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当村官背后:让村民换个活法

lq456789 收藏 1 102

王文忠的富人治村路


天很冷,晃晃脸盆,把最上面的一层冰倒掉,剩下的水加点开水还可以洗涮。王文忠接过生活秘书端来热腾腾的甲鱼汤喝了一口,翻开昨晚的工作笔记。这是他就任河北衡水芍药村支书的第90天,坐在一群黑棉袄黑棉裤中间,王文忠在羽绒服里穿着紫色条纹衬衫。他的乡音一点没变,不过说话声小且温和。对于每个说话对象,他都要加上“哥”、“叔”这样的称谓,左手硕大的钻戒偶尔会耀出光芒

开会了


“村里喇叭正在叫我的名字。”一个年轻媳妇说,她脸上的红晕很重,语调急促又兴奋,“我还没和书记聊过。”王文忠上任后,先自己掏钱把村南头的祖屋周围砌了院子,当办公地,院子门口是一个已经很少见的大喇叭,正向北。“这响动上次出现还是大跃进。”老人们欣慰地说。前一天晚上,王文忠和30多名村民代表讨论3小时的结果是,村里的地要重新分配,“上大学的和当兵的暂时不分”,以及若干条分地的规划。但是一大早就有几个村民进门,他们毫不客气地提意见,“上大学的和当兵的本来就经济紧张,应该照顾??”于是上午,为了这个已经讨论、表决、签过字的决定,再一次开会。


会议中,有人送来了“请勿吸烟”的牌子。王文忠在北京的雅宝路有资产过亿元的皮草公司和店铺。“公司可以设吸烟室,在这就只能到院子里抽了。开会吸烟不文明。”前一晚王文忠还完全沉浸在二手烟里。村民们虽然知道新支书不抽烟,但都没有要自动放弃的意思。王文忠终于忍不住做了个牌子,“挂在门上,给大家提个醒”。村民们说,下午他们走进会议室之前显然都看到了“新精神”,很自觉地摁灭,然后把半支烟别在耳朵后面。“10年了,芍药村就没开过会。”比起抽烟,开会更让大家兴奋,“从8点来钟,不停歇,一直开到晚上11点”。对于另一个“上班时间”的牌子,村民们则和王文忠一样视若无睹。刘素芬是妇联主任,刚开完下午会回家,还没吃饭就被通知晚上的会又开始了,“以前的村委会连办公室也没有,取个信还要去村长家里”。王文忠上任3个月以来,芍药村民已经把“开会”常常挂在嘴边上。


王文忠47岁,用他自己的话说,“到了给事业加0的阶段”。自从1995年在北京开创事业,王文忠就只是每年清明和过年回村扫墓。“大概2000年以后生意就步入正轨了。”王文忠是雅宝路皮草协会的会长,有一个公司和6家店铺,“算是行业里做得不错的”。王文忠的夫人是邻村人,他们有3个孩子,在北京有几处300到500平方米不等的住所。“从2007年7月份开始,镇上、区里领导都辗转给我打过20多次电话,说芍药村前任村支书被免职了,已经有半年多没人管这个村,问我能不能挂个名,在北京时不常地打个电话就行。”现在,和领导们的期待相反,他的手机时常要照应公司的事情,3个月只有两星期因为要输液回了北京。坐在土炕上,他说,“我觉得要回来就真干点事情,21岁的女儿来看了一趟,说爸爸伟大”。


由9个青年妇女组成的“爱心小组”这天下午第一次有了一个正式的开场。王文忠先夸奖每个不大认识的人,“大家都是公认的孝顺、勤劳的媳妇。村里的贫困户、孤寡户,我们要把爱心送过去。说得明白点就是帮他们打扫卫生”。王文忠的话很简单,但是对于大家,却相当新鲜。“爱心小组?”有人不好意思地悄悄念,“以前都是听电视里说说,好像只有大城市有。”王文忠的屋子分两间,里屋是一件很小的卧室,一张土炕占据了大半,另一侧是装了网线的电脑、传真机。外屋就是村委会办公室,只要有村民,王文忠从不回小屋。办公室的木头椅子全都一样。好几个小时的会,却没有一个人伸伸胳膊腿或者打个哈欠。“什么叫制度?制度就是铁的,和法律一样是不能商量的,轮班值日就是制度。”王文忠用他自己的理解,解释一些他讲到的概念。村民们安静地睁大眼睛,好像要把每个字都刻在心里,他们说,“听书记说话,长见识”。


