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有意掩盖的历史真相:秦汉之间有楚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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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史学家、今已85岁高龄的史式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探讨中华文化、批判皇帝制度、重写中华古史的工作。2004年4月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史式谈史丛书》之一《皇帝是个什么东西》一书,2004年台湾《历史月刊》(总203期)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皇帝是个什么东西》,2005年12月韩国出版了他的《皇帝是个什么东西》一书的韩文版,此书的台湾繁体字版亦将出版。最近,他提出《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错误,那就是在秦汉之间漏掉了一个楚王朝。如果循此线索加以探讨,可以发现不少过去被有意掩盖了的历史真相。记者就此问题拜访了他,请他谈谈这一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以飨读者。


确实漏掉了一个楚王朝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史老,您是如何发现这个错误的?您认为这是无心的失误,还是有人存心伪造历史?


史式教授答(以下简称答):我是在撰写《中国帝制两千年——是非功过从头说》一书时发现这个错误的。我认为:这不可能是无心的失误,只能是存心伪造历史。


问:您能否用最简单的办法来证实这个错误确实存在,大家相信了这一点,就会发生探讨的兴趣。


答:完全可以。请各位读者顺手翻一翻手头所有的《中国历史纪年表》,是任何一部历史书的附表也行,是语文工具书(包括大陆的《辞海》与台湾的《大辞典》等等)的附表也行,请看一看,其中秦、汉两代断限的年代是哪一年?是不是公元前206年?如果是的,那就说明,秦汉两代是衔接的,在此以前,是秦朝;从这一年开始,是汉朝。中间并没有楚王朝。可是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在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向打着楚的旗帜的抗秦联军投降,秦亡。而在公元前207年,秦王朝的丞相赵高已经召集百官公开宣布,秦帝国战败之后,六国复国,帝国朝廷已不存在,皇帝制度从此废除,秦国还是恢复为秦王国,所立之王子婴称为秦王,不称三世皇帝。从此以后,直到公元前202年末,这5年中中国没有皇帝,也就是说,秦王朝的皇帝制度并没有延续下来,而是中断了。


问:刘邦登基做皇帝(成为汉高祖)是哪一年?


答:是公元前202年之末。


问:《中国历史纪年表》上将公元前206年至前202年这5年称之为汉高祖元年至5年,看来您不同意?


答:当然不同意。因为这不是事实。历史事实是:公元前202年末,在项羽败死之后,刘邦才敢登位称帝。


问:刘邦称帝的真实时间是公元前202年,《中国历史纪年表》却写成公元前206年,提前了4年,您认为这是伪造历史?


答:肯定是伪造历史。中国人对于纪年的工作比较认真,即使有人偶然记错了,哪怕只记错了几天,当时不发现,后代也会发现。至于记错了4年,而且让它一直错了两千多年,不被发现,不被纠正,这样的事,确也非常少见。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战乱时期,起义队伍所建立的这个楚王朝,不见得会有一座巍峨的大厦,他们先在盱眙,后在彭城所建立的王廷,也许只有几间茅屋,极为简陋,只不过是建立一个机构,以资号召而已。


究竟是谁在伪造历史


问:问题是什么人在伪造历史?他们为什么要伪造历史?


答:回答这个问题,话要说得稍远一点。可以从陈胜在大泽乡起义说起。当时秦帝国的暴政几乎把天下人都压迫到窒息的程度。不论是六国贵族,还是普天下的平头百姓,农工商贾、戍卒刑徒、还包括千千万万舍死忘生为丈夫万里送寒衣的孟姜女们,经过陈胜的振臂一呼,大家群起响应,揭竿斩木,奋起反抗,在中华大地上,立刻点燃了抗秦的熊熊烈火。大家万众一心,牺牲奋斗,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从商鞅变法以后经过百余年锐意经营的金城汤池般的秦帝国巍峨的大厦终于土崩瓦解,轰然倒坍。从大泽乡起义算起,不过两年多的时间,这一场大仗就打完了,胜利是辉煌的。秦帝国垮台了,皇帝制度废止了,老百姓“除秦苛制”的目标是达到了。往后应该由各路起义军(包括六国贵族与草莽英雄)共同协商,组织一个联邦政府,与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这是一条前途光明的求治之路。走这一条路的基础是有的。从整体形势来说,当时的楚人是长期抗秦的主力军,所以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最早在大泽乡起义的陈胜是楚人,陈胜牺牲以后继起的领袖项梁是楚人,项梁牺牲以后其侄项羽又成为领导诸侯军队与秦军主力决战一举破敌的青年统帅。


