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政权速亡探析

【原文出处】江苏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199304

【原刊页号】93~97

【分 类 号】K24

【分 类 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199309

【作 者】朱永安

【作者简介】朱永安,1970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现为江苏省文化厅文物处干部

【正 文】

南明弘光政权,建立于1644年5月,终止于1645年5月,前后历时整整一年。弘光政权 为什么在短短一年之内就迅速灭亡了呢?考诸于史,发现其中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一、“联清灭顺”——错误的根本方针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吊死。5月3日,马士英等拥福 王朱由崧监国南京,5月15日即皇帝位,以次年(1645年)为弘光元年。是为南明的第一 个政权——弘光政权。弘光政权建立伊始,涉及不到抗清,它的矛头主要指向大顺政权 。从弘光诏书和臣下奏章来看,它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

福王即位时,诏曰:“……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馘之功,尚赖亲贤戮力劻勷,助予 敌忾。”①顾炎武所著《明季实录》中也载有弘光的另一诏书:“大行皇帝(崇祯)…… 龙驭升遐,……贼囚(农民军)屠杀我百官,杀掠我百姓,滔天大罪,覆载不容,神人共 愤。……盖激父母之仇,无不惧生,志图必报。”初迎福王时,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说 :“王宜素服郊次,发师北征(农民军),示天下以必报之义。”②福王即位后,“草莽 孤臣”刘宗周上疏说:“今日中兴大业,舍讨贼复仇,固无以表陛下前明渡江之心,而 苟非陛下毅然决策亲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③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弘光朝 廷内部,从上到下,弥漫了“报仇”、“讨贼”的阶级仇恨气氛。这个政权的阶级性决 定了它的性质是继崇祯之后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地主统治阶级的国家机构。

清兵于1644年5月2日进入北京以后,一面进行消灭其对立力量的战争,一面推行强迫 汉人剃发易服和圈占汉人土地的民族压迫政策。关内的民族矛盾因此而激化,逐渐上升 为主要的社会矛盾。面对这样的情况,弘光政权本应联合农民起义军,共同对付清军, 这是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但它深以李自成颠覆其北京中央政权为忌,又对清 朝的花言巧语抱着莫大希望,竟继续以李自成起义军为不共戴天之仇,制定了“安内乃 攘外之本”、“联清灭顺”的错误的根本方针。当得悉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消息后,弘 光皇帝封吴三桂为蓟国公世袭,并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来犒赏他借兵灭顺的功劳。 ④同时,派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出使北京,与清议和。史可法于1644年6月中旬上 《请遣北使疏》说:“先帝以圣明之主,遇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纾宗社民之恨 ,是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于寇,而从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 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宁前既撤,则势必随之入关,此时畿辅之间必为所有,但是既 能杀贼,即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形势,先国仇之大,而持宥前辜,借兵力之强, 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数也。⑤他在复清摄政王多尔衮的信中又说:“今逆 贼未服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 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 国义问,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⑥陈洪范、马绍愉在致吴三桂的信中也说 :“感清朝助兵之义,嘉老亲台破贼之忠”,“两国通好,同心灭贼”。⑦

这些都说明,在对待清和大顺的态度上,朝廷上下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联清灭 顺”的策略。他们企图以山海关外地、岁币十万⑧为条件,换取清朝帮助其剿灭李自成 起义军,并恢复其对全国的统治。从结果来看,这种想法是非常幼稚的。“联清”只能 导致它更快地灭亡。

在“联清”的同时,弘光政权加紧“灭顺”,加强镇压农民起义军。监军佥士宋劼上 《仇耻最极疏》说:“今闯逆北败于吴三桂,踉跄入关,忙忧惶惑,宜速檄三桂提全师 ,及号召秦晋两边夙将义旅,并力入秦……此扫荡之宜早计者也。⑨史可法也先后上《 议设四藩疏》和《请出师讨贼疏》,积极号召摆开阵势,向农民军反扑。同时,颁布“ 从逆六等条例”,凡与农民军有关的分大逆凌迟、斩决不待时、绞、流、徒、杖六等, ⑩疯狂残酷镇压起义军及其拥护者。在军事行动上,除设置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 泽清江北四镇外,还派遣官僚地主武装大肆向农民军反攻。在残酷镇压下,大批农民军 将士被擒杀。“徐州土贼程继孔擒至京……高杰擒杀之”。(11)“方士亮……击贼于襄 城,俘斩五百余人。”(12)

