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史中的三十三个问题(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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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些年来,研究中国史的专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中国史纳人全球史的框架内观察,这样一来,中国历史独特的一面即突现了出来,例如:它古老及无与伦比的连续性,它广阔的疆城与庞大的人口规模,它的统一与内聚,它那发着异样光芒的文化等。对这些独特性做出合理的解释,无疑是中外史学界感兴趣的事,而且确实产生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答案;但从总体看,并非所有答案都与中国历史的真实状况相符。    <<我的中国史>>尝试着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些解释以两个史学原则为基础:其一,人类不管怎样努力,永远不会发展出一个无痛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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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研究中国史的专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中国史纳人全球史的框架内观察,这样一来,中国历史独特的一面即突现了出来,例如:它古老及无与伦比的连续性,它广阔的疆城与庞大的人口规模,它的统一与内聚,它那发着异样光芒的文化等。对这些独特性做出合理的解释,无疑是中外史学界感兴趣的事,而且确实产生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答案;但从总体看,并非所有答案都与中国历史的真实状况相符。

<<我的中国史>>尝试着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些解释以两个史学原则为基础:其一,人类不管怎样努力,永远不会发展出一个无痛苦、无罪恶、无悲剧发生的天堂式的美好社会,因此,人类虽然能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步,但并不表明未来的社会一定比现在或过去的社会完美;其二,从秦汉至满清这两千余年,中国是成熟的、完善的农耕文明的代表;今日的欧美西方社会是趋向成熟的工业文明的代表。不同种类的文明有不同种类的价值体系及自我评判标准,因此,既不能机械地用农耕文明的价值准则去评判今日的西方社会;也不适合用今日工业文明的价值准则——诸如进步、民主、科学——去指责古代的中国社会

限于本文的篇幅,不可能做大量背景或逻辑的铺垫,因此有些论点可能显得过于唐突;不过这也没有问题,读者倘若有兴趣,可参阅<<我的中国史>>。

一、中国文明是从本土独立发展起来的,还是外来的?

西方的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文明是在古中东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当然他们也承认中国文明的本土化程度较高,从开始即拥有独特的语言文字、宇宙观、艺术与习俗。中国的多数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则倾向认为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但他们在西方史学界的压力下信心不足,所以乐于接受这样折衷且狡猾的观点:中国文明是在近乎封闭的环境中独立演化或者只是受到外来文明轻微影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现在的争论是,外来文明的“轻微影响”到底发生没发生过?,如果发生过,轻微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的争论简直令人绝望,因为寻找令人信服的正面证据或反面证据都非常困难。

根据当前的一些考古成果分析,中国文明从开始即有着浓重的农耕色彩,距今五、六千年以前遍布黄河南北的那些农业村落,与今天中国农村的自然村落,有着诸多血脉相通之处,可以说它们就是今天中国农业村落的雏形。中国的农耕文明即是以这些古老的农业村落为核心发展起来的。

二、夏朝是否是虚构出来的?如果不是,为什么找不到有关它的遗址?

夏朝不可能是虚构出来的,首先多种古书都对它有间接的记载,《尚书》中有“殷革改夏命”之类的说法;《诗经》上多处提到大禹王的事业;《左传》、《国语》仅引用夏书、夏训、夏令中的材料即达19条,所记夏代的事迹有34则。

其次,商革改夏命后,遗存下来的夏王室同姓封国不少,直到周朝时,尚有杞国、缯国得以延续。

考古工作者找不到夏朝遗址的原因,极有可能与指导思想的偏错有关,如:认定夏朝是以夏族为主体的政权,而其承继者商朝是以东夷族为主体的政权,夏与商是两个有根本文化差异的部族。所以他们热衷于区分所谓“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结果黑暗中寻找黑牛,弄得一头雾水。实际情况极有可能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文化既迩,政治亦然。”

三、鬼神在商朝时热心人间事务,为什么到周朝却变得相对冷漠了?

在商朝,权力传授规则没有严格的定制,从汤至纣三十一王,王位递传三十次,其中父死子继者十六次,兄终弟及者十四次。我们不知道商王与其兄弟子侄之间的具体政治关系,比如他们是否有封地?其王位传授标准是什么?只是可以推测当时的权力交接方式麻烦很多。为了避免围绕权杖的骨肉相残,商人不得不请鬼神下来帮忙裁决。商朝的倒数第四任天子武乙,可能想确立一种传子制,所以有意贬低鬼神。他与天神下棋,让人代神行棋,天神输了,他故意戏弄、侮辱它,作一个皮囊,盛血,悬而射之,谓之射天。传说武乙天子因不敬神后来被天雷震死;但值得注意的是,武乙之后的商朝诸王,皆是子承父位。

周朝的开创者在武乙王留下的传统上创建了宗法制,该制度规定,周朝的权杖只能传子传嫡。因有制度方面的保障,周人对鬼神的依赖程度降低了。

四、诸子百家在东周时期争鸣的社会根源?

在中国,封建制度是一种由部族联盟慢慢沿化而来的古老政体,它的最大特点是:拥有土地的领主同时拥有政权,而且政权在封疆内是世袭的。

由于周革商命所付出的社会成本相对较小,周朝不仅继承了商朝的物质及文化成就,还继承了它庞大的人口规模;因此开创不久即趋向繁荣。

到西周未季,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及人口的迅速增长,古老封建政体的外壳被冲破了。这首先表现为,那些经营得力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封国,普遍有了忽视、甚至挑战周天子权威的倾向,而周天子无可奈何。继尔,各封国开始自由结盟,自由地决定对他国的战争;而且在各封国内部,那些对自己领地经营得力的卿臣们,也不安心旧礼法安排给他们的位置,开始阴谋杀君逐君,或者架空君主。各封国为了在失序且弱肉强食的国际丛中求生存,为了控制国内的政局,不得不设法增强综合国力,且把国内的权力向君主手上集中。基于此,它们不得不放弃贵族世袭制,任人唯贤;不得不削弱卿大夫的实力,尝试着在新征服的土地上设直辖县;不得不废弃井田制,制订针对全民征税的政策。

面对封建制度的崩溃,哲人们纷纷出来贡献自己的救世方剂。其中老子、孔子学说的主旨是拯救封建制度;而法学说的主旨是埋葬封建制度。法家顺应了时代大势,他们成了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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