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与“sina”

“支那”与“sina”

--周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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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语“支那”的语音起源于西语“China”、或“Sion”吗?


虽然梵文“Cinasthana”中的“cina”和“Mahachinasthana”中的“china”起源于秦国的“秦”的语音之说论据较为有力,但学界仍未就此达成共识[4]。不过,“Cinasthana”、“Mahachinasthana”皆为古印度对中国的称谓之说则早已成了定论,而且汉语中的“支那”和葡萄牙语、荷兰语、德语、英语中的“China”以及法语中的“Chine”等皆起源于梵语“Cinasthana”、或“Mahachinasthana”之说也早已获得了公认4。


据考证,唐玄装等僧侣在其著作中叙述赴印度取经的情形时,曾将古印度对中国的呼称“Mahachinasthana”音译成了“摩诃脂那国”、“摩诃至那国”、“摩诃震旦”等。梵文“Mahachinasthana”中的“Maha”乃“大”的意思;“sthana”读作“斯坦”,乃“国境”的意思;“china”则为“秦”的语音。因此“Mahachinasthana”的意译应为“大秦国”。不过唐朝僧侣并没有意译它,而是对它进行了音译,于是汉语典籍中便开始出现了一组同义音译词:“脂那”、“至那”、“震旦”、“支那”等[5]。此后,这些音译词在汉语典籍中虽然不时露面,但总的来说出现的频率不高;且即使出现了,也大都作为历代中国的统称而被使用[6]。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不少特定情况下,譬如说在汇编各朝代中国人的佛教著作时,只署记某一朝代的名称显然不合情理,故人们不得不使用跨越多个朝代的统称。当时,人们虽然有选择其他统称的自由,但对佛门弟子来讲,无疑没有哪个统称比源于梵文的译语“支那”更能体现自己的虔诚和博学的了,因此“支那”比较多见于佛教经典。


“支那”一词由中国传入日本可以上溯到九世纪初。日本著名僧侣空海大师著述时曾多次使用“支那”一词[7]。由于空海曾于八○四至八○六年随遣唐使赴唐学习过佛经,因此可以推断他书中的“支那”乃是从大唐僧侣或汉译经典那里学来的。总的来说,在东西文化发生大规模碰撞之前,除少数佛教界人士为显示博学、虔诚模仿先哲使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之外,一般日本人很少使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这一时期,日本著作中常见的中国称谓乃是“汉·汉土”、“唐·唐土”、“中土”、“中国”以及相应朝代的名称,如明、清等[8]。虽然中国的朝代时常发生变化,但是近代以前的日本人一直喜欢使用含有“汉”、或“唐”字的名称来统称中国或中国人8。


西学东渐后,日本开始与西方发生直接接触,这样西语“China”传入日本便成了迟早之事。一七一三年,儒者新井白石在译介荷兰语地理书籍时首次将“China”与“支那”相连,不过他给“支那”加的注音假名的读音并非是“希呐”,而是“契呐”[9]。一七八三年,兰学者大槻玄泽在著述《兰学阶梯》时,虽然也采用了“支那”这个译语,但他给这个译语加的注音也只不过是“希依呐”[10]。洋学兴起之后,受西语“China”的影响、将中国称为“支那”的洋学者与日俱增,但这些洋学者在著作中将“支那”的语音标注为“希呐”的为数非常有限[11]。翻阅一下明治初期的教科书,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既有按英语“China”的发音“恰依呐”为“支那”加注假名的[12];又有按传统的中国称谓“唐”的发音“卡拉”、“唐土”的发音“毛姥烤希”为其标注假名的[13]。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由文部省组织发行的两本地理教科书均将“支那”的语音标记成了“恰依呐”[14],似乎有意提倡按英文“China”的语音来训读“支那”一词。