灭秦之后,诸侯拥戴他成为联邦政府的盟主也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他的实力最强,他的战功最大,当时很难找到一位比他更为适合的盟主。从公元前209年至前207年,这3年抗秦之战打得明明白白,大家目标一致,行动一致,不到3年,这个仗就打完了,胜利也取得了,但是后来楚汉相争的5年却打得糊里糊涂。楚汉相争的谁是谁非,邓之诚先生说得好:“项羽既为盟主,于是亲出勘乱,疲于奔命。”(《中华二千年史》卷一页43)。也就是说,项羽是为了维护一种联邦的新秩序而战,是为了保卫和平而战,所以打仗打得很辛苦,不断地消耗自己的实力。刘邦是为制造纠纷而战,是唯恐天下不乱而战,他四处挑拨,兴风作浪,坐山观虎斗,他的仗就打得轻松。项羽最后是失败了,是刘邦利用韩信、英布、彭越等人围攻使得他四面楚歌,兵败垓下。这位青年统帅项羽之败,不败于军事,不败于政治,而败于刘邦的背信弃义、阴谋诡计。


在项羽败死之后,刘邦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复辟了帝制。他为了达到个人浑水摸鱼的卑劣目的,一再制造混乱,挑起战争,结果造成老百姓的伤亡人数至少在百万以上,比抗秦之战双方伤亡的总人数还要多,结果是老百姓血流成河,刘邦坐上了汉高祖的宝座。经过4年的恶战,各路诸侯打得精疲力尽,民穷财尽。国家穷得连皇宫里都找不出4匹毛色一样的驾车的马来。到这时候,刘邦登上帝位。大家要想反对他,连起来反对的气力都没有了。要是在前几年,谁敢说再想当皇帝,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到了5年内战打下来,国力耗尽,民力耗尽,一时之间,什么事都做不成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秦未灭六国之前,以赵国一国之力抗击匈奴,就能对付,匈奴并未成为重大的威胁;但在中原8年大战打完之后,刘邦亲领重兵去抗击匈奴,都不是匈奴的对手,只好屈辱求和,这不是明显的对比么!


伪造了历史刘邦就能冒功


问:看来,伪造历史的人是刘邦及其子孙、部下与汉王朝的御用文人,那么他们伪造历史的目的想必就是贪天功为己有了?


答:是的,他们在史书上抹掉楚王朝的名称,首先就是为了冒功。因为抗秦,亡秦,楚人的功劳最大。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也。刘邦想以他自己于公元前206年从秦王子婴手中接受政权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来一笔抹杀至少是淡化楚王朝和许多楚人的功劳。


问:刘邦在公元前206年从秦王子婴手中接受了秦王国的政权,那件事算不算他的功劳?他是以什么身份去接受投降的?


答:那时候的刘邦只是楚王朝楚怀王部下的一员将领,是从楚怀王那里接受任务,向西略地。正是因为项羽作为联军统帅抗击了秦军主力,他才得以乘虚西进。他在楚军各将领中的地位并不高,是作为楚王朝领导下的各路诸侯抗秦联军的先遣队伍进入咸阳的。能够乘虚夺取咸阳,算是他的一件功劳,但他并不是抗秦联军的负责人,更不是楚王朝的负责人。他当时只是作为抗秦联军先遣队伍的将领刘邦去受子婴之降,而不是作为汉王刘邦,更不是什么汉王朝皇帝刘邦去受降的。所以他进入咸阳接受子婴投降之后,封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等待抗秦联军兵到,再作处理(刘邦本人无权处理)。在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日后会封汉王,当然更不会想到会当汉王朝皇帝的事。把当时的刘邦和子婴办理投降受降的交接作为秦、汉两个朝代的交接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事。当时的子婴只代表秦王国(战国七雄之一)而不能代表秦王朝,当时的刘邦只是楚王朝所属联军中的一员将领,汉王国、汉王朝都是还没有出现的事。《中国历史纪年表》上说这一年是西汉高祖元年是欺人之谈,是把世界上还没有发生的事先写在史书上。


问:楚怀王在发兵攻秦的时候,曾经与诸将相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是怎么回事?


