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负责一档“名门之后”的栏目,我们采访了很多我党早年的国家领导人子女,而当我找到开国元勋任弼时大将的女儿时,却非常吃惊。和其他领导人子女相比,她的生活极为简陋。还住在军博的筒子楼宿舍里,屋里采光不好,陈设也是几十年前的旧模样,很难相信这会是一位国家领导人子女的住所。

而我见到的其他领导人子女,很多位置都在任弼时之下,而现在不仅他们生活安逸,他们的孙辈也都多多少少获益;唯独任弼时之女,让人感慨。

有人说,这与任弼时逝世太早有关,如果他不是英年早逝,可能国家领导人的位置非他莫属,真让人感慨所谓的人走茶凉那。而老人的那句话更让我记忆犹新

“我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但都没有去过香山,今年,病魔的几次袭击,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每一天。我生前最后的夙愿,就是想去看看这个1949年3月至9月,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重大决策的驻地。香山是我唯一没有去过的、父亲曾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2007年11月,儿女们驱车陪我来到这里。我参观了毛主席的双清别墅,找到了当年父亲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共同生活的“来青轩”。“来青轩”建于明代,古香古色,但遗憾的是,这里已年久失修。工作人员说,里面堆放着一些杂物,住着民工,他们上山施工去了,没有钥匙。从门缝望进去,里面杂草丛生,墙壁斑驳。这就是当年中共中央叱咤风云的领袖们战斗过的地方?凄凉之情,油然而生,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香山之行,让我夜不能寐,我冒然提笔,向胡锦涛主席书写了一封长信。不曾想,信件很快得到了胡主席的亲自批复,“来青轩”的修缮工程已经展开,这件事对我的安慰,足可以抹平我生命中的很多创伤。


任弼时之女任远志

永生难忘的4年零3个月


记者刘畅


任弼时,我国中共第一代核心领导人,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并称为党的五大领袖;然而46岁时,任弼时却因长期抱病工作,突发心肌梗去世,成为五位领导人中离世最早的一位。

此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任弼时的名字似乎也渐渐被人们淡忘。而他的子女如今在哪里,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很少有人知晓。几经周折,记者找到了任弼时的三个女儿。

大女儿任远志,如今还住在军博的宿舍楼里,宿舍楼是早些年的筒子楼结构,家里的陈设极为简朴,保持着七八十年代的风貌。和其他领导人的子女相比,任远志说她是“军区大院中最普通的平民”。

任远志已77岁高龄,由于遗传了父亲的体质,她的身体每况愈下,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缠身,让她常常感到精神恍惚,头晕目眩。

妹妹们有时很羡慕大姐,原因是“她最了解父亲,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长”。而其实,任远志也仅仅只和父亲相聚了4年零3个月。提起弟妹们,任远志念念不忘:“他们才幸福呢,刚出生还让父亲抱过,抚摸过……”

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似乎能被父亲抱一下,亲一口,都是莫大的幸福和荣耀。她们甚至只能靠一个个片断,来链接起心中“伟岸的父亲”形象。


从囚童到孤儿


父亲、母亲,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就像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符号。

曾经,我听过这样一段关于父母的传奇:据说,因为爷爷和他的原配夫人陈氏感情甚笃,可惜陈氏在婚后一年便去世了。爷爷为纪念陈氏,就给儿子任弼时订了门“娃娃亲”,对象便是陈氏的亲戚,我的母亲陈琮英。母亲12岁时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那时父亲不过10岁而已。随着父亲走上红色之路,来自农村的母亲也和他到处奔波。父亲17岁时前往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留洋回来的他,才华横溢,英俊帅气。连母亲也没有想到,父亲此时还会选择自己。

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很曲折。他刚回国,本来准备和母亲结婚,却突然接到任务要他前往北京。就这样,母亲又等了两年,才和阔别6年的父亲结了婚。然而两年后,父亲在安徽被捕,心急如焚的母亲赶去营救,好不容易救出了狱中的父亲,可是他们的长女却在风寒中死去……

其实,我并非父母的大女儿。在父母为共同理想忘我奋斗的艰难行进中,一个个可爱的小生命先后诞生了。母亲一共生了9个子女,却有5个先后都夭折或失散在革命战争年代。

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父亲去中央苏区工作,娇小瘦弱的母亲已怀胎十月,父亲抚摸着她的肩膀,安慰道:“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她)远志吧!希望他(她)有远大的志向。”父亲离开上海7天后,我便出生了。由于叛徒的告密,我才出生百日,就和母亲一起被敌人抓进监狱。