“支那”演变成为中国的常见称谓、其语音统一为“希呐”,事实上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事[15]。为什么甲午战争之后“支那”的语音统一成了“希呐”,而没有统一成英语语音“China”、或日本早期对中国的称呼“卡拉”、“毛姥烤希”呢?这是一个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民国初期的一位留日学生认为这是由于“支那”的语音“希呐”与日语中的木偶、物品、将死同音、或谐音之故[16]。我们虽然很难断言“支那”的语音演变成“希呐”一定与这些词的谐音有关,但是不论日本人使用“支那”称谓时是否寓含着这些谐音语之意,听者在轻视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容易朝这方面联想却是事实。对这种容易产生误解的语音,日本社会本来应该加以回避,而实际情况却恰恰想反。倘若甲午战争后日本人仍坚持明治初期文部省所提示的方向,把“支那”读成英语的“China”,那么问题至少不会复杂到旅日华人会按“希呐”的语音把“支那”理解成木偶、物品之意的程度。


由上观之,一些人所持的现代日语“支那”的语音来自于西语“China”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日语“支那”的语音真的是由“China”演变而成,那么它的注音应为“恰依呐”,而不是“希呐”。日语的音素虽然不多,但不至于区分不了这两个音。


至于日语“支那”的语音“希呐”来源于西语“Sino”之说,那更不值得一驳。诚然,西方社会有时也使用“Sino-”来表示“中国(的)”的意思,如使用“Sino-US Relations”来表示“中美关系”、使用“Sinology”来表示中国学(汉学)等,但是这些地方的“Sino”均为连接词,并非单独用来表示“中国”之语。而且,“Sino”在十八世纪以前的西方著作中并不多见,它成为常见用语乃是“中国学(法语:Sinologie,英语:Sinology)”十八世纪在法国兴起、十九世纪在欧洲开始盛行之后的事[17]。受西方中国学的影响,二十世纪初日本京都的一群学者结成了一个叫作“支那学会”的研究组织,一九二○年又开始发行了一份名为《支那学》的学术刊物[18]。这里的“支那学”虽是“Sinologie”和“Sinology”的对应语,但是其中的“支那”并非“Sino”的音译,而是它的意译。初通日语的人都知道,“na”和“no”的注音假名完全不同,若要音译“Sino”,那就应该译成“希恼”,而不是“希呐”。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至今仍有部分右翼分子主张按先前的习惯将中国称作“支那”,他们的托词之一就是日语“支那”的语音“希呐”来自于西语“China”,中国既然允许欧美人称其为“China”,为何不许日本人呼其为“希呐”[19]?这伙人为赢得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只得这样误导舆论,但是如果我们也信以为真、甚至以讹传讹,那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了。



为什么旅人华人对日语“支那”如此敏感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日本人嘴中的“支那”同木偶、物品谐音之故吗?不!大多数中国人之所以强烈反对日本人使用“支那”称呼中国,是因为中日两国之间曾发生过令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深受其辱的“国号事件”。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日本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没有当即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在正式承认之前,如何称呼中国呢?当时的驻华公使提议先使用与“清国”、“中国”无关的“支那”来称呼中国[21]。一九一三年七月日本政府根据驻华公使的提议商定:今后,不论中国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呼称中国21。


一九一三年十月,日本政府趁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际宣布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在给中方的中文文本中虽然使用了“中华民国”的称谓,但在递交给日本天皇的奏文中却使用了“支那共和国”的称谓。北洋政府发现日本对中称呼不统一这一情况后,马上指示驻日代理公使同日本外务省进行交涉。可是,交涉过程中,日本外务省自始至终坚持不肯放弃在日文文本中使用“支那共和国”称呼中国的既定政策,只肯承诺在中文文本中使用“中华民国”称谓、不使用“支那共和国”字样[22]。


当中国人经过艰苦奋斗终于结束封建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拥有了一个崭新的国号时,作为近邻的日本却不立即予以承认,甚至单方面给中国取了一个“支那共和国”的汉字国号。对中国人来讲,简直没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人难堪的了。因此,一些有识之士一开始就对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的作法表示了关切,甚至进行了抵制[23]。但因民国初期政局动荡不安,关心“支那”称谓问题的人非常有限。


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中国人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这种情绪当然也折射到“支那”称谓这个问题上来了。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留日学生在国内出版的《东游挥汗录》中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一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书中写道:“假扮(Japan)虽继承了中国体统,读汉文、朗佛经,却朝野上下不把‘中华民国’四字、甚至‘中国’二字当成回事;并且蔑视我国,连‘摩诃震旦’也不照用,只称切掉前面二字后剩下来的语音支那。报纸、着述、讲演都只称支那。在政府公文中抛弃‘中华民国’四字,特意使用‘支那共和国’五字。不仅不符合国际礼仪,而且简直不把我国看成国家。中华民国成立已经八年了,倭人至今还不承认。”[24]