答:这是当时楚怀王对部下将领的一种鼓励,说是楚军中的各个将领,谁能带兵先攻入咸阳(关中地区)的,以后就让他在那里封王(当地方政府的首领)。楚怀王既然有了这么一句话,刘邦是最先袭取咸阳的,就认为以后楚王朝有把咸阳这块地区封给自己的可能。但是后来项羽不认这个帐,把关中地区封给了秦的降将章邯,司马欣等人,这也成为项羽与刘邦结怨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帝制是一轮还是两轮


问:您所说的中国的帝制是一轮还是两轮是什么含义,是不是指皇帝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次还是两次?


答:正是这个意思。如果皇帝制度从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开始实行,中间没有中断,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为止,那么,中国的帝制只是实行了一轮。如果中间中断过一次,那就是实行了两轮。第一轮是从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开始,到秦王子婴即位时宣布废止,连头带尾只是15年。第二轮是从汉高祖刘邦登位(公元前202年)开始,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为止,一共二千余年。两轮之间中断的时间只有5年。由于有过一次中断,这两轮皇帝制度就可以区分为秦帝制与汉帝制。


问:有必要将两者加以区分吗?将两者加以区分的意义何在?


答:我认为有此必要。因为秦帝制与汉帝制的内容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比较而言,恐怕不同之处还更重要。两者不是大同小异,而是大不相同。


问:两者之间有何不同?


答:我想先谈帝位继承的问题。秦帝制规定,皇帝只能由秦王室赢姓男子担任(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那是不能公开的秘密),因此,臣民中不可能产生觊觎帝位之心。汉帝制却打破了这种限制,因为刘邦自己就是个流氓地痞,什么条件都没有。他能通过阴谋诡计夺得帝位,就鼓励了后世所有的野心家都来抢当皇帝,成为国家致乱之由。(历史上的女皇帝武则天得到承认,说明男女老幼都可以做皇帝)人人都能当皇帝,这事看起来似乎很公平,实际上是治国者完全不负责任。因为公平竞争总得有个秩序,有个程序,只靠暴力竞争,一窝蜂地乱抢,那就全无公平之可言。中华民族很重理性,早在战国时期就提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久为外国学者所推重。但是他们对于我们历史上那种野蛮的抢皇帝的行为,实在难以理解。如果有外国学者来问我们:“你们不是早就提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么,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你们离‘大同’还有多远?”如果他再问我们:“中华文化不是热爱和平的文化么,对外的战争暂且不说,2000多年来,你们内部的改朝换代总是打得一塌糊涂,死人无数。长期以来,就是一治一乱,不能长治久安,这又是为什么?”追本溯源,这正是汉帝制留给我们的后遗症,是刘邦不择手段抢皇帝留给我们的后遗症。


一个是强迫,一个是强迫加欺骗


问:秦帝制全面推行只有几年时间就彻底失败了,汉帝制则在中国绵延了两千多年,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推行的手段上作一些比较,找出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


