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眼里的“国共战争”:快速纵队根本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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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眼里的“国共战争”:快速纵队根本无用

2008年01月02日 10:24文汇读书周报


曾留学德国学习装甲兵的蒋纬国

《蒋纬国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蒋纬国口述刘凤翰整理),用亲历的几件事替父亲蒋介石反共辩解,认为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歧使然,同时认为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美国的妥协造成了国民党的失败。本版内容摘自该书。

国防部的命令正本给中共

很多人把八年抗战胜利视为战争的结束。我从第一师调到青年军时,曾经讲过一句话:“半个鬼子一根毛,日本的战力已经到了尾声,中日战争随时可以结束了,胜利随时可以来临,但是这‘一根毛’必须注意。”

当时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值得回忆。在重庆江水的另一边有一个黄山,有一天父亲约了岳军先生商谈中日战后的情形。依照规定,当他们在谈话时,身边的随从人员是不能靠近的,一定要在听不见距离之外,而我是唯一跟在他们后面走的人。当他们的话题结束时,我对父亲说:“父亲,我有一点意见,可不可以说?”父亲朝我看了一下,张伯伯在旁边就说:“你让他讲嘛!”父亲说:“你说好了。”我就向父亲和张岳军先生提出我的看法:“日军的问题小,而中共的问题大,虽然中共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一旦中共变成政治问题里的军事问题时,情况就非常麻烦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准备接收对日作战的胜利,另一方面要立即发起歼灭中共的行动。我建议把散布在各战区的战车部队统统集中起来,把中共一股一股的打掉。即使是三个月内不能歼灭,半年之内也要达到目标,如果拖延半年以上,国际间就会说我们是内战。国际间通常把内战国家的政治地位看低,认为该国政治不稳定,而事实上,正是国际上在制造我们内部的纠纷。所以我们必须要用速战速决的方式。日军攻打我国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达到速战速决的目标,如果我们对中共也无法速战速决的话,将来的情况一定不得了。”岳军先生非常赞同我的说法,他说:“纬国,你讲得不错的。”父亲听了之后说:“我也有同样的看法。”

后来国军把装甲部队与步兵编成十个快速纵队。我写一份书面报告,很扼要地向父亲报告:“我们的十个所谓的快速纵队都是‘十不能’,所以不能发挥任何力量,应该还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另一方面,每一个纵队配一个战车营的做法是不伦不类的。当年德国把全国的装甲部队集中起来,变成九个装甲师;法国战车营总数比德国多,每一个步兵师配一个战车营,结果法国不能进行快速作战,因为战车要迁就步兵的速度。现在我们虽然有十个快速纵队,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把战车营配属到步兵师里,而我们的战车营都是轻战车。轻战车讲求速度,一旦配属到步兵师里,速度自然无法发挥;另一方面,轻战车装甲薄,敌人使用一般的反装甲武器就可以将它打穿,战车要迁就步兵的慢速度,不就正好给敌人当炮靶。所以从编组上来看,我们已经打败仗了。与其编成十个快速纵队,没有一个可以发挥作用,倒不如编成三个,使国家的力量足够支援,从工兵、兵工、通信各方面加以配合。”

父亲拿到这份报告时,整个战略局势都变了。父亲在那个时候也忙于政治方面的指导以及经济方面的复苏,有关野战方面的指导,都是国防部在负责。而国防部的高级军官身边有中共潜伏,所以变成了国防部的命令正本给中共,副本给国军的情形,国军的战力遂大不如前,快速纵队不是被歼灭就是自己崩溃。


国民党军的装甲兵主要装备了美制轻型坦克,速度虽快但火力、装甲都不足,错误地作为伴随步兵的武器后,被解放军部队一一歼灭。图为陈毅等人坐在缴获的M3轻型坦克上。

徐州会战

当时薛岳将军在徐州剿共总部,团长和我认为快速纵队是一个打击部队,要拿来作战略预备队,所以多次建议把第一快速纵队收回,放在徐州附近,随时可以出击,结果薛长官将快速纵队一直从徐州摆到碾庄,而且主力都在碾庄。三十七年元旦那天,各部队长都到剿共总部向薛长官拜年,我那时候是装甲兵教导战一团副团长,团长带我一起去。到了剿总之后,或许是过年的气氛所影响,团长又憋不住地向薛长官建议把快速纵队抽回来,更糟的是,他在建议时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他说:“这样才合用兵之道。”薛长官听毕,当场一拳捶在桌上,他说:“我大小战役打了多少次,我还要你来教训吗!”说完就往里头走。

元月二日,中共发起攻势。元月三日那天,快速纵队的补给线就在兰陵镇被切断了。黄伯韬的军队无法撤回,当时为了撤退,一个战车上堆几十个步兵,结果驾驶员看不到路,很多都掉进坑里,所以战车也牺牲很多,炮兵则是全部牺牲了。

徐蚌会战后,军队到了陈官庄被包围,防卫兵团从平汉路过来援救从徐州撤出被包围在陈官庄的部队,邱清泉就在里面。结果防卫兵团到了双堆集附近又被包围,形成上下被包围的局面。