先后留学日本的郁达夫、陈独秀等人也在文章中对“支那”称谓进行了鞭挞[25]。


在留日学生纷纷表示不堪忍受被日本人称作“支那”的耻辱之时,中国国内反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尤其是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之后,这种呼声可谓达到了顶点。一九三○年五月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文书局长杨熙绩在讲演时公开对“支那”称呼进行了谴责[26]。稍后国民政府训示外交部∶今后凡载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27]。六月下旬《上海民国日报》》(二十三、二十四日)、《武汉日报》(二十六日)、《广东民国日报》(三十日)等报社也跟着发起了反对使用“支那”的倡议活动。


面对中国民间以及官方的反对声浪,一九三○年十月日本外务省提请内阁讨论将中国的日文正式称谓改为“中华民国”。日本内阁会议虽然通过了外务省的这一提议,但没有议定中国的简称问题[28]。因此,这次阁议之后,日本政府公文中虽然不再出现“支那共和国”的称谓了,但是日本社会中使用“支那”简称中国的现象并未减少,甚至连外务大臣在国会答辩这种正式场合仍然使用“支那”称呼中国[29]。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外务省开始明确反对使用“支那”简称中国。当然,其动机并非出于尊重中国国民的感情需要,而是因为伪“满洲国”成立后,作为国家概念的“支那”和作为地理概念的“支那”在空间上已经不再重叠了,此时若继续简称中华民国为“支那”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作为国家的“支那(国)”同地理上的“支那”包含满洲一样包含“满洲(国)”。是故,日本外务省一九三二年十月决定:今后不再简称中华民国为“支那(国)”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混乱;若要称呼中国,则一律使用全称“(大)中华民国”[30]。


日本外务省的上述决定,并没有获得日本社会的广泛认同。一些学者纷纷撰文说:地理上的“支那”指中国本土,并不包括长城外的满洲、蒙古等地[31]。既然满洲在地理上本来就不属于“支那”,那么继续简称“中华民国”为“支那”当然就谈不上产生什么混淆。受这种舆论的影响,民间以及日本政府的其他部门并没有紧跟外务省行事,而是继续称中国为“支那(国)”。几年后,日本军部全面挑起侵华战争。结果,日本外务省也一改往日的作法,开始追随军部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称“芦沟桥事变”为“支那事变”。


日本战败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遣代表团进驻东京。应中国代表团的要求,盟国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团对“支那”称谓进行了调查,并确认“支那”称谓含有蔑意,故于一九四六年六月责令日本外务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32]。根据这一指示,日本外务省迅速向各主要报社以及政府各省、各都道府县等发送了题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文件[33]。其后,文部省次官又将这一文件转发给了各大专院校[34]。于是,“支那”称谓开始从日本政府的公文里、学校教科书中、报纸、杂志、广播中消失了[35]。


今天,除极少数右翼分子仍在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不断刺激中国人的心灵创伤之外,正直的日本人都拒绝使用此词,有关部门甚至坚持将载入教科书的战时作品中的“支那”一律改为“中国”[36]。此时,如果中国的网站公然使用“支那”的注音作为自己的域名,而且也不给人一个满意的解释,那么生活在日本的华人以及了解中日关系那段历史的海内外同胞将会作何感想呢?




现代日语“支那”的罗马字注音是“sina”吗?


