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如何看毛泽东时代 10完 (求加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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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第二次郑州会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显然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他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的批评和纠正刘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分析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刘少奇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核发,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公社基本一致---笔者注)

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的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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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五风”,毛泽东向省、地、县、社、队致公开信(《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必然的认识。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地,不胜光荣之至。

三、遇到困难后(1960年以后)的言论比较

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毛泽东同志同期的言论 “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薄一波) “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薄一波)“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四、在七千人大会上

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在大跃进期间的一线领导人刘少奇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就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來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

2月6日下午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问题,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几年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

周恩來讲了国內经济问题,从国务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來的问题?br> 械A嗽鹑巍?

附录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认为谁说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表现在雅罗申柯写的一封信上。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去年我们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其中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两项合起来商品粮还不到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例如茶、丝、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发不出工资。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种只够吃饭,一种需要救济,一种除吃饭外还能发点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情况,有的只能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

睡不着觉,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自以为是正确的,如果对立面的同志正确,那我服从。

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有人以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农村,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这一股风,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2]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我国人民公社,不但种子,还有肥料、产品,所有权在农民。国家不给它东西,不进行等价交换,它的产品也不会给你。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修武县县委书记,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他第一条是怕有灾荒,农业减产了,发不了工资,而国家又不能包下来,不能给补贴;第二条是怕丰产了,国家把粮食调走。这个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3]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4]产品在旧社会对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斯大林对恩格斯的这个公式所作的分析是对的,斯大林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5]现在我们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

斯大林说,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6]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我们在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粮食太多了,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到底有多少粮。这还是征购,只是过头了一点,农民就反对。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就减下来了,决定只征购八百三十亿斤。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我国还有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了,为什么还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7]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8]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9],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10]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11]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不很准确,应该说: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12]上,我的报告中就说到限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是漫无限制地任其泛滥。从一九五○年开始,我们让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了六年之久,但同时已经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们实际上空手过来了,斯大林所说的“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13],我们已经完全有了。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14]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是。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进行讨论。

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县委书记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本篇节选了毛泽东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内容。其一选自十一月九日的讲话;其二选自十一月十日下午的讲话。[2]指《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时重新改写的第三十六条,内容是:“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必要的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既要增加自给性的产品,又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产品的交换,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间可以继续采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应当逐步地从合同制度过渡到调拨制度。”这个纲要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3]指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

[4]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5]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6页)。[6]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原文是:“也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且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7页)[7]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页)。[8]纣王,又称帝辛,商朝最后的国君。秦始皇,即嬴政(公元前二五九——前二一○),秦王朝的建立者。曹操(一五五——二二○),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9]见《书经•周书•武成》。 [10]见《孟子•尽心下》。

[11]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页)。[12]七届二中全会,见本卷第98页注[8]。

[13]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页)。[14]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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