弘光政权向农民军进攻的同时,联合清军向农民军反扑;有的地方武装则反顺降清。1 644年12月,遣高杰北上,准备由河南向关中推进,与清军夹攻大顺军。山东境内的地 主武装,趁农民军西退时,“并杀其防御使,牧令复为明”,后来则“至济兖以南,皆 降于清。”(13)

当求和无望,清军已经严重威胁南方时,弘光朝廷想的仍是“讨贼”。1644年10月史 可法上疏说:“先皇帝死于贼,恭皇帝死于贼,此千古未有之奇痛也!……庶民之家, 父兄被杀,尚思穴胸断头,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顾可莫置?臣愿陛下速发讨贼之诏, 责臣与诸镇,悉简精锐,直指秦关。”(14)后来他又接着上了《请讨贼御敌以图恢复疏 》和《自请治罪并请戒诸臣毋讲门户专力讨贼疏》,(15)字里行间,“讨贼”愿望十分 强烈。明知清兵即将南下,但想的不是如何抗清,而是如何对付已经被清军击败的农民 军,这就是迂腐的封建士大夫的观念。在弘光政权的君臣们看来,阶级仇恨甚于民族仇 恨,不管人民怎样受外族压迫,他们想的仍旧是“君父之仇”,是向农民军进攻,即使 自己也即将被外族灭亡也在所不惜。清军入关以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阶级矛 盾转变为民族矛盾。对于弘光政权来说,当务之急是根据人民的愿望,御敌于国门之外 ,不是和外族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国内的人民起义。“联清灭顺”的错误方针,减轻了 清军来自南方的压力,使之可以专心对付农民军,导致了农民军很快遭到失败。在解决 了农民军的问题之后,清军立即挥戈南下,向弘光政权发起猛烈的进攻。由于弘光朝廷 内部仍志在“讨贼”,对于清军南下又心存畏惧,无法也不可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在 这种形势下,弘光政权的速亡是必然的。“联清灭顺”的错误方针,是弘光政权速亡的 首要原因。

二、内部纷争——致命的弱点

短短一年之内,弘光朝廷的内部纷争不断,愈演愈烈。阉党官僚和以东林党为核心的 比较正直的官僚(包括复社)的纷争是众多矛盾中最突出的。东林党以史可法、高弘图、 姜曰广、吕大器等为代表,阉党以马士英、阮大铖、刘孔昭等为代表。早在晚明,两党 之间就开始了激烈的纷争,到弘光时两党的争斗更加激烈。立国之时,东林党认为福王 “七不可立”,要立潞王朱常 ,而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福王昏庸可利,为之内贿 刘孔昭,外贿刘泽清,同心拥戴,必欲立之。”(16)在马士英的压力下,史可法等南京 文武大臣只好放弃原议,接受了马士英的主张。

顾炎武《圣安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兵部右侍郎吕大器署礼兵二部印,不肯下 笔,吏科给事中李沾厉声言,今日有异议者死之。时士英握兵于外,与大将靖南伯黄得 功、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相结,诸大将连兵驻江北,势甚强,大臣畏之,不敢 违,于是以福王告庙。”由此可见,双方争斗一开始就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福王即位后,组成了东林党和阉党混合的内阁。两党互相谩骂以至动手的记载,不绝 于史。“刘孔昭廷讦慎言荐误国罪臣,且定策时有二心,声色俱厉,御史王孙蕃等亦劾 孔昭,交争于前。”(17)“曰广既出,士英复诟詈于朝堂,几至老拳相向,一时喧传二 相闹朝。”(18)

多数论史者以为党争的责任在于阉党,其实阉党也有示好东林的意思。但东林实在不 肯言好。《明通鉴》附篇卷一下载:“初高弘图力言逆案不可翻,阮大铖及马士英并怒 。一日阁中言及故庶吉士张溥,士英曰:‘吾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广笑曰:‘ 公哭东林,亦东林耶?’士英曰:‘我非衅东林,东林拒我耳。’……会刘宗周劾疏上 ,大铖言曰广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朝端盖水火矣。”矛盾来源于双方,对于党争 ,东林党和阉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阉党因为拥戴有功,掌握了朝廷的绝大部分权力。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竭力排 挤、打击东林党人。内阁中的东林党人史可法被迫外出,督师扬州,高弘图、姜曰广也 先后被迫辞职。至此,“士英当国,帝即拱手听之,不复预闻政事矣。”(19)