我是当年所有监狱中最小的囚童。牢房的恐怖可想而知,母亲当时的身体不好,奶水很少,养活才百天的我成了大难题。多亏狱友们的大力相助,他们每个人都从菜汤里挤出仅有的一点油花儿,给母亲补充营养。这样,我靠着偶而仅有的一点乳汁,维持着生命。每次敌人审讯,母亲就装成什么都听不懂的农村妇女,不动声色地使劲儿掐我的腿,让我大哭大叫,吵得敌人不得安宁,草草结束审问。

这就是我的出生,从挣开眼来到这个世界,就没有看到过父亲的脸。

半年后,在党组织和妇救会的极力营救下,我们母女终于平安出狱。母亲出狱后不久,便接到了周恩来伯伯的电报,让她立即去中央苏区工作。她当机立断把我送到了湖南老家,托付给年迈的奶奶照管。

因此,从我开始记事起,爸爸妈妈是谁,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全然不知,奶奶就是我唯一的至亲和依靠。

6岁那年,我可能算是第一次看见了母亲,她把刚满一岁的妹妹远征也送到了奶奶这里。奶奶让我叫她“表姑”,还没等我看清“表姑”的模样,那个又瘦又小的身影,就行色匆匆地走了。又过了不到一年,我相依为命的奶奶突然病逝,我和妹妹成了孤儿。

恐惧和饥饿,以及小伙伴“共党仔子”的叫骂声,是我童年最强烈的记忆。后来,好心的邻居王婆婆收留了我们,年复一年,我们过着清苦的乡村生活。


窑洞里的幸福时光


1946年,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我15岁。突然有一天,有人来湖南接我们,说带我们去延安见爸爸。原来我们不是孤儿,我和妹妹既兴奋又紧张。

7月11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朗朗的晴天。我乘上了去延安的飞机,一路上一直在向人们打听爸爸妈妈的样子,“你爸爸戴着黑边眼镜,留着小胡子,手里常拿着一根拐棍;你妈妈最好认,在延安看到最矮最瘦的女同志,叫她妈妈准没错。”

当我走出舱门,一个很矮很瘦的女人等在那里。我激动地扑了过去,但却怎么也叫不出妈妈两个字,无论我怎么使劲儿,就是叫不出。妈妈把我搂在怀里,抚摸着我的头和脊背,疼爱地呼唤我:“大女儿,大女儿!”

汽车向延安城里驶去,在新市场——延安唯一的大街上,一辆中吉普在我们对面停下来,妈妈说:“快,去叫爸爸,下车的人就是你爸爸。”果然,他和人们描述的一样,只是觉得那身灰布军装不怎么合体。

父亲将我抱进了吉普车,里面坐着朱德和康克清妈妈。我憋足了劲,喊了一声“爹爹”,爸爸竟然没反应,倒是朱德答应了一声。我用一种不理解的眼神望着他,心里不乐意。妈妈说:“大女儿,延安的小朋友都管朱德总司令叫爹爹,他以为你是在喊他呢。”爹爹抚摸着我的头,用浓重的四川腔说:“大女儿,你今天看到了爸爸妈妈,也认识了我这个爹爹,高兴吗?”我说不出一句话,泪水不知不觉流满了脸颊。从那一天起,我不仅有了爸爸,还有了爹爹。

虽然来到了延安,但我与父母相聚的时间并不长。很快,我就到延安中学住校了,只有周末才能回家。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暂时撤出延安。这件事却给我和父亲的相处“创造”了机会。

爸爸让我跟学校行动,一家六口人分散五处:大妹妹远征随着“保小”转移;妈妈带着小弟弟随中央工委过了黄河;小妹妹远芳远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爸爸和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

我从小严重营养不良,患有夜盲症。在夜里转移,几乎就是个“瞎子”,只能靠前面同学背包上拴一条白毛巾,隐隐约约地随着小白点跟进。一天夜里过河,我的右脚趾骨摔裂了,伤势很重,并引起了高烧。一个认识父亲的士兵,自作主张,把我接到爸爸身边。

那天下午,全身剧痛的我心情却和初到延安时一样兴奋,因为我又可以和父亲在一起了。父亲把我带进了一间窑洞。这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格局与一般“一明两暗”的房子差不多,里面有三个房间,是中央驻王家湾时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和父亲四个人的办公室兼宿舍。

我就这样和几位重要领导人同住在了一个窑洞里,我想我可能是全中国唯一与这么多领导人一起生活过的孩子。每每回想起来,就觉得无比幸福和自豪。

大窑洞里,毛主席和江青住在右侧的房间,中间屋里住着陆定一和周恩来伯伯,爸爸带着我住在左边的房里。我的床,就是窑洞里的一个炕洞(当地老百姓用来存粮的地窖)。每天睡觉,爸爸把我放进去,早晨再把我提出来。说来难为情,有几次爸爸忙得忘了提我出来,害得我只好把炕洞当成厕所。

