夫和哈图姆上校之间的关系更加深了一层。一天在午餐时,塞夫压低嗓音对科恩说:“哈图姆和我十分喜欢在你寓所里举行的聚会。为此,我们都非常感激你。但是,我们看你对这种行乐不很感兴趣,你能不能把你的寓所的钥匙偶尔借给我们用用,时间在中午或下午5点到7点之间,结束后我们会给你打扫干净的。你看怎样?”


科恩同意了。于是他们定下来,在他们需要借用公寓的时候,科恩就把钥匙留在他的信箱里,信箱是不上锁的。塞夫只要早上打个电话来,说他或哈图姆当天要用公寓就行了。这就是科恩对他的主要情报提供者所能作的微小的报答。


1963年春季,是叙利亚政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科恩应允塞夫和哈图姆借用他寓所之举使他赢得了他们的充分信任。2月份,哈图姆告诉他,前线军队总司令哈里里上校,这位年仅37岁的军官已全部控制了驻扎在叙利亚边境的几个师,他目前正在总参部策划一场反对大马士革文官内阁的政变。科恩通过密电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的秘密情报专家们周密地研究了这份情报的价值。


虽然他们经常从大马士革这位间谍手中获得十分可靠的重要情报,但这次他们却认为,科恩关于“叙利亚可能会发生政变”的情报只不过是当地无足轻重的传言。 然而一个月后,在1963年3月8日深夜至第2日凌晨,哈图姆无意中泄露而被科恩准确预言的那场政变终于爆发了。大马士革政府因对哈里里的企图早有察觉,便把他派到安曼去任使馆的武官。但他没去安曼,而是回到他的部队,率领军人发动了政变。政变结束的当天,在特拉维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秘密情报局的发言人向新闻界人士披露了这一消息。


政变成功后,现政权采取了与前政权截然不同的执政方式,它使叙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样,这位以色列间谍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的朋友哈图姆上校在这次政变中起了主要作用、他指挥部队在凌晨发动了攻击,占领了面对科恩寓所的总参谋部和大马士革广播电台。


这件事使科恩得以打入那个发动政变的核心领导集团。更重要的是,他参与了那伙刚刚掌握国家命运的人们的私生活。哈图姆上校刚刚结束他那麻利的夺权行动,就立即给他的朋友科恩打电话,要求借用他的寓所和一位土耳其女友幽会。“我想开个庆功会。”他说。


政变之后,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掌握了政治大权。让科恩意想不到的是,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议他回国、前不久还赞扬他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商品的行动的哈菲兹在这次复兴社会党的夺权中大捞了一把,登上了新政府内政部部长的宝座,因此也成了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由于这意想不到的事态的发展,科恩越来越接近叙利亚的统治核心集团。4月底,他送给哈菲兹将军一束附上他的贺信的鲜花。


不久之后的一天中午,科恩和他的朋友们在他的寓所安排了一次大型聚会。两年后,这次聚会被称作叙利亚历史上的“革命的狂欢”。乔治·塞夫、哈图姆和其他几人参加了这次聚会。参加聚会的还有一群叙利亚姑娘以及哈图姆带来的“复兴社会党的一颗新星”——萨拉赫·戴利上校。聚会从“为复兴社会党胜利干杯”开始,以最放荡的纵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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