阮大铖由马士英力荐入朝后,对东林党人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迫害。他借作“顺案”之 名,恢复了特务机构东厂,处死了东林党和复社的许多人士。他编了一本《蝗蝻录》, 想把东林和复社一网打尽。对于东林党人的合理要求,马士英也故意刁难,拒不支持: “史可法……属疏请饷,为进取资,马士英勒不发。”(20)与东林党靠近的宁南侯左良 玉,“以奉太子密旨诛奸臣马士英为名,”拥兵至九江,进逼南京。马士英急调江北四 镇兵抵御左良玉,说:“北兵至犹可议款,若左逆得志,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已 撤良佐兵过江矣,宁死北,毋死左。”(21)时值清军正准备大举南下,左良玉此举正好 帮了清军大忙,使得清军能够顺利越过淮河一线,直指南京。

在如此激烈的矛盾纷争上,即使再强大的武装力量也化为乌有。按照常理,在外患如 此严重的情况下,两党应该捐弃前嫌,同舟共济,一致对外;但是他们置国家大事于不 顾,“鹬蚌相争”,致使清军“渔翁得利”,轻易获取江南。“故明社之亡,列于党争 者皆有罪焉。”(22)党争的后果,实在恶劣之极。

除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外,统兵将领之间也时常发生争斗。黄得功、刘良佐、高杰都想 占据扬州,“野营”相攻。(23)许定国杀害高杰之后,黄得功、刘泽清进攻高营,想吞 并高杰的兵马;(24)高营兵南逃,又在长江边遭到郑鸿逵的截杀。(25)当时的情形是: “武臣各占分地,赋入不以上供,恣其所有,置封疆一切不问,与廷臣互为党援,干预 朝政,排挤异己,奏牍纷如,纪纲尽裂。”(26)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克;这时的弘光政 权,形势危急,但内部党争、将争,纷乱不堪,哪里还能组织力量去抗清?实际上是不 攻自破了。

弘光政权是在“一国无君”的情况下仓促建立起来的,其基础十分脆弱,它的台柱是 马士英、史可法混合的内阁和江北四镇。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本应将相一心、众志成 城。但内阁大臣忙于党争,武将又“各择善地,竞相私斗”,“文武互为争胜,愈不可 解”,整个国家毫无凝聚力、战斗力,国之灭亡,只待清军来取。“推其源,马阮为亡 国之奸,而高弘图、吕大器、钱谦益落实生厉附,遂致东南半壁,一旦沦丧。”(27)内 部纷争,是弘光政权的致命弱点,是它速亡的一个重要内因。

三、清歌漏舟,痛饮焚屋——极端腐败的政治与经济

阉党排挤了东林党,独柄朝政。他们贪生怕死,饮酒作乐,欺上瞒下,任人唯亲,卖 官鬻爵。马士英、阮大铖黩货无厌,“贿足则用”。(28)当时有民谣说:“中书随地有 ,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贼如狗, 起十年尘,贡拔一呈首,扫尽江南钱, 尽填马家口。”(29)生动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反映了人民的愤慨之情。

阉党诸臣不仅“每夕醵饮为常”。(30)而且视军国大事如同儿戏。李成栋率高杰兵降 清,阮大铖、郑鸿逵却说是大捷,马士英还率领百官上表称贺,当时有人在长安门上写 道:“弘主沈醉未醒,全凭马上胡诌;羽公(郑鸿逵)凯歌以休,且听阮中曲变。”(31)

马士英只准报喜,不准报忧。“镇江龙潭驿探马至,报北兵编木为筏,乘风而下。又 一报至,江中发一炮,镇江城裂四垛。最后杨文骢令箭至,云:‘江中有数伐,疑是北 兵,驾炮城下,火从后炸,震倒城半垛。再放三炮,江筏粉碎矣。’马士英将前报二人 捆责,而重赏后使。自是探报寂然”。(32)有这样不问前途的国家首辅,群臣也耳失聪 ,目失明,稀里糊涂,坐以待毙。