《东京新闻》刊登过一篇题为“支那不是蔑称”的报道。该报道的第一段这样写道:“经营着中国最大门户网站‘希呐(sina)网’的新浪网公司二十一日针对本报的采访表明了下述方针:拒绝由一部分认为‘希呐(支那)是对中国的蔑称’的学者等提出的改名要求。其理由是:‘希呐起源于英语的China,其自身并不含有侮辱的意思。’”[37]显然,在这则报道中,记者将“sina”音译成了“希呐(支那)”。换言之,对日本人来说,“sina”的读音与“支那”的发音“希呐”没什么不同。


我们说在日本新浪网域名“sina”的读音就是“希呐”、与现代日语“支那”的语音完全相同,但是反过来是否可以说现代日语“支那”的罗马字注音就是“sina”、或“SINA”呢?为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现行日语罗马字拼写法的形成过程及其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最早同日本进行接触的西方国家是葡萄牙。随葡萄牙商船赴日的耶稣会士们为便于传教,曾日译了一批天主教教义、祈祷书之类的传教材料。由于当时传教士们大多不识日文汉字,故这些翻译材料都不是直接用日文写成的,而是用罗马字拼写成的。在这些译文材料中,日语音节“希”被拼写成了“xi”[38]。耶稣会士们建立的这套拼写规则后因日本禁教锁国而被束之高阁,所以对后世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禁教锁国期间,同日本继续保持经常性接触的西方国家只剩下荷兰。在同荷兰人交往过程中,日本国内涌现出了一批精通荷兰语的兰学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著书介绍荷兰语的音韵特征时,曾尝试着用日语假名来标注荷兰语的语音,从而在日语假名与罗马字之间建立了一种对应关系。例如,藤林淳道一八一○年就曾制订过一张假名与罗马字音韵对照表。在这张表中,假名“希”对应的罗马字拼写是“si”和“xi”[39]。


开国以后,美、英、法、德的势力在日本急剧扩张,随之英语式、法语式、德语式罗马字拼写法应运而生,但竞争的结果是美国传教士、医师平文(James Curtis Hepburn, 1815-1911)创立的英语式罗马字拼写法于一八八五年获得日本学界承认。此一罗马字拼写法中的假名“希”被拼写成了“shi”[40]。今日通行的“修正平文式”、即“标准式”拼写法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


由于平文的拼写法主要是为了满足西方人学习日语的需要而制定的,故一八八五年日本著名学者田中馆爱橘又在兰学者早年研究的基础上,以日本人为本位,制定出了一套后来被称作为“日本式”的罗马字拼写法[41]。尽管在西方主要语种中“si”的发音有异于假名“希”,但是“日本式”的主张者们仍坚持用它来表示日语音节“希”。因为只有这样规定“si”等罗马字音节的读音,才能使五十音图的罗马字拼写显得比较工整[42]。


若对照一下“日本式”与“标准式”,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明显差异。例如,“日本式”的声母只使用一个罗马字母,而“标准式”既使用单字母的声母,又使用双字母的声母;“日本式”不仅要求句头字母大写,而且还要求所有名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而“标准式”则只要求句头字母必须大写。关于这两个拼写法的是与非,学者之间曾产生过广泛激烈的争论[43]。结果,在国粹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一九三七年,日本内阁推出了一套被称作为“训令式”的罗马字拼写法。这套拼写法除对“da”行假名做了简化处理外,其余几乎可以说是“日本式”的翻版[44]。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三日,即在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后的第二天,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了对日第二号命令,明令日本政府在街道、乡村、车站等处设置罗马字地名标记时一律采用“修正平文式”、即“标准式”拼写法[45]。这样,遭禁多年的“标准式”在美军的干预下又开始复活了。


战后,一直将“训令式”视作为军国主义产物的“标准式”支持者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废止“训令式”拼写法。“训令式”支持者们则以盟军并没有行文否定“训令式”为据,主张对内继续执行一九三七年通过的“训令式”拼写法[46]。两大派系争执的结果是∶日本内阁于一九五四年底以告示的形式公布了《日语罗马字拼写法》。


告示《日语罗马字拼写法》中有两张表,第一表与一九三七年公布的“训令式”内容完全相同,第二表则是“标准式”、“日本式”与“训令式”不同部分的罗列。告示在《前言》第一、二条中规定:一般情况下应使用第一表所列拼写法,但在涉及国际关系、或过去惯例很难更改的场合下,可以使用第二表所列拼写法;第六条规定:“句子的开头以及专有名词的词头用大写字母书写,专有名词以外的名词的词头不妨用大写字母书写。”[47]