父亲是个幽默乐观的人,即使条件再艰苦,我与父亲在一起,每天都充满笑声。我记得陕北的蚊子和臭虫多得出奇。看到父亲工作那么紧张、劳累,常常一支烟从点燃到最后熄灭,还顾不上吸一口,而可恶的小臭虫却叮得他烦躁不安,我就每晚点上蜡烛烧臭虫。我手持燃着的蜡烛,顺着炕洞中的每一条缝隙,一路烧了过去,火焰中臭虫被烧得“噼啪”响,我们形容这声音为“炒芝麻”。日子久了,一到傍晚,爸爸就会提醒我:“大女儿,‘炒芝麻’的时候到了。”就连周伯伯也时不时诙谐地说:“该你来消灭另一个战场上的飞机(蚊子)和坦克(臭虫)了。”

不久,因为父亲经常转移,带着我很不方便,决定送我过黄河。走前,我拿着一个小本子,爬到毛伯伯的膝盖上说:“毛伯伯请你给我题个字吧,我要过黄河了。”毛伯伯抚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你要过河啦,我给你题个什么字呢?”想了片刻,他挥笔在我的小本上写下了“光明在前”四个大字。这个小本子,现在还完整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里。


五年的牢狱之灾


父亲曾有过三个绰号:“骆驼”、“被子”和“党内的妈妈”。“骆驼”是说他能够忍辱负重,而后两个称呼,是形容父亲为人厚道、体贴细致,像冬天盖的棉被,舒服、暖和。他和周恩来伯伯曾闹过一个笑话,他们同住一个窑洞,每天早晨,父亲都要出去吸些新鲜空气,但怕开门“吵”了周伯伯,便蹑手蹑脚地从窗户上跳出去。这一天,他又跳了出去。而隔壁周伯伯因为要咳嗽,怕吵醒了父亲,也急忙跑出了门,两人在门外相见,会意地笑了起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父亲是1950年10月27日去世的。他病危的最后两天,我长跪在他的床前,不能平静。我恨老天的不公,为什么只让我和父亲相聚了4年零3个月。父亲的死,对跟他一起征战多年的老伙伴打击很大。记忆最深的是周伯伯,父亲去世后第一个周年,他一个人来到景山后街我们的住所。他抚摸着我们姐妹的头,号啕大哭。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那么哭过,更别说还是一个总理。

这辈子,我既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共产党的监狱。可以说,是毛伯伯“光明在前”四个字,鼓励了我。

因为父母亲曾在言语上冒犯过江青,在“文革”中,我被以“特务”的罪名和丈夫先后关进了监狱。我的两个孩子和我当年一样,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被好心人收养。

任何的艰难险阻,我都能挺过来,但对于监狱里的人格侮辱,我却无法忍受。后来我才知道,我和丈夫同被关压在山西的一座山上,但是整整5年,我们之间毫无音信。我几度绝望,甚至偷了敌敌畏,准备自杀。但我想到了父亲,我不能让自己“畏罪自杀”的恶名,玷污了父亲清白的一生。

每天,我都用“光明在前”鼓励自己,坚定生的信念。1972年,我终于获得平反,和丈夫被当局释放,重获自由。

两次的牢狱之灾,加上长期的艰苦环境,我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病症。遗憾的是,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为祖国作更多的贡献。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给组织添麻烦。90年代,是我人生最平静的时光,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离休后,我开始钻研绘画艺术,并在业内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今年,病魔的几次袭击,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每一天。在北京生活了半辈子,却总因身体原因,未能去过香山。我生前最后的夙愿,就是想去看看这个1949年3月至9月,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重大决策的驻地。香山是我唯一没有去过的、父亲曾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2007年11月,儿女们驱车陪我来到这里。我参观了毛主席的双清别墅,找到了当年父亲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共同生活的“来青轩”。“来青轩”建于明代,古香古色,但遗憾的是,这里已年久失修。工作人员说,里面堆放着一些杂物,住着民工,他们上山施工去了,没有钥匙。从门缝望进去,里面杂草丛生,墙壁斑驳。这就是当年中共中央叱咤风云的领袖们战斗过的地方?凄凉之情,油然而生,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香山之行,让我夜不能寐,我冒然提笔,向胡锦涛主席书写了一封长信。不曾想,信件很快得到了胡主席的亲自批复,“来青轩”的修缮工程已经展开,这件事对我的安慰,足可以抹平我生命中的很多创伤。

4年零3个月,父亲和我的短暂相聚,是我永生难忘的幸福岁月。一生中,父亲给我书写的所有12封信件,我都完好的保存着。里面的每句话,我都能够倒背如流。它不仅指引着我的一生,将来也会传承下去,影响鞭策我们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