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卫士回忆:主席烟瘾很大 爱雪爱竹爱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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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有一次周总理来毛主席这儿商谈工作,目睹了毛主席戒烟,就劝他少抽一点,毛主席还是不抽。一个月以后,毛主席告诉我:把所有的烟和烟具收走。 爱雪爱竹爱梅花 毛主席的烟瘾很大。重庆谈判时,因为蒋介石不吸烟,也讨厌烟味,所以,毛主席在谈判时始终未吸一支烟。这对于一个一天大约要抽50支烟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也是多么大的考验。事后,蒋介石不得不佩服:毛泽东非一般人所及,从不抽烟这件小事可见出他的意志。 1972年毛主席开始生病。由于病情,吸烟对他越

有一次周总理来毛主席这儿商谈工作,目睹了毛主席戒烟,就劝他少抽一点,毛主席还是不抽。一个月以后,毛主席告诉我:把所有的烟和烟具收走。


爱雪爱竹爱梅花


毛主席的烟瘾很大。重庆谈判时,因为蒋介石不吸烟,也讨厌烟味,所以,毛主席在谈判时始终未吸一支烟。这对于一个一天大约要抽50支烟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也是多么大的考验。事后,蒋介石不得不佩服:毛泽东非一般人所及,从不抽烟这件小事可见出他的意志。


1972年毛主席开始生病。由于病情,吸烟对他越来越不利。毛主席早就由熊猫烟改抽雪茄烟,后来又有专人为他特制雪茄,往里面掺杂些中草药,可止咳、化痰,减少烟里的有害成分,可他仍然不停地咳嗽。毛主席从1974年开始戒烟。毛主席一说戒烟,马上就与它一刀两断。我开始怕毛主席难受难忍,烟和烟具没有收,还是放在原处。我为毛主席上茶时看见过他要么把烟拿起来放在鼻子前面使劲地闻几下,要么就把雪茄烟放在手里用手指来回地捻几次。我想为他老人家点一支,可他摇摇头,把雪茄烟又放回原处。有一次周总理来毛主席这儿商谈工作,目睹了毛主席戒烟,就劝他少抽一点,毛主席还是不抽。一个月以后,毛主席告诉我:把所有的烟和烟具收走。就这样,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再也没有和烟打过交道。


1962年的冬天。北京落下了这年的第一场大雪。毛主席听说下雪了,格外地激动和兴奋:“走,看看去。”他连睡衣都顾不上换,蹬上布鞋就往外走。我赶紧拿件衣服跟出去。


毛主席走了一会儿,随口问:“小周,你喜欢雪吗?”我想了片刻,坦率地回答:“也喜欢,也不喜欢。”大概是我的回答让毛主席感到了吃惊,他突然停下脚步转向身后的我:“说说你怎么不喜欢。”


“过去在家的时候,我们既种地又捞鱼。到了冬天就是下雪天,父亲仍要带我下河破冰捞鱼。父亲总爱不穿鞋,不管你怎么劝他也不听。我常常看到父亲那冻裂的双脚流出了血滴在雪地里。所以我就不喜欢冬天,不太喜欢雪。”“你说服不了父亲就希望于老天。老天可不听你的。”毛主席风趣地笑了。“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我喜欢雪。一下雪,对人的健康有利,对庄稼有益。有了这场大雪,明年该是个丰收年了。”毛主席不愧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从此以后,只要下雪,我马上告诉毛主席。平时毛主席工作起来是很少出来活动的,也只有雪才能中断他看书、工作。进入70年代,毛主席年事已高,出来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惟独每次下雪他仍不错过。


毛主席居住过的地方基本上都种有竹子。从湖南的韶山到井冈山的八角楼,从中南海丰泽园到游泳池,还有他经常去的地方——杭州的刘庄、汪庄,武汉的东湖、梅岭一号和长沙的蓉园等,都可见到茂密挺拔、四季常绿的青竹。1966年8月,毛主席搬进游泳池时这里是没有竹子的。园林工人在院子的西墙角开了片地种了些竹子。毛主席散步时常到这里赏竹。


毛主席的住处不仅有竹子,就连他用的地毯图案也是竹子的。


毛主席同喜欢竹子那样喜爱梅花。我刚来丰泽园时曾看见过菊香书屋的西房通往颐年堂的过道摆放着梅花,不仅有红梅,还有绿梅。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梅花不见了。毛主席对种植花草树木有着他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不主张庭院里摆花,更不主张室内摆花。他曾对我讲,花在白天对人体是有益的,可在晚上就没有什么好处。毛主席多次建议,摆花要把它摆到公园里去,那是公共场所,人们在紧张工作之余能够到那里观赏。种花草树木,毛主席还主张,既要讲究观赏价值,还要讲究实用价值,要多种一些经济价值高的作物,既能够开花,又能够结果。有毛主席的这些主张,把梅花撤走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


《咏梅》这首词发表后,外界都知道毛主席喜欢梅花。有的工厂开始在毛主席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上打起了主意,他们把梅花的图案设计在塑料台布上、笔筒上、碗上、汤勺上……毛主席都挺喜欢。(作者周福明,曾任毛泽东卫士)



“曹操和诸葛亮谁厉害?”


毛主席非常愿意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天说地,但是他会随时提问题让你回答,并要求讲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来。有一次毛主席问我:“李越然同志,你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厉害?”