老板的村支书生活


村委会门前的土路上,停着一辆紫色的超长越野车。“宾利经不起土路颠簸,宝马开回北京保养了。”王文忠选来选去,挑了底盘最高但最耗油的道奇“公羊”。“一天的油费就要400”,王文忠的保镖说,他成了村民们的公用司机,“一会儿去给村民买浇水的管子,一会儿缴电话费”。本来来了4个保镖,渐渐只剩下了1个。9月27日,刚进村时候,保镖们还很警觉地执行任务,一直在王文忠周围。“我在北京从来不用保镖,他们在公司只有两个任务,一是取钱,二是陪贵客出行。”王文忠上任之前很担心村里的矛盾,“前任的村支书和村民累积了很大的问题,村民们经常上访,而且村里也总是来黑社会”。遭受过威胁的村民,会在自家门口放一把铁锨,“横行霸道的事情多了,大家也报过警,没有用”。


“前任村支书占了村里400亩土地,而且把村里的地低价出租出去了。”老百姓抱怨道。在政府没有出台补偿耕地款的政策前,芍药村有很多人有出租自己土地的意愿。“他们都出去打工了,就把地包给支书,支书因此拿到了大量的地。这3年政策变了,种地有钱补贴,农民想要回耕地,但被支书拒绝。”除了政策变化,前任支书也没有公开过账目,“他出租出去的300亩地,和他自己租的400亩地,说给村里交了1.5万元”。王文忠上任村财政一分钱也没有。


芍药村人都相信,只有最有出息的王文忠,能摆平这里的乱,“刚开始修路时候,地基没铺好就来了车子,硬往上开”。王文忠自己骑着摩托车上前阻挡,“对方一看就是黑社会,都理着光头,车上一下子下来4个人,眼瞅要从小挎包里掏刀子。我手一指,‘打他!’我的保镖两拳就把两个人打飞了三四米远”。王文忠说,“我告诉他们,跑到芍药村来欺负我们,以后是不可能了”。这一次的反击使王文忠和芍药村在乡邻间被不断提及。不久惩戒了一次邻村村长的弟弟后,芍药村的治安情况改善了很多,3个保镖回北京公司,只留1个,“因为他呼噜声太大,都赶他去村民家里睡”。不过因为考虑到他会说当地方言,“比较能和村民亲近,可以帮着干干活”。


带着一个十几人的“爱心小组”,走在队伍最前头的王文忠进一个婆媳不和的老太太家走访,他的手机不断响起,4次按掉了,耐心听着老太太絮叨:“他们从来不给我钱,过年来了磕个头,还是不给钱,我说你还不如不要来。”王文忠让秘书记录下来,出来走到路上,王文忠才留到队伍的后面,非常客气地把电话打回去说,“我在河北,张姐,实在不好意思,那个事情……”王文忠并没有摆脱掉商人的身份,但他从来不在会议中和与村民说话的时候接手机——直接按掉或交给生活秘书。村民们在开会的时候也很少有手机响起的情况,唯一一次看到有人在村务会上接手机,是前来视察的区长。“以前手机是响个不停的,接电话的也有。这就和开会迟到一样,我从来都是早10分钟坐在那,并不批评他们,只是在会议上讲,要雷厉风行,很快就没人迟到了。”

3个月里的两项工程


村里修了1万米左右的水泥公路,5米宽。夜里到达芍药村,周围很多村路都是土路,如果没有车灯,一片漆黑。但是进了芍药村,明显道路宽阔了许多,有的地方不能通车,水泥路面还没有完全干透。而且有了公共用电线路,简易的灯泡安装在两家之间,视线好了。“以后要装路灯的。”村民们已经得到了看得见的好处,把大大小小的烂泥坑变成现在这样。现在,看到个纸屑也会有人捡起来,王文忠的保镖和秘书也都是自己捡,痰渍几乎绝迹。新砌出来的路面和新平整出来的两旁的土地,都散发着神奇的力量,这些不同于往日的崭新的面貌,让村里人的行为都有了改变。