阉党以下官僚将领,也多极尽奢侈,得过且过。湖广巡抚王骥,每顿必吃鸡腿,吃鱼 时一定要放在燕窝腹中才吃,所用的木器瓦器都是花梨古窑。(33)刘泽清“开府淮安, 起新第,土木繁兴,百姓苦之。”(34)有人问他防御之事,他说:“我为扶立福王而来 ,此地但供我息师,设或有事,我自择一善处去耳!”(35)

弘光政权的最高首领福王在阉党拥立下上台,又在阉党的操纵下执政,对马士英和宦 官田成等言听计从。“帝每语,必左顾田成,明有指授者。”(36)“时工费无度,荒酒 渔色,奄人田成等擅宠,士英辈亦因之窃权固位,政以贿成,论者皆知其不可旦夕。” (37)当湖广按臣黄澎面讦马士英贪奸不法时,“田成泣语王曰:‘皇上非公不得立,今 逐之,必谓皇上负恩;且马公在,诸事可不烦圣虑,马公去,谁复念皇上者也!’福王 默然,成即传谕士英仍入阁办事。”(38)

元宵节福王亲自持灯,宦官韩赞周问他:“天下事正难措手,何亲此琐屑之务?”福王 说:“天下事有老马在,何虑?”(39)福王即使到了被清军俘虏之时,仍不忘马士英, “帝嘻笑自如,但问士英何在。”(40)

虽大敌当前,宫中气氛却胜似太平时日,而且强抢民女,奢侈腐化。民间女子稍有姿 色的,即以黄纸贴额,送入宫中;有隐藏的,四邻连坐。时有为逃厄运母女双双自尽的 。为了操办皇帝大婚,内府造皇后冠礼,需猫眼石、祖母绿及珠自一钱以上的百十颗, 商人估价数十万。司京兆公上疏乞减,才定限礼冠二三万两,常冠万两。“部臣言点金 无术,再恳从俭,不报。”(41)

福王沉湎酒色,荒淫无耻达到了极点。“时灾异叠见,大旱不雨,而帝深居禁中,惟 渔幼女,饮火酒,杂优伶演戏为乐。”(42)“帝耽酒色,得痴几殆。”(43)在清兵已到 镇江时,福仍于午刻在宫中集梨园演剧,与内官杂坐酣饮。三鼓时,仓皇出逃。

由上面可以看出,在弘光政权内部,皇帝昏庸无耻,朝臣各自为私。政治的黑暗,比 之晚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政治上的腐败,必然导致经济上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压榨。弘光政治集团为了维护自己 的骄奢淫逸的生活,加倍吮吸人民的血汗。弘光皇帝即位诏书中,宣布了若干减轻人民 赋税负担的内容。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许诺是虚假的 空头支票。它规定北直隶、山西和陕西全免田赋五年,(44)而当时北直隶、山西和陕西 已不在其管辖之下。它还规定崇祯十七年(1644年)及以后年份的若干地区田赋有所蠲免 ,但对人民不堪重负的崇祯十七年以前的田赋并未涉及。即使这样,在宣布减轻人民的 赋税负担后不久,又陆续玩弄了许多新花招,变相增收赋税,如丈量芦州升课、在某些 州县“预征来年之银”(45)、加盐课、向开洋之船起税等。为征税逼课弘光朝廷派出的 内官太监,不绝于途:“分遣内官催各省金花殿价及一应年额关税监课。”(46)“太监 孙元德,搜核常州府久欠金花银九万五千,积欠三饷至三十三万,命勒限严征。”(47) 江北四镇面临前线,身负重任,却不思休养百姓,以图进取,而是加紧对人民的剥削。 《小腆纪年》上说:“时四镇私设行监理饷,总兵监纪等官,自出分地,商贾裹足,民 不聊生。”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的竭力搜刮下,社会经济陷于混乱瘫痪,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根据民谣“新印铜山铸,钩金换一缗,看来鹅眼样,不是旧时钱,”(48)可知当时有严 重的通货膨胀。

政治的腐败、经济上的混乱必然导致军事上的软弱无能,甚至是全线崩溃。当清军即 将南下时,马士英竟然认为:“贼犹未灭,北兵不无后虑,岂能投鞭问渡?且赤壁三万 ,淝水八千,一战而安江左;有四镇在,何用多言?”(49)而当清兵直追南京城时,马 士英又积极逃跑,“士英箭衣小帽出,向钱(谦益)拱手云:“……我有老母,不能随公 殉国矣!”(50)朝廷麾下诸将,包括倚为屏障的四镇之二的刘泽清、刘浪佐,也多贪生 怕死,闻风而逃,望风而降。以忠孝著称的史可法,被清军困于扬州城,束手无策;最 后由于部分将领降清、军心涣散而致城破。扬州城破后,江南已不守,弘光帝逃至太平 黄得功营中。刘良佐在降清后,竟然充当清军的急先锋,亲自带兵捉拿弘光皇帝。昔日 食禄之臣,今日变为索命之鬼。