这一下子把我问住了,我支支吾吾地说:“毛主席,我对三国不太熟悉,没有作过这个比较。”毛主席说:“哎,那可不行,这本书至少要读三遍,这里头辩证法可多呢。曹操不比诸葛亮差,尽管演戏的时候把他扮成白脸,实际上这个人可厉害着哪。他最大的特点是会用干部。”


当年为毛主席担任英文翻译的浦寿昌,早年留学美国,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一次在莫斯科,郭沫若、浦寿昌和我一道陪毛主席吃饭。席间,毛主席的话题转向浦寿昌和我:“浦博士啊,你是学经济的,你讲一讲你对美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什么看法。”


毛主席提出一个很难回答的大题目,要是不痛不痒地回答,毛主席不会感兴趣,用毛主席的话来说:“一个人要有自己思想的火花。”任何问题要有自己的见解,说错了没关系,老一套是毛主席讨厌的。浦寿昌的回答使毛主席很满意。他又高兴地对我们两个说:“你们一个学日抗日(注:我小学时学过日语),一个学美反美,看,总是学生反对老师。”


毛主席很不习惯各种各样的排场。1957年去莫斯科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李,你赶紧去见尤金大使,毛主席已经交代了,到了莫斯科之后不要搞三军仪仗队,来接的人越少越好,最好是下了飞机上车就走。”尤金大使听到我的转述后也感到为难,他说:“这个我做不了主,我必须报告苏共中央。”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张照片,登在1957年11月《人民日报》一版的右上角上,是这次毛主席去莫斯科飞行途中,穿着大衣聚精会神看文件时照的。文件是我呈送给他的在莫斯科机场的讲话稿。他看了之后问杨尚昆:“尚昆啊,到了飞机场还要讲话吗?”杨尚昆说,按照国际惯例是应该讲话的。毛主席说:“要讲话,随便讲两句不行吗,还得用稿子吗?”


杨尚昆说:“毛主席,这个稿子给你做个准备。”


“准备,那好哇。”毛主席说着便把稿子叠成三折,并把我拽了过去,撩开我的西服上衣:“好,做‘准备’,你就拿着吧。”随手塞进了我的口袋里。


飞机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上空,往下一看,红旗招展,三军仪仗队整齐排列;下飞机又见前来迎接的人很多,苏共政治局的领导几乎都到了,还有胡志明等先期到达的兄弟党领导人。


毛主席在礼官的陪同下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和前来迎接的官员们握手寒暄,宣读了书面讲话。


在车上,毛主席问赫鲁晓夫:“我不是请求你们不要搞三军仪仗队么?”


赫鲁晓夫说:“不错,尤金大使向我报告了你的意见,我们所有人都反对,说各国领导人来了我们都是最高的礼仪规格,为什么毛主席来了却把三军仪仗队取消了?”


毛主席笑了笑说:“依我看,等到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就没用了。”赫鲁晓夫也会意地笑了。(作者李越然,曾担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

“除了不对的以外都是对的”


毛主席在教导身边工作人员时喜欢说“要夹着尾巴做人”。他这句话通常是给青年同志讲的,有时也对中年同志讲。


“错了,改了就好。”“这次错了,下次改了,就有出息。”这些话毛主席也给身边工作人员讲过。


1956底毛主席身体欠佳。一天,我得到电话通知,适当减少给毛主席送阅的东西。我当时兼中南海党总支书记,只单纯地从爱护毛主席的健康出发,草率地向有关办公室的同志转达了要少送文件的意思。毛主席当年的习惯是每天要看三四万字左右的东西,现在一下少送了,很快被他发觉了。在一个会议上毛主席对我提出批评,说一个姓何的封锁他,还举了些历史上封锁国君的恶劣行径和严重后果的例子。我吓坏了,认为闯了大祸,寝食不安。正在一筹莫展时,周总理捎了话来,让何载马上检讨。当晚,我即送上了检讨书,次日早上毛主席批回来了:“态度尚好,免予处分。”我如释重负,内心说不出的喜悦,但思想上仍有疑虑和不通。一天下午,正在西楼吃饭,邓大姐来了,她对我讲了一句总理要她转达的话:“别人想挨批评还挨不上呢。”听了邓大姐的话,我思想才通。


许多人知道,在延安和50年代初,毛主席很喜欢和一般群众交往,听取不同的意见。如果谈话人讲得有道理,他就一个劲儿鼓励对方讲完、讲尽,甚至有意引导对方同他辩论。他不喜欢唯唯诺诺没主见的人。如果你老是点头称道,没有主见,很可能下次就不找你谈话了。


1952年前后,北京市西城有位长于养菊和做诗的先生,毛主席看到其诗文后曾两次登门拜访。石驸马大街还有位善于做诗、常以诗来褒贬时弊的老先生。一天,毛主席于欣赏之余,决定马上拜访,搞得公安人员非常被动。尽管出于安全考虑未能成行,但这件事,却反映了当年毛主席希望听取不同意见、求贤若渴的心情。1954年秋,毛主席一位朋友的儿子从长沙来见他,我受命先去接见。来人谈到他的一些同事常讲的一些怪话、胡话。我只能按自己的水平作了解说。后来他把那些话向毛主席说了,毛主席教导他:不要去计较,用眼睛笑一下就是了。1957年3月,中央统战部在怀仁堂后厅召开民主党派领袖人物座谈会,祝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我当时列席了会议。会上有人讲了过头话,毛主席都认真听取,中间插话,谈笑风生。会议开得很活跃,大家心情舒畅。会后,毛主席和大家一起参宴。宴会结束时,有位老先生带着几分酒意把手搭在毛主席的肩上问:“您说我刚才的话对不对?”毛主席先用眼微笑了一下,然后机智而幽默地说:“除了不对的以外都是对的。”那位老先生便高高兴兴地走了。(作者:何载,曾在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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