答:你说得很对。从二者推行手段之不同来加以比较,正是找出二者不同之处的突破口。秦帝制是纯粹作为政治任务来推行的,秦吏执行政令非常严格,说办就办,老百姓接受不了,容易激化矛盾,所以反抗的怒火一旦点燃,迅速燎原,秦帝制本身就在大火中烧成灰烬了。后来的汉帝制接受了这个教训,利用儒家学说协助推行帝制,把政治与伦理,政治与教育绑在一起,缓缓推行,推行起来就容易得多。如果把话说得简单一点,直率一点,就可以说:秦帝制推行的手段是单纯的强迫,汉帝制推行的手段是强迫加欺骗。二者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如何统治老百姓,压榨老百姓,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手段。我认为:秦帝制主要来源于西戎文化、游牧文化,它排斥中华文化,拒绝与儒家合作,公开推行暴政,从商鞅变法开始,秦这个边疆民族运用法家理论治国,推行了100多年,把老百姓当军队管理,老百姓虽然负担奇重,却也收到了发展农业生产与“强兵”的实效。秦灭六国,把这个制度强迫推向中原,推向长期由中华文化覆盖的地方,立刻引起最激烈的反抗。一种制度不可能在与自己民族历史文化不同的地区强迫推行,如果这样做,是在玩火自焚。因此,秦帝制一旦在中原推行,就引起了爆炸,秦帝制推行十多年就失败了,这很正常,它完全没有延续下去的可能。汉帝制是在外来的皇帝制度与本土的中华文化、儒家文化之间寻求到一种相互妥协的办法,变法家的统治为外儒内法,披仁政之外衣办暴政之实事,磕磕碰碰地拖了两千多年。


刘邦窃取反秦果实复辟帝制


问:对于“汉承秦制”一语,不知道您有何看法?


答:我想,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如果仅仅是问汉代的治国方法从秦代学到了哪些东西,那么,把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城西睡虎地所发现的秦简1000余支的内容和过去发现的许多汉简的相关内容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一个大概,可以作出有根有据的回答。如果不是谈具体内容,而是评论其精神,则可以说,是刘邦对反秦大业的背叛。


问:请说说您的具体看法。


答:从大泽乡起义开始,到处燃起反秦的熊熊大火,不管是六国贵族还是平头百姓,大家都不是学者,当时都不会考虑到在秦制中有什么可取之处,可资借鉴之处,在受尽了秦制的迫害之后,都会发出“除秦苛制”的怒吼。刘邦初入咸阳,也对关中父老作出“除秦苛制”的承诺。说起秦制,人人切齿,谁还会去继承它。过去秦人对六国制度文书是一把火烧光,刘邦初入咸阳,萧何能够耐心地收集秦的图籍,已经是很理性的做法,但也只是作为参考,实在没有继承秦制的必要。因为秦制以严酷出名,自是损害老百姓的。前三年的反秦之战,大家万众一心,旨在灭秦。所以迅速取得胜利。但是见过咸阳宫廷的刘邦已经做起了皇帝梦。灭秦之后,刘邦衡量当时的局势,自己一无实力,二无条件,暂时不可能与盟主项羽公开敌对,只有接受分封,以后从内部进行破坏,才可能有出头之日。这时他的根本态度,已经从反秦转为反楚。这与天下人的愿望是对立的。以后5年,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反楚,使出浑身解数,挑拨离间,又打又拉,从内部瓦解楚王朝阵营,围攻盟主项羽,一定要置之于死地。当时有许多人上了他的当,看不清反秦还是反楚这个大方向,只去计较个人之间利害得失的小是非,跟着他跑。结果兔死狗烹,自食其果。如果在抗秦联军灭秦之际,秦还在实行皇帝制度,联军是在接受秦军投降的时候连这个制度一起接受下来,暂时实行,以待整改,犹有可说。但是历史事实并不如此。是秦人自己已经废除了这个制度,从此彻底抛弃,中国已经5年没有皇帝,皇帝迷刘邦却宣布帝制复辟,重新登位,这是刘邦对起义的背叛,对抗秦大业的背叛,对楚王朝的背叛,对所有楚人的背叛,对天下老百姓的背叛!


问:您认为,刘邦复辟帝制这件事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答:不是必然的,因为项羽对人宽厚,多次放过刘邦,让他死里逃生。如果项羽稍微厉害一点,他也就人头落地了。在鸿门宴上,项羽完全可以对他问成死罪,你不过是个先遣队伍的将领、前卫司令官,为什么在进了函谷关之后,闭关拒守,不让联军大军进关,这不是叛变是什么!刘邦在战场上也多次负伤,被打死的机会也不少。


问:如果刘邦死了,还会有别的野心家来复辟帝制么?


