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热烫醒美国人:92年那个春天注定他们超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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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去年9月至今年7月,我以美国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身份在华盛顿从事了10个月的研究工作。这是我第三次赴美从事长期研究,前两次分别在1994年和2000年。虽然三次都是在华盛顿,间隔都是6年,但每次所体会到的美国人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却大不相同。   1994年,“中国崛起论”萌生,美国的政商学界重新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94年1月的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我开始了在美国的第一次访问研究。当时,美国新一轮“中国热”刚刚开始。与1979年中美建交后的第一轮“中国热”不同,这一轮

去年9月至今年7月,我以美国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身份在华盛顿从事了10个月的研究工作。这是我第三次赴美从事长期研究,前两次分别在1994年和2000年。虽然三次都是在华盛顿,间隔都是6年,但每次所体会到的美国人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却大不相同。

1994年,“中国崛起论”萌生,美国的政商学界重新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94年1月的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我开始了在美国的第一次访问研究。当时,美国新一轮“中国热”刚刚开始。与1979年中美建交后的第一轮“中国热”不同,这一轮的“中国热”不是因为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进展,而是因为中国经济步入了新一轮强劲增长。1992年春,邓小平出人意料的南巡及其所带动的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吸引了美国舆论界和学界的目光,促使他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潜力。美国《新闻周刊》预测,到2020年,大陆、香港和台湾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的实力将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时代》周刊将 “下一个世纪的超级大国”的桂冠送给了中国。智库兰德公司则按“购买力平价”估计,中国GDP已达世界第三。《外交》杂志在1993年冬季号发表了《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纪思道的文章,标题就是“中国的崛起:这次是真的”。

对“中国崛起”的关注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各界对中国的看法。在那场风波和苏东剧变之后,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不确定的和虚弱的中国,“中国崩溃论”一度大有市场。“中国崛起论”萌生,给人以面目一新之感,美国的政商学界重新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记得到美后不久,我参加了美国国防大学召开的“亚太地区安全”年度会议,会议主题之一就是“亚太主要国家面向新世纪的大战略”。参加会议的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军官、外交官和学者,他们对中国大战略给予了特别关注,对在会议上作报告的两位中国军方学者刨根问底,穷追不舍,对他们的发言和回答总感到意犹未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来自日本防卫研究机构的学者发言一开始就说,来美国前,送他的同事告诉他,此行的任务很简单,一分钟就可以结束发言,因为日本没有大战略。听众发出一阵会意的笑声。此君发言后,提问既不踊跃,所提问题也不痛不痒。

“中国崛起论”也促使华盛顿以更务实的态度与中国打交道。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是“孤立和施压”,希冀“以压促变”。克林顿上台后,更将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中国的人权问题挂钩。然而,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使美国商界普遍看好中国大市场,他们频频向克林顿政府施压,要其放弃将对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做法。朝野内外围绕是否将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激烈辩论,形势扑朔迷离。

碰巧的是,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应邀在那次大会上作主旨演讲。演讲完毕,笔者第一个举手提问,要他给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关注的问题排个次序。洛德回答,经济第一,人权第二,安全第三。洛德本是共和党人,曾批评老布什政府对华不够强硬而被克林顿政府看中,曾积极推动将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中国的人权问题挂钩。现在,连洛德都公开表示对华政策应将经济利益置于首位,笔者觉察到,克林顿政府对华强硬的人权政策有望实现软着陆。果然,三个月后,美国宣布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

2000年,在“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美国政治精英的对华态度趋向强硬,批评和攻击中国成了一种时尚

2000年初,我再抵华盛顿,到布鲁金斯学会从事8个月的访问研究。这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在野8年的共和党志在必得,铆足了劲攻击克林顿的内外政策。在对华政策上,克林顿政府曾表示要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小布什的竞选班子则针锋相对提出中美是“战略竞争对手”,强调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是美国的威胁。另一方面,之前一年发生的一些事件,如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中国使馆所引起的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以及美国媒体对此夸大其词的报道、美国媒体和国会指责中国在美从事间谍活动以获得美国的核武器机密等,也大大地恶化了两国关系,美国公众和精英普遍对中国持消极看法。我到美国后不久,研究项目助理带我礼节性地拜访研究机构的其他研究人员,一位美方资深研究员似笑非笑地问我:“你们是我们的威胁,对吧?”

