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末话皇历 看看老黄历的前身今世

历书是按一定历法排列年、月、日并提供有关数据的书,在我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历书,过去又称“历日”、“宪书”、“通书”。在封建帝王时代,由于它是皇帝颁布的,所以人们又称它为“皇历”。


木板刻印历书出现于唐


据史书记载,唐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就有木板刻印的历书出现了。唐宋时代,每年年末,皇帝就把新历书赐给文武百官,受赐者要上表谢恩。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书,每年编印历书不仅是一种习惯,而且是封建皇帝颁布历法的通例。“皇历”属于“官方”历书,历代皇帝都很重视历法的颁制,从唐朝起,各代王朝对历法实行严格的管理。历书未经“御批”不准翻印,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历法”是中国法律体系中“皇家”统一天下的典籍。清乾隆时,因为乾隆皇帝的名字为弘历,为了避讳,历书又改名叫“时宪书”。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历书的收藏,20多年前,著名学者周一良先生首次提出历书是有准确年款、不得随意翻刻、事后又无须翻印重雕的古籍,它是鉴定古籍、断定年代的标示物。如用清代乾隆七年历书的特征来考证被鉴定古籍的版刻、纸张、印鉴等,是较为科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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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历书承载历史岁月


老皇历几乎涵盖了与当时人们的意识行为、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等相关的许多古代人文历史信息,我们可以透过历书中的诗文、物候、典故、谚语来解读时代地域文化特色,同时还可欣赏到具有古代气息的版刻风格、翰墨山水、生活场景、纸墨特征。老皇历作为一种传统而古老的文化载体,很值得收藏界去关注和研究。虽然它最初的功能只是介绍有关生肖、二十四节气及相关的农事与生活知识。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各个时代的历书又带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此成了人们喜好的一种收藏品。明代晚期,套版套色印刷达到了顶峰,反映到老皇历上就更添了几分风彩,这种官刻官印宫藏的老皇历是拍场上的重器,动辄成千上万元不在话下,而且买家多是海外大款,后市还应看高一线。


古时的历书内容除以历法排列年月日和节气外,多以具体指导农事、参谋生活、选定良辰吉日为主。但出于封建统治的需要,历书内容也被涂上了浓厚的迷信色彩,如选择“黄道吉日”、相面算命之类,成了活生生的历史写照。而那些与特殊历史时代密切相关的时事政治、经济生活、科技军事、天文地理、文化艺术、春联谚语等成为体现收藏价值的渊源。“皇历”所记的历法,一般是以一年为限,第二年变更,如果拿去年的“皇历”来查看今年的历法,就一定是错误的,因此人们常用“老皇历”来形容那些因循守旧、不合时宜的思想意识。


特殊年历为后人警示历史


特殊年代的老皇历还为后人警示历史、不忘家仇国恨起到鲜明的警钟作用。如:《大清光绪三十五年时宪书》。清代光绪皇帝在位34年,根本没有“光绪三十五年”,所谓“光绪三十五年”,应为宣统元年(1909年)。由于“皇历”必须要在前一年年底提前印制,而印刷部门无法预测皇帝何时更替,所以便出现了“光绪三十五年”谬误,以致该“皇历”出版发行时,在封皮“光绪三十五年”上,加盖了朱印“宣统元年”加以订正。1912年被推翻后的清朝皇室刻印了《大清宣统四年时宪书》。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在革命派的努力下,清帝接受优待条件退位,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五日(1912年2月12日)颁诏退位,因此历史上并没有宣统四年。这一年(1912年)新历书中记载了这一事件并在题记中记有“北京城总都督袁世凯,南京正都督孙文,副都督黎元洪、黄兴,闫锡山,山西太原府大都督五台县人”。做了80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刻印了《洪宪元年历书》(1915年),这些特殊年份、流传极少的老皇历是藏界追逐的 “重器”。200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在北京拍卖会上,以数千元重金将此两件历书购归,永久展示。又如1942年由沈阳付印、长春发行的壬午年历书,是一个叫长泽千代造的日本人编纂的。虽然也有一般历书的栏目,但有一半篇幅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殖民宣传内容,观其言词和画意,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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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历书有讲究


在这里,不妨给喜欢收藏历书的朋友们提个醒: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份,如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 七事变”、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时的老皇历,千元以内的先拿在手里,绝错不了。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年的“新皇历”(散页,12份全,解放区印)是可以拿来“镇堂”的藏品。外国人和海外第三代、第四代华侨子女购买“老皇历”是为了了解中国传统民俗,比如他们最关心的是:每一年的第一天为什么叫“元旦”?从老“皇历”中就可以找到答案。我国古代“农历”的正月初一被称之“岁首”,岁首这天就叫“元旦”,“元者,始也;旦者,晨也。”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在全国开始使用公历,因此便将农历正月初一叫做“春节”,则把公历的1月1日叫做了“元旦”。到了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决定采用公历纪年,并正式把1月1日叫“元旦”。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册“日历”,出版于1949年,首次采用了公元纪年,其封皮为《公历一九五零年农家历,夏历庚寅年》,图案为马拉犁杖耕田,联合收割机收割庄稼。该农家历首页上刊登了国旗、国歌,国旗制作说明。1951年的“农家历”首页,首次出现了国徽图案,内容有民歌、谚语、二十四节气等内容。“文革”时期有时代特征的“皇历”当然也是好玩意儿。“文革”期间的历书极具时代特色,多印有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当时流行的口号等。如1967年历书第1页至37页为毛主席语录,后边是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等,而实用的节气、生活常识方面的内容极少。


众多历书融合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和艺术性,其中的天文历法、民俗民风、地理历史、旅游观光等多方面知识,让人们能观赏到难得一见的稀罕物。历书除有年历外,还衍化有月历、日历、怀历、台历等多种,各种设计和内容丰富,规格多种多样,美不胜收。此外,清末民国初期,历书都是挂在“月份牌”上的。(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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