答:很难说,估计不会有。因为野心家历代都有,但是像刘邦那样老奸巨滑的野心家井不多。如果当时不出刘邦这种人,或者他在打仗时打死了,那中国的前途就要好得多。世界各国都没有皇帝,为什么中国必须出皇帝?外国也有君主,也出现过专制,独裁现象,但是他们的特权都没有中国的皇帝那么大。外国的emperor或king都与中国的皇帝不同,在他们之上,有神权或教权,在他们之下,有民权。在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神权(教权)、君权、民权各占一定的比重,作出的决定也就比较慎重。中华民族是个宗教观念比较淡薄的民族,到了战国时代,比较成熟的宗教还未产生,民间学者在政治理想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学说,有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说法。如果正常发展下去,民权逐步抬头,君权逐渐让步,可能会有新的政治制度出现,秦国引进“西戎之法”,建立皇帝制度,上面一刀砍断神权,下面尽力压制民权,放任君权疯狂扩张,出现了畸形的一人专制制度,而又强行推行于中原地区,于是引爆了天下人与秦帝国的大冲突。秦人把外来的皇帝制度强加给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肯定是一种失策,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只能是付出亡国灭族的代价。秦帝制带给中国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在十多年中间,老百姓被屠杀的被拖死的至少是几百万人,消灭知识和知识分子(也就是焚书坑儒)使得中华文化中多年积累的精神财富大量损失,可谓创巨痛深。但是只要从此告一段落,不再继续作恶,这个损失也还是有限的。秦国灭亡以后,秦人失败以后,确也没有任何反复,一切都成了历史陈迹,只希望这个残暴的皇帝制度不要卷土重来。


问:如果刘邦复辟帝制没有成功,帝制能不能再产生?当时的中国会出现什么局面?


答:我想,如果刘邦败死,中国也就不会再出现帝制。有可能出现由楚王朝领导的诸侯联邦政府。中国在3000多年前能够出现周王朝领导的诸侯联邦政府,为什么在2000多年前不能出现楚王朝领导的联邦政府呢?周王朝兴起时,其面积人口还赶不上战国晚期的楚国。在战国晚期,中华文化发展的步子很快,北方有齐鲁文化与三晋文化,南方的楚文化也迅速地追了上来。在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北有儒家,南有道家,儒家是追求人与人的和谐,道家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两种和谐成为整个中华文化的底色。当时的楚国版图很大,民族众多,南方的苗蛮和百越都是文明起步较早的地区,如果由南方的楚王朝带头发展生产,提高文化,全国各地就会平衡发展,不会出现后来汉唐各代重北轻南的现象,特别是南方的百越族群是世界上最早的海洋民族,远在秦汉之前,他们已经扬帆太平洋上。北至夏威夷,东至复活节岛,南至新西兰,西至东非的马达加斯加,都有他们的后裔居住。如果在两千多年前,由楚王朝带头向海外发展,我们很快地就会成为海洋大国。秦秋时期,吴、越等国向海外发展,并未受到周王朝的压制;到了秦汉时期,旱鸭子大王朝才限制海滨居民不得随便出海。战国晚期的楚国没有及时崛起,却让残暴的秦国一度横行,令人深感遗憾。总之,刘邦复辟成功,对于本不适用于中华大地的皇帝制度进行修修补补,让它带病延年,拖了两千多年,这才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秦帝制损害有限,汉帝制遗患无穷


问:看来,您是认为汉帝制所造成的损害要比秦帝制大得多。


答:正是这样。如果秦亡以后,没有一个来自楚王朝阵营内部的叛徒刘邦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进行帝制复辟又侥幸成功,则中华大地上,以后就不可能再出现皇帝这种怪物了。那么,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将按照自己内部的发展规律,逐渐从北方向南方发展,逐渐从大陆向海洋发展。在政治制度上,可能出现一个联邦政府,实现一种在文化上大一统(以儒道等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在政治上相对宽松(由具有不同民族成分,不同风俗习惯的各个邦、各个国既高度自治,又紧密团结)的制度。汉帝制的出现,虽是一个偶然,但却给中国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超过秦帝制的百倍、千倍、万倍。我们不妨冷静地分析一下,秦帝制给我们带来的伤害究竟有多么大,到了今天,谁还记得秦始皇给我们说了什么,李斯给我们说了什么!他们给我们造成的灾难早已远去了,淡化了,记忆也模糊了。但是汉帝制所带给我们的伤害则历历在目。这两千多年来大大小小几十次帝位争夺战打得尸骨如山,打得血流成河,打得疮痍满目,打得民穷财尽,使得二十四史成为一部相砍书。使得中华民族从战国时代那种很理性的民族竟然倒退为一个疯狂的自相残杀的野蛮民族,和平的日子少,战乱的时候多,民族怎能进步,国家怎能富强?物质上的损失虽然已成过去,精神上的伤害还在继续。我们今天一走进书店,就会看到许多“南面之术”、“驭人之方”、“帝王智慧”、“帝王谋略”等等。在这些书里,一整套利用人的权术仍在毒害我们的心灵。