显然,告示乃妥协折衷的产物,它既肯定了“标准式”,又肯定了“训令式”和“日本式”。这样一来,日本便出现了多套合法的日语罗马字拼写系统。之后,由于英语的影响力急剧膨胀,英语式罗马字拼写法,即“标准式”拼写法越来越受到日本社会的欢迎[48]。现在,岂止是街道、车站的罗马字标记清一色按“标准式”拼写,连日本人以及公司的译名都几乎毫不例外地采用了“标准式”拼写法。例如,人们熟悉的“三菱(日语读音:弥茨毕希)”的译名乃“Mitsuibishi”,而不是“Mitubisi”;“东芝(日语读音:涛希巴)”的译名是“Toshiba”,而不是“Tosiba”。


由上可知,今日的日语“支那”的罗马字拼写法理论上应该有两种:一是“Sina”,此乃“训令式”拼写,它与“日本式”拼写完全相同;另一个是“Shina”,此乃“标准式”拼写。然而,无论依据哪种方式拼写,专有名词“支那”的罗马字注音的词头字母均须大写,因为五四年的日本内阁告示曾对此做出过明确的规定。所以,严格地讲,“sina”和“SINA”都不是日语“支那”的罗马字拼写、或曰英译。


虽然理论上现代日语“支那”既可以拼写为“Sina”,又可拼写为“Shina”,但是实际上,人们总是按英语的发音方式将“支那”拼写成“Shina”。例如,加利佛尼亚大学的弗格尔(Joshua A. Fogel)教授在《中日研究》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将日语“支那”拼写成了“Shina”[49];又譬如,盟军司令部政治顾问团在一份关于“支那”的调查报告中,同样将“支那”拼写成了“Shina”[50]。今天,坚持依据影响力越来越小的“日本式”、或“训令式”拼写规则,将“支那”拼写为“Sina”虽不能说不可,但已不合时尚。



小结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人所持的“‘希呐(支那)’起源于英语的China,其本身并不含有侮辱的意思”[51]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支那”一词早在九世纪初就由中国传入日本,而日本与西方发生的最初接触却是一六世纪的事,怎么能说日语“支那”起源于西语China呢?!而且“支那”的语音“希呐”和“China”之间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China”早期传入日本时,确实被译成“支那”,但是译者新井白石给其加注的假名的语音是“契呐”、不是“希呐”。幕末维新初期,日本和西方的接触急剧增加,随之用“支那”称呼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即便在这一时期,“支那”的语音仍没有统一为“希呐”。“支那”真正成为日本称呼中国的常用用语乃甲午战争以后的事,其语音统一为“希呐”也是这一时期的事。因此,人们完全可以合理怀疑“支那(希呐)”演变成中国的主要称谓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侮情感和心理。


诚然,从字面上看“支那”一词并不带有什么不良的意思,但是考察一个词的含义、性质不能只看文字符号,还要看它的语音以及它被使用的语境。关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说得再也透彻不过了。“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52]。“脱离具体的语言游戏、脱离具体的生活形式去了解语言;按照指称关系来理解词的意义;……如此等等,都属于对语言的用法迷惑不解,错误理解语言用法的范围,都会产生哲学混乱或哲学问题。”[53]一些人在考察词语的意义时,只看到文字符号的要素,很少考虑语音这个要素,更没有想到语境也是考察语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看来,只要“支那”这两个文字符号本身不含有贬义,那就不必对此过于在意。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支那”的含义不是在语言活动过程中被人们逐渐赋予的吗?


辛亥革命后,作为同文国的日本政府傲慢无礼,无视中国民众以及政府的要求,抛弃中国人自主选择的汉字国名不用,单方面将易引起误解的“支那(希呐)”规定为中国的正式称谓。这便彻底地改变了“支那(希呐)”一词的原有性质,“支那(希呐)”由此便演变成了日本蔑视中国的一个典型象征。中国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终于以战胜国的身分出现在日本,并通过战胜国组织责令日本不要再使用这一称谓,从而伸张了正义、实现了无数先烈梦寐以求的愿望。今天,作为他们的后人,我们当然不同意少数日本右翼分子翻案、再次使用“支那(希呐)”称呼中国;我们当然不赞成国内的商业机构(包括网站)使用“支那”、或其注音作为自己的商号名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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