“过完年路拓宽到10米,怕太宽天气冷了不好完工。”村民们大清早顶着寒风,在已经很平整的土路上捡掺杂其中的石子和塑料薄膜,不戴手套,全是自发义务来劳动。中间的水泥路看上去已经干透了,但没人踩上去,“两边的土路越细才越好做路基,王书记说过,做事要完美,他是个会做事的人”。有了水泥路,刮风带起的尘土都小了许多。看上去不清除也很平整的土路上,四五个人弓着腰的身影越走越远。


两项工程花了80万元。2007年9月21日正式上任,王文忠第二天就请来了施工队,先挖了一口300米左右的深水井,同时开始垫土修路,“让家家都吃上自来水”。因为以前灌溉和生活只能和邻村共用一个井,每半个月放一次水,村民们要把自家所有的储水工具准备好,“水管子是没有用的,还是靠桶和缸”。王文忠来之前,大家也没有对这样的生活有太多抱怨,“我们只觉得前任书记占着地,这就是大山了,谁还顾着想自己要换个活法?”


王文忠想过只捐钱,“我也想只要修了路,打了井就行了,花个100万元,以后祖祖辈辈只会记得我的好处,我儿子要是回村,人家会记得他爸爸”。但是他被一个故事吓倒了:“政府发给一个贫困村的耕地用牛,到了过年时来检查,发现根本没人耕地,牛杀了吃了。惰性是必然的。”王文忠说得很清楚,他是为村里“垫资60万元”修路和打井,但同时村民们也反复强调,“书记说等大家都成了百万富翁了再还给他”。王文忠又号召村里人捐了20万元,“我自己捐10万元,最少的有200元的,都写在光荣榜上了”。王文忠不是芍药村唯一的有钱人,有一对号称和王文忠资产齐平的兄弟俩,捐了3万元。“直接给会引出惰性,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有多少钱都是自己血汗挣的,要想让村子整个发展起来,让大家都换个活法,就是要让他们有压力。”


支书而非老板的回报


3个月过去了,王文忠想开个表彰大会。“芍药村第一届劳动表彰大会,还要请一些明星来演出。我有很多明星朋友,我自己出钱请。”从王文忠上任到现在,“村里种了1万棵树,修路之前,两边房屋的中间全是垃圾,打扫了半个月,还有修路前挖土垫地基,这些全部是600口村民的义务劳动。一分钱报酬也没有”。王文忠说,可以买土,可以请人来种树,“但这样做能带动大家吗?”修路时有个村民刚刚垒好了一堆砖,挡住了路,王文忠让他把砖挪开,“他已经累了一天,不愿意动”。王文忠就开始自己动手搬砖,“当时搬的时候,很多村民来围观,我搬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来了几个小伙子动手一起干。主人自己也加入了”。第一天说修路义务劳动,总共就来了十几个人。王文忠的保镖穿得比他更加体面,永远西装笔挺,“这是他的职业素养,但他也没停止干活”。王文忠自己第一天到村里还穿着价值2万块钱的西装,第二天就换上了牛仔裤和大头靴,“后来义务劳动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钱的问题”。


“是自愿的吗?没有人给你们什么承诺吧?”对30岁左右的青年突击队员们讲话的第一句,王文忠就问。“如果用物质作为回报,贪婪就是结果。”王文忠说自己绝不会在村里投资办厂或盖房,“我可以靠关系拉来贷款和投资,但我自己的钱不行,我不能沾村里一分钱”。村民们也都没有对王文忠本人的财富抱有不切实际的冀望。“他已经花了这么多钱,没有指望他投资什么的。书记说了,自己不会沾村里一分钱,就算给他个2000万元当县委书记他也不稀罕。”王文忠不拿每月300块钱工资,“做个小基金,每个月补贴一下贫困户”。在大面上,王文忠的手很紧,但是私底下,他给过钱的有十几家,“一开始有几户抵制义务劳动,他不搭理你,你先搭理他行不行?给钱都是小钱,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村子已经变化了,不能像以前那样活了。这不能让人知道,会有矛盾”。