皇帝制度绝对不是中华文化的产物


问:您认为皇帝制度究竟是不是中华文化的产物?


答:绝对不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政治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而自秦以来的皇帝制度则是“帝制之行也,天下为私”,二者尖锐对立,没有传承的可能。探讨皇帝制度,确实另有来源。当时的秦国一意穷兵黩武,以侵掠为能事,所以被中原各国视为“虎狼之秦”。秦用商鞅变法,重视耕、战,用管理军队的办法治理老百姓,一人犯法,几家连坐,以严刑竣法保证新法的执行。我国老一辈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台湾著名史学家陈致平在《中华通史》中都作了提示,告诉我们秦制颇采“西戎”之法。也就是说,帝制的基本框架不是来自中华文化(农业文化),而是来自西戎文化(游牧文化)。秦王朝对中华文化深恶痛绝的态度,也可以反证皇帝制度绝非来自中华文化。对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人――知识分子,他们用一个字来对付,那就是杀!对于传播中华文化的工具――诗书、他们也用一个字来对付,那就是烧!即所谓“焚书坑儒”。“焚书坑儒”并非秦王朝一时的政策,而是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根本态度。


中华文化与皇帝制度的对比


问:虽然皇帝制度并非中华文化的产物,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最近的两千多年,中华文化和皇帝制度处于一种共生状态,两者的关系既说不清又道不明。您能不能用最简单扼要的语言说明这二者的不同之处?


答:可以,请一阅这张对照表:


中华文化皇帝制度


天下为公天下为私


世界大同万世一系


以民为本以君为本


民贵君轻民贱君尊


选贤举能政出私门


推行仁政推行暴政


崇尚文治崇尚武功


以德治国以严刑峻法治国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秦吏在推行秦帝制的时候,纯用强迫的手段;后世各个专制王朝在推行汉帝制的时候,是兼用强迫与欺骗的双重手段。正因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既说不清又道不明,他们才好进行欺骗。因此,虽然说不清,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说清,虽然道不明,我们还是要想办法道明,这样才能让广大的学者、读者不受他们的欺骗,才能使皇帝制度阴险毒辣的欺骗手段大白于天下。


问:反对中华文化的秦王朝迅速垮台了,后来的汉武帝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给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以一定的地位,您对这件事有何看法?


答:秦的暴政确实是失败了,但是皇帝制度却延续下来了,这样,汉的暴政又建立起来了。汉武帝宁愿“独尊儒术”,而不准许“百家争鸣”,这是一种阴谋。真理,是在争鸣中,讨论中才能求到。既然不让争鸣,只把儒家一家的学说教给学生,进行宣传,那他们就很容易进行审查,进行控制,凡对专制王朝不利的内容都可以予以删除。这种做法是限制百家,孤立儒家,把儒家学者作为自己手中的玩物。


问:这是不是只对专制王朝有利,而对儒家学者不利?


答:那也不是。汉武帝的做法比秦始皇的做法总要好得多,有限度的开放总比绝对封杀好得多。你虽然不能讨论,至少可以进行学习,可以进行宣传,使儒家学说中的精华能够传承下来。


朱元璋为何仇恨孟子


问:在儒家学者宣传“民贵君轻”这些学说的时候,是不是会与专制帝王发生磨擦?