政治、经济的极端腐败,是弘光政权速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河山已去半壁,东南半 壁又不自保之时,本应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但“福王……沉湎酒色,信任佥生,民生 日瘁,文臣弄权,只知作恶纳贿,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离心,远近仇恨。” (51)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灭亡只是个时间问题。清兵大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由于腐 败,弘光政权毫无战斗力,一触即解,几乎不作抵抗就放下了武器,清军轻而易举就摧 毁了小朝廷。

四、民心尽失,大势已去

君是舟,民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政权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得以保 持、长存。弘光政权是继为人民痛恨的晚明建立起来的,它继承了晚明的一切腐朽的东 西,而且联合清军,更加疯狂地镇压农民起义军。对于统治区内的人民,经济上进行残 酷压榨。各镇将领,纵兵杀人放火,掠夺人民财产,危害人民生命,给人民带来极大的 痛苦。时人的记载反映了南明弘光政权的暴虐残酷。“黔兵杀掠徽境。”(52)“马士英 调黔兵三千入城,驻鸡鸣山,践踏僧房民舍殆遍。”(53)“左良玉兵半群盗,甚淫毒, 每入民家索贿,用板夹爇之,肥者或脂流于地。又所掠妇女,公淫于市,若入舟后,或 注目岸上,望父若夫泣,则身首立分。”(54)“边兵尝言四镇以抢杀封伯,吾等之未封 者,缘不抢杀耳。是日边兵攫小儿瓜,相持不下,伤儿颊。罗木兵旁观不平,攒殴之, 边兵遂击浙兵,火居民者十余里。(55)太仆少卿万元吉曾先后三次上疏,陈述兵民之争 :“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在兵素少纪律,在民近更乖张,遂攻,一城之隔 ,民以兵为贼,死守不容,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56)“沿途兵民构祸,寸步皆阻 。……十一日黎明,臣抵扬州。兵民之构,视他处尤甚,闭城登陴,已十余日,士民皇 皇,惧欲远遁。……乃兵既与民相杀,民又欲与兵相争。”(57)“两处兵民,积怨深怒 ,于斯时民必争迎贼以图报兵,兵更退疑民而进畏贼。”(58)腐朽无能、残酷暴虐的弘 光政权理所当然地遭到人民反抗和抵制。“黔兵杀掠徽境,徽人注爵率众御之,杀其凶 者数人。”(59)“及有旨杰住扬州,而杰兵凶暴尤甚,扬人恶之,闭城登陴,坚不肯纳 。”(60)

清军过江以后,“马辅士英挟太后渡独松关,沿途淫掠。至广德州,州人拒之,攻城 入,知州赵景和被杀,死者其众。”(61)马士英、阮大铖出逃以后,“百姓焚毁马士英 、马锡寓,并阮大铖家。”(62)“京城百姓相聚搜杀士英故所部黔兵,及其姻党。”(6 3)福王被俘后,“随良玉至江宁,百姓夹道唾骂,甚有投瓦砾者。”(64)

从上面几条可以看出人民对于弘光政权的痛恨之情。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 失天下,弘光政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根本无法组织起对清军的抵抗,这是它速亡的更 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弘光王朝已使人民不能忍受,加之强大的北方压力,便很快地土崩 瓦解了。