村民代庆松正在准备劳动模范获奖感言。“我从来没得过奖,从小就有病,后来得了尿毒症。”每次见到代庆松,他不是从哪个工地刚回来,就是正在干活。“我以前就是打牌。”对于每个月4500元钱的药费,代庆松完全靠家人养活。“一开始打井的时候,是雨季,还没有路,文忠哥每天一插一插地走到每一家检查。人家那么大家业了。”雨季过后,绝大部分村民都加入了义务劳动的队伍,代庆松成了干活最扎实的一个。“是真干,不是架子活。”王文忠带着“爱心小组”去了十几户贫困家庭,没有人说自己需要帮助。“要是搁以前,我们村是有名的上访村,那逮谁都得控诉半天。”村民说,“现在反而都不好意思了。”


富人治村的未来


王文忠因为肝和胆的病,回北京打了两星期的点滴,“又回到了早上10点起床,一碗燕窝的生活”。村民们为此议论纷纷,“有人直接给我打电话,觉得我可能撂摊子走人了”。经历了前两个多月的劳动期,芍药村完全变了个样,多了很多记者和外村来串门的人。巨大的欢欣鼓舞之下,王文忠不图钱,反而让村民隐隐担忧。王文忠也觉得不妥,村里一切大小事务都向他汇报,无论听什么话,王文忠的表情都特别认真,很少有放松的时候。村里的锣鼓队买来了鼓,用什么当鼓槌?有人提议用橡树根,然后有关怎么样敲鼓和怎么组建锣鼓队的事情就议论了一小时。王文忠说“以后最好能自己完成的就自己干”。已经到了晚上9点,本来预计要浇完的地还没有浇完,“我觉得是管子有问题,就想让大家别干了,可是看他们的劲头,我觉得不能说,这劲头就是我想要的”。当晚11点,终于完成任务。


村子里大块的墙壁上全部是村民自己写的大标语,表达致富的愿望。除此就是一张巨大的“芍药村5~10年规划图”。在图纸上,有很整齐的小住宅楼和工厂的区域。看上去和城市的小区规划一样漂亮。村民说:“能实现,因为王书记有能力。”王文忠觉得村子致富并不难,“这里只有一种货物——皮草”。各种貉子毛和狐狸毛做成的初级产品——白色、灰色的“毛条”,满眼都是。镇上到处是皮草加工或交易公司,靠皮草发家的人不少。村民只要学到些皮毛手艺,都能过上不错的生活。刘素芬的女儿18岁,初中毕业就去皮毛公司打工了,“每年给家里交3万多块钱”。刘素芬的两个女儿结婚后都开了自己的皮毛加工店,“我们村里有手艺,可是学的人并不很多”。二三十岁的男性村民有很多出外打工,只有少数人靠手艺吃饭。一个32岁的村民说,“说实话,出外打工能挣多少钱,根本比不上倒腾皮子,但是以前,一出门一身土,下雨就没路了,也没地种,出去的没人想回来。现在有60多个青年人回来了,一个是参加义务劳动,二是环境好了,比城里还强”。


特别具体的经济发展规划在王文忠脑海中尚未成形。“我还没有想那么多,先把环境弄好,下一步当然是招商引资,发挥皮草生意的长项,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水到渠成的。”道路和水都是最容易做到的,王文忠说:“但我能抓准精神内核,有了这个不愁做不成事。还有就是不贪村里的钱。”村民说:“文忠不懂行,可他认真,他要不认真,也弄不了这些钱。他有一个叫做标准的东西,路上一点小凹,线路有一点不整齐,他都要返工。他说富人治村,我们信服。” -



0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1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广告 东风,东风:目标韩国首尔 导弹准备发射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