这年2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的白皮书,重申对台政策的坚定立场。此举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主流报纸均在头版大幅报道。布鲁金斯学会则在一天内组织了两场讨论会。当天中午午餐会,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坎贝尔在演讲中,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下午,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位军事分析家则就所谓的台海冲突作了专题报告,他详细地比较了台海两岸的军事实力,还煞有介事地设想了大陆攻台的种种方式。这年3月,鼓吹“台独”的民进党在台湾执政,台海局势的走向变得更加难以确定。一些美国分析家纷纷警告说,今后数年内美国卷入台海冲突的风险大大上升,美国要对此早作准备。

在“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美国政治精英的对华态度趋向强硬,批评和攻击中国成了一种时尚。华府的研究机构几乎每天都有各种报告会,许多发言者总喜欢情绪化地先批评中国一通,以示政治正确。久而久之,我对参加这种活动也失去了兴趣。一些研究机构还纷纷就下一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提出各种报告,总的调子是,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过于天真,接触有余而防范不足,下一届政府要加强对华防范。在保守政治势力猖獗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思维保守化。我的感觉是,不管是共和党上台还是民主党继续执政,美国对华政策收紧似乎已不可避免。“山雨欲来风满楼”,笔者正是带着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深深忧虑离开华府的。

2007年,中国话题之热已不能用“中国热”概括,更确切的说是“中国烧”

2006年秋再去美国,感觉又大不一样了。首先是中国话题之热已不能用“中国热”概括,更确切的说是“中国烧”。华盛顿大大小小的智库,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报告会。议题五花八门,但大多紧扣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点。中国在非洲、中东的作用、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共****等等,都是热门话题。华府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关于中非关系的报告会,参加者竟然达200人之多,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从事中国研究的队伍也“人丁兴旺”。以前各研究机构大多只设一两个研究中国的职位,现在如布鲁金斯学会、海军分析中心则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前者近年来接连聘了两位华裔研究员从事中国研究,后者拥有研究中国的专职人员达10余人,号称是华府中国研究人数最多的机构。

这种“中国热”就像一阵阵热浪一样,使美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对中国的看法需要更加成熟、平衡,不能再一边倒地把中国看作威胁。中国是挑战,但也是机会,中国是某些问题的一部分,同时又是解决另外一些问题的手段,中美关系中问题不少,但中美关系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重要。

“中美关系的深度和广度与10年前大不相同。华盛顿(内部各派)对中美关系存在着共识”

如果说我感受到美国人13年前的“中国崛起论”是经济利益诉求,7年前“中国威胁论”是情绪化反应的话,那么,现在的“中国烧”则更像是理性思考。很明显的例子是,共和、民主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在缩小。2006年国会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国人普遍担心新一届国会要拿对华经贸和人权问题大做文章,中美关系将进入紧张期,但事实正如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兰托斯的一位助手所说,“中美关系的深度和广度与10年前大不相同。华盛顿(内部各派)对中美关系存在着共识。”

在很多美国人眼里,中国已经崛起,他们关注的是中国将如何使用它的力量。有些人担心,中国将发展其军事力量,从而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或利用其不断扩大的经济活动,提升中国在从非洲到拉丁美洲的政治影响,削弱美国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力。这些人更多地是以“零和”的眼光看问题。主流派则鉴于美国深陷伊拉克,无力应付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挑战,希望中国能够与美国积极合作,解决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帮助稳定南亚和中东局势等等。经过伊拉克战争的折腾,美国已没有了20世纪90年代末那种一枝独秀的豪气,也没有了小布什执政之初目空一切的霸气。面对伊拉克的困局,美国越来越感到沮丧和孤独,也越来越需要其他大国的合作。“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太多了,也许需要不止一个超级大国,”几年前曾任常务副国务卿的阿米蒂奇如是说。如果美国政治精英真的能保持这种务实的观点看世界,那对中美关系无疑是个好消息。这一次我离开华府的时候,对中美关系前景的看法变得开朗起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 吴心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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