我们在蚌埠时,新总部长官是刘峙,他是个老好人,直接指挥的则是杜聿明。那天我到前方视察,单枪匹马坐了一部吉普车,看见上面有一架飞机投下一个空投包,后面有两条黄色飘带,我就跟驾驶说:“我们去捡那个空投包。”我们将车停在公路旁边,还没等它着地,我就一手把两条飘带接住了,拿起来一看是老先生的笔迹,上面写着:胡长青同志亲启。胡长青是军长,本来我是要去看装甲部队的,接到空投包后我就直接到军部去,一见到胡长青,就跟他说:“军长,包子还是热的呢,还没有着地我就接过来了。”他打开一看,信里写着:限时打下包家集。

我回去跟刘总司令报告时说:“如果我们绕道而过去打双堆集,包家集自然就拿下了,保不住双堆集,共军留着包家集也没有用,自然就会撤兵。”他说:“你爸爸的脾气你还不晓得啊,他说要打下包家集就是要打包家集的。”我向刘总司令解释是因为我们给父亲的情报是包家集挡住我们的去路,所以要我们限时攻下,结果他还是坚持要打包家集。我就说:“好,如果要打包家集,就由我去打,你不要再牺牲这么多团了,你给我一个步兵营,我再加一个战车连,保证半小时之内拿下包家集。”他还是不肯。我就请刘总司令把步兵营交给其他师营,自己带着人员绕到包家集后面。我认为后面一定有地道,我用战车去压地道,把地道压垮,再在地道口点燃干辣椒,用烟把地道里面的人熏出来,轻易地把包家集拿下。但是已经耽误好几天,如果刘总司令愿意照我的方法做,我们老早就把包家集拿下,双堆集也早就突围了。

事后我们回到南京,王老虎(王书铭)亲自向父亲报告投粮的状况,他跟父亲报告说他在三千英尺的高度投粮,事实上我看他最低限度也有六千英尺,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是在九千英尺投的粮。王老虎还说他自己在空中亲自督导,其实不然。军队被包围时,我自己飞了一架侦察机(联络机)L4,去看看包围圈里装甲兵的情形,我还空投一把胡琴,投到陈官庄的包围圈内。那时候战车第一团的团长赵志华喜欢唱京戏、拉胡琴,我就写了一个突围计划,内容包括如何突围、如何掩护、如何打开缺口、突围部队如何走、打通缺口的部队怎么做、炮兵怎么使用以及炮兵突围的时机,每一步我都写得很清楚,塞在胡琴里面。我的飞机保持在八百到一千英尺的高度,我回来时机身翅膀是带着八个洞回来的,不过等到他突围出来后,我才知道他没有收到那把胡琴。

徐蚌会战时,我的装甲部队战车连配属给空降纵队(降落伞纵队),预备做重点攻击。当时前方状况也不太好,结果空降部队司令带着部队撤退到后面,没有告诉我们战车部队。那时候只有空降部队有手提通话器,使用短波,距离只有一公里左右,结果我的无线电频道与他的手提通话器相合,我听到他下命令要把车队撤走,就跳上吉普车,绕到他必经的一条路,他看到我,就叫部队停下,还对我说:“蒋参谋长,你在这儿干什么?”我说:“我在等你啊!”他很怀疑地问:“你怎么知道我要到这里呢?”我说:“是你们自己告诉我的,你拿有线电通话器明语通话,我收得到,共军也收得到。”他听了脸都红了,就说:“我们只是两个部队位置移动一下。”我说:“您尽管换,我的战车始终在前面没有动,我在此地要请示一下司令,我们的战车部队要怎么移动?”他说:“你们不准备动就好,我们只是两个团换一换。”就这样阻止了他带部队偷溜。

撤退台湾

徐蚌会战后,有人提议把装甲兵调到广西、福建,果真如此的话,国军撤退时,装甲兵一个都撤不出来。我发现有这么一个阴谋时,就去请示父亲:“要让装甲兵先撤到海南岛还是直接撤到台湾,或是分成两部分走,一部分从海南岛出来,一部分直接到台湾。”父亲就说:“直接到台湾好了,装甲兵不必绕那么一大圈,因为现在没有必要去那边作战,重点还是集中在上海,到上海后再出来,当然是到台湾。”我得到命令后,就把徐庭瑶将军及司令部先送到台湾,并且在安置陆军总部的营区里,那时候他们想出来,就巴不得先上船。

装甲兵撤退时,政府只给我撤二个船次的钱,而事实上我撤出了二十八个船次的装甲兵。这些钱就是我每次破获谍案后,上级给我的奖励,我拿这些钱来雇船撤退装甲兵,船公司看见装甲兵就像看见大财主一样。到了台湾以后,我就用剩下的钱,在中正东路买了三百坪的地,当时的地价是七块半新台币一坪,我就是凭着这三百坪地起家的。现在这个地区增值很快,一坪都要上百万了,我是在官价七千块的时候卖给我一个朋友的。他替CAT盖一个修车场,需要三百坪土地,因为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就算他半价,卖他一坪三千五百块,半卖半送。我先后搬了三次家,越搬越远,现在搬到外双溪附近的山区。地也越搬越大,房子也从一层楼变成二层楼,换来换去,都没有加一个铜板。现在这个房子很漂亮,我这个人是一家一当通通摆上去的,我不留给后人,他们自己去努力,给他们一点点,够他们生活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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