答:肯定会发生。从汉武帝开始,专制帝王和儒家学者之间实际上是达成了一种妥协。就是帝王不反对儒学,学者不反对皇权。其实儒学和皇权是根本对立的事物,不可能长期和平共处,只能是短期的相互容忍,还会常常发生磨擦,在妥协中,专制帝王得到实惠,保有特权,儒生得到虚名,受到尊重,全国到处建起了文庙、夫子庙。每逢节日,万世师表的孔子,还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都可能享受冷猪头的祭祀,看似颇为风光。但是这种尊重也极为有限。你不触动我皇帝的特权,我就对你尊重,如果你触动我的特权,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尊重了。儒家学者因触怒皇帝而被杀头的事,历代有之。朱元璋读《孟子》一书时,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为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处,不禁拍案大怒,恶狠狠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这个老家伙要是活在现在,他一定跑不了!)身为流氓无严者,大老粗的朱元璋对于知识分子(包括古人和今人)都有一种本能的仇视心理,时时刻刻想杀之,辱之而后快。1393年,他下令删书,把《孟子》中他所不满的地方一律删除,几乎删了一小半,这些地方正是儒家学说的仁政思想,精华所在。不久,朱元璋病死,《孟子》被删之处,一律还原。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想,要说,一不注意就难免要议论朝政。朱元璋最痛恨这一点,他公开向各级学校(包括国子监)颁布禁令:“一切军民利病,工农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读书人)不可建言(不可上书言事,也就是不许提意见)。”他还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凡写文章,“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也就是不许知识分子谈论当代问题。


问:在专制帝王和儒家学者达成了一种妥协之后,是不是可以说他们已经合作了?


答:可以这么说,但是说得不全面。应该说,他们有时候是在合作,有时候又在互相牵制、掣肘,或者说他们又“团结”,又“斗争”。皇帝对儒生最大的要求就是利用儒家的伦理道德由劝人尽孝发展为劝人尽忠,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而儒生在皇帝施行暴政之时,可以引用儒家经典加以劝止,皇帝只好接受。尽管是互相妥协,各让一步。但是双方很难打个平手,皇帝一般要占上风,笔杆子总是敌不过枪杆子。皇帝修养好一点的,可以从谏如流,赢得一个圣君的美名,进谏者也可以获得敢谏的美誉,得到双赢的结果。如果皇帝输不起了,翻脸不认人了,进谏者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之说肯定不对


问:对于五四运动时的“打倒孔家店”之说,您有何看法?


答:五四运动时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正确的,例如反对二十一条,拒签巴黎和约;例如内惩国贼,外争国权;例如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科学与民主等等,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但是只有一件事肯定做得不对。那就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世界上不论是大民族、小民族,大国家、小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这都不容任意抛弃,事实上也抛弃不了。如果因为自己国家民族一时的落后,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罪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归罪于自己的民族精神,这是找错了对象。当时反对孔夫子,是说他做了专制帝王的帮凶。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部分,并不全面。儒家学者与专制帝王之间既有互相妥协、合作的一面,也有互相牵制、掣肘甚至斗争的一面。即使在“合作”的时候,儒家学者也是弱势的一方。我们岂能放纵强势的一方而只苛责弱势的一方。请想一想历史上重要的儒家学者文天祥与方孝儒的事迹。文天祥殉国时的衣带诏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说明他是真正的儒家学者,他为了保持民族气节与侵略者抗争到底;方孝儒是明初的一代儒宗,对统治者的合法性如“正统”、“偏统”等问题深有研究,他反对朱棣抢班夺权而造成数十万军民流血牺牲,拒不为暴君草诏。对于这些为国为民慷慨牺牲的志士仁人,我们难道能说他们是专制帝王的帮凶!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皇帝制度出现的时候,孔夫子已死多年,我们怎能在批判专制帝王罪恶的时候,把责任追到已死多年的古人的头上,这真是既不民主,又不科学。


认真剖析一下皇帝制度


问:皇帝制度我们已经沿袭了两千多年,废除这个制度,至今还不到100年。在有皇帝的时代,皇帝神圣无比,谁也不敢对他说三道四。但在走向民主之时,为了消除皇帝制度遗留下来的许多后遗症,我们是否可以对皇帝进行一次认真的剖析?