以上四个方面,都是针对弘光政权自身来说的。弘光政权的速亡,当然也与清军的强 大分不开。清军是来自东北的新兴民族,入关以后虽然采取了一些压迫汉人的措施(在 这个问题上,清政权后来有一些补偿措施;从另一方面讲,作为一个新兴政权,采取一 些政治手段来“改朝换代”也是正常的,历朝皆有,但它立即与汉族地方阶级联合起来 ,运用文韬武略,在打垮了主要敌手农民军之后,逐个消灭了南明各政权,统一了中国 。弘光政权是其灭亡的南明第一个政权。恩格斯说:“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 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 蔽的规律支配的。(65)马克思也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 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本身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充。 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66)弘光政权的速亡 ,考察其全面,究其根本,是“受内部的隐蔽的规律支配的”,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的。弘光政权由晚明的残余腐朽分子组成,它的速亡取决于以下“偶然性”:皇帝昏庸 无能,阉党专权,内部争斗愈演愈烈,腐朽甚于晚明,而且制定了错误的方针大略。整 个政权有百弊而无一利,集百病于一身,奄奄一息,灭亡只在朝夕之间。如果不是清军 急于向西追击农民军的话,它的灭亡会更快,连一年的残存时间都没有。

注释:

①《爝火录》第146、119、221、325、184、308、236、341、456、292、461、351、3 74、459、458、132、249、4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爝火录》第146、119、221、325、184、308、236、341、456、292、461、351、3 74、459、458、132、249、4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弘光实录》卷一。

④《圣安本记》

⑤《史可法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版。

⑥蒋良骐《东华录》卷四。

⑦郑天挺主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515页。

⑧《圣安本记》

⑨《爝火录》第146、119、221、325、184、308、236、341、456、292、461、351、3 74、459、458、132、249、4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⑩《圣安本记》

(11)《圣安本记》

(12)《明季南略》卷一。

(13)《圣安本记》

(14)《明史、史可法传》

(15)《史可法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版。

(16)《明季南略》卷一。

(17)《圣安本记》

(18)《爝火录》第146、119、221、325、184、308、236、341、456、292、461、351 、374、459、458、132、249、4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爝火录》第146、119、221、325、184、308、236、341、456、292、461、351 、374、459、458、132、249、4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0)《爝火录》第146、119、221、325、184、308、236、341、456、292、461、351 、374、459、458、132、249、4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1)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

(22)夏允彝《幸存录》。

(23)《弘光实录钞》卷一。

(24)《弘光实录》卷一。

(25)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

(26)《爝火录》第146、119、221、325、184、308、236、341、456、292、461、351 、374、459、458、132、249、4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7)《爝火录》第146、119、221、325、184、308、236、341、456、292、461、351 、374、459、458、132、249、4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8)《三垣笔记》第107、139、139、242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29)《豫变纪略》卷七、卷八。

(30)《明季南略》卷一。

(31)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

(32)《爝火录》第146、119、221、325、184、308、236、341、456、292、461、351 、374、459、458、132、249、4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3)《三垣笔记》第107、139、139、242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34)《豫变纪略》卷七、卷八。

(35)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

(36)《爝火录》第146、119、221、325、184、308、236、341、456、292、461、351 、374、459、458、132、249、4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7)《明通鉴》附篇卷一。

(38)《鹿樵纪闻》卷上。

(39)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

(40)《爝火录》第146、119、221、325、184、308、236、341、456、292、461、351 、374、459、458、132、249、4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1)《鹿樵纪闻》卷上。

(42)《爝火录》第146、119、221、325、184、308、236、341、456、292、461、351 、374、459、458、132、249、4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3)《爝火录》第146、119、221、325、184、308、236、341、456、292、461、351 、374、459、458、132、249、4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4)《明季南略》卷一。

(45)《国榷》卷104。

(46)《鹿樵纪闻》卷上。

(47)《明季南略》卷二。

(48)《鹿樵纪闻》卷上。

(49)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

(50)《爝火录》第146、119、221、325、184、308、236、341、456、292、461、351 、374、459、458、132、249、4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1)《明季遗闻》清豫王多铎告示。

(52)《明季南略》卷二。

(53)《爝火录》第146、119、221、325、184、308、236、341、456、292、461、351 、374、459、458、132、249、4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4)《三垣笔记》第107、139、139、242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55)《弘光实录》卷一。

(56)《明季南略》卷三。

(57)《爝火录》第146、119、221、325、184、308、236、341、456、292、461、351 、374、459、458、132、249、4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8)《爝火录》第146、119、221、325、184、308、236、341、456、292、461、351 、374、459、458、132、249、4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9)《明季南略》卷二。

(60)《弘光实录钞》卷一。

(61)《三垣笔记》第107、139、139、242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62)《爝火录》第146、119、221、325、184、308、236、341、456、292、461、351 、374、459、458、132、249、4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3)《圣安本记》

(64)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

(65)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