答:不错,我认为的确有此必要。


问:皇帝这个名称是如何产生的?


答:“皇帝”名称是秦始皇自己取的。古时候人间的领袖只称王,天上的神才称帝。秦始皇自称皇帝,是说自己的功劳超过三皇五帝(一些传说中的古圣先贤),已经成为一个介乎人神之间的怪物,神圣无比,权力无边。


问:我们能不能说,皇帝制度是一种最坏的统治制度?


答:可以这样说。这种皇权无限膨胀,皇权高于一切的皇帝制度,有如一部没有刹车装置的车子,危险之至。这种车子在历史上已经翻过数次了。世界上某些王国,他们的教权、神权影响还在,由于科学的发展,又已逐渐出现民权,互相制约,就有不少缓冲的余地,不致一旦造成天下大乱。


问:对于历史上的一些暴君,过去我们只谴责他们个人,似乎没有找到根源,是不是应该一直追究到放纵暴君胡作非为的皇帝制度上去?


答:应该如此。历代的御用史官一再吹嘘,除少数失德的暴君“望之不似人君”之外,大多数皇帝都是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老百姓也被皇帝头上的光环吓得不敢仰视,更不要说是说长道短了。但是历史上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早就看出了皇帝的本质,例如东晋时代的鲍敬言早就提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古时候没有皇帝,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现在好多了)。皇帝都是在“强者凌弱,智者诈愚”,“聚敛以夺民财”,“严刑以为坑穽”,都是迫害老百姓的。到了明末清初,一些先进的思想家目睹明清易代,在国破家亡,痛定思痛之后,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之所以造成整个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并非只是某些皇帝个人的过错,而是由不近人情摧残人性极不人道的专制帝制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帝制是万恶之源。作为专制王朝的“法定代表人”的皇帝,从本质上说,必然是独夫、民贼、土匪、强盗。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专制皇帝为“天下之大害”。唐甄在《潜书》中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因为秦以前三代的国君之产生,多少还有一点推举的意味在内。自秦以后改称皇帝,皇帝的江山都是打下来的,也就是大规模地掠夺而来,皇帝不是盗贼又是什么?比较而言,皇帝实在不如盗贼。盗贼抢人杀人,总还多少有一点负罪感,觉得自己是在为非作歹,而皇帝打天下,对于屠戮、压榨、奴役老百姓,视为理所当然,也就泰然自若。这样年深日久,做皇帝的越来越骄横,任意妄为,无拘无束,无法无天。老百姓经过长期重压,逆来顺受,也养成了一种奴性,谨小慎微,畏首畏尾,只图苟安,不思进取。如此互相影响,恶性循环,两千多年来我们愚昧、贫穷、落后的真正根源,正在于此。在理论上说不通实践上行不通。


问:皇帝制度在建立与推行的过程中,有哪些理论根据和实践经验?


答:皇帝制度既是荒唐的(说不出任何理论根据),又是虚假的(说不出任何实践经验)。试想:秦王朝公开宣称万里江山都是皇帝一人之私产,亿万臣民都是皇帝一人之奴仆,这能找得出什么理论根据!有些民族,有些国家,对于自己的创世建国还能说得出一番美丽的神话。皇帝制度是怎么来的,连一番鬼话也说不出。任何一种制度,任何一个规划,我们总得问一问它的可行性如何?能实践么?皇帝制度实际上是行不通,作不到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程不得休息。”据说秦始皇每天要看120斤的公文(竹简),看不完不休息。从秦代到清代,一直保持着一条原则,即国事必须由皇帝处理。《康熙朝东华录》卷九十一中说:“今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试问:天下事无大小,都要由皇帝一个人来处理,这能行么?历代在位的皇帝年龄有大有小,身体有好有差,智商有高有低,能力有强有弱,怎么能一刀切,凡天下事都要求他一人处理。而且皇帝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天下之事无穷,以有限对无穷,无论多么聪明、能干、健壮、勤奋的人也办不到,也办不好。要皇帝统管天下之事,这个要求在道理上站不住脚,实际上也做不到。可见,康熙所说的“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不过是大话欺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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