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岳飞之死:并非死于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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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也谈岳飞之死 【原创·书园首发】 村学究 关于评说岳飞之死,其文几可充栋。读罢诸文,似感言犹未尽,意犹未尽,故不揣浅陋,权作续貂之文。 许多论者言岳飞之死,必称飞死于主战,此论过于偏颇。史实是岳飞并非死于主战,或曰主战绝非飞死之主因。 宋南渡后,高宗之世,朝野弥漫恢复旧疆思潮。军队、士大夫乃至庶民阶层,此情比比可见。 如《宋史·胡安国传》:“论立志,谓当志于恢复中原。” 《宋史·胡寅传》:“自古中兴之主,所以能光复旧物者,莫不本于知耻愤怒。”又如《宋元学案·南轩学案》:“汤思退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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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岳飞之死 【原创·书园首发】


村学究


关于评说岳飞之死,其文几可充栋。读罢诸文,似感言犹未尽,意犹未尽,故不揣浅陋,权作续貂之文。

许多论者言岳飞之死,必称飞死于主战,此论过于偏颇。史实是岳飞并非死于主战,或曰主战绝非飞死之主因。

宋南渡后,高宗之世,朝野弥漫恢复旧疆思潮。军队、士大夫乃至庶民阶层,此情比比可见。

如《宋史·胡安国传》:“论立志,谓当志于恢复中原。” 《宋史·胡寅传》:“自古中兴之主,所以能光复旧物者,莫不本于知耻愤怒。”又如《宋元学案·南轩学案》:“汤思退用事,务于罢兵议和,金反乘隙,兵入淮甸。先生疏言:我与金人不同天日,今虽沼以缟素出师,而玉帛之使,未尝不蹑其后。是以和战之念,杂于胸中,而至诚恻怛之心,无以感于天人之际。继今以往,当誓不言和,专务自强,百折不挠,迟以岁月,夫又何功之不济哉!”此乃士大夫言抗战恢复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八年十一月条:“编修官胡铨上疏:臣备员疏属,义不与秦桧等同戴一天。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此条有注曰:“书奏以后,市井间喧腾,数日不定……”此乃表出市井人心,意在恢复。宋南渡后,河北之民聚众自守,引领南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六年正月条载:岳飞任荆襄招讨使时,太行山梁兴率万余义军渡河来归,亦系抗战中坚。以上所举,皆非因主战而遭诛杀;即是梁兴从军十数年,官至忠州刺史、副统制,卒于绍兴十八年闰八月,亦非诛杀。主战者非飞一人,何以飞独诛之?其中必另有缘由。推究之当有数条:

一是言语不逊,遭人忌恨。据《齐东野语》称:“张魏公之出师也,与高宗约曰:臣当先驱清道,以望六龙,约至汴京作中元。岳飞闻之曰:相公得非睡语耶!魏公于是憾之终身。”张浚战功远不及飞,本有妒心;浚请北伐,高宗允其收复旧京,而飞讥其是呓语梦话,言辞未免挖苦尖刻。张浚虽功不及飞,然与高宗关系密近,难免无进谗之嫌,岳飞之死与进谗者之多不无关系。

二是 意气用事,为人所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六年十月条载:“岳飞奉命,依处分,往江州屯驻。赵鼎曰:此有以见诸将知朝廷。上曰:刘麟败北,不足喜,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也。”南渡后诸将骄横,为高宗心腹之患,故行诸将移防之计,以察其忠。然飞借守母墓庐坚不视军。高宗命李若虚至江州,请岳飞依旧管军。“飞坚执不肯出,若虚曰:相公,河北一农夫耳,可与朝廷相抗耶?飞乃受诏。”(见《系年要录》绍兴七年七月条)飞虽孝子,然弃军不治,绝非将帅所为。究其是真为母守墓,抑或为移防不满?史或缺载,然为人所诟病,恐在所难免。高宗又焉能不疑其忠诚?

三是据功专横,贻误战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四年四月条载:“淮西安抚大使刘光世言:臣准御笔,督诸将解山阳之围,若令岳飞等,即时恭听朝廷指挥,则承州之贼可破,楚州之围可解。乘机投隙,间不容发,乃飞等迁延五十余日,遂失机会,臣实不失愤懑。”《中兴遗史》:“绍兴辛酉(绍兴十一年),虏人有饮马大江之谋,大将张俊、韩世忠,皆欲先时深入,惟岳飞不动。上以御扎促其行者,凡十有七。后复亲降御笔曰:社稷兴亡,在卿此举。飞奉诏,移营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诛飞意矣。” 又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一年正月条:“飞奉诏,移营三十里而止。及濠州既破,飞始以兵至舒圻境上,故张俊与秦桧,皆恨之。” 不遵节制,最为君主所忌讳,岳飞或不经意,然己自开死狱之门,岂不悲哉!

四是不识时务,妄言立储。《默记》载:“薛弼曰:往者丁巳岁(绍兴七年),被旨以鹏举入觐,遇之于九江舟中。鹏举曰:某此行,将陈大计。弼请之,鹏举曰:近谍报,敌人以丙子以元子入京阙,为朝廷计,莫如正资宗名,则敌谍阻矣。弼不敢应。抵建康,与弼同日对,鹏举笫一班,弼次之。鹏举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飞适奏乞正资宗之名,朕谕以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鹏举为大将,越职及此,其取死,宜哉。”金人欲立钦宗子来南京,岳飞奏请乞皇子出阁,以定人心。其时孝宗(太祖赵匡胤嫡传子孙)方十余岁,立谁为皇子,这本是赵家事极敏感事,岳飞上奏此事,实取重兵拥立之嫌。“鹏举下殿,面如死灰”,想必曾遭高宗斥责,而飞似感事体严重,亦惶悚不已。

五是锋芒毕露,自取其咎。《挥尘余话》载:“岳候之死,乃以自言,与太祖同以三十岁,为节度使,指斥乘舆,情词切害。”岳飞自与太祖相提并论,自许命同太祖。而太祖有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故实,推及岳飞,断难让人不作“叛逆”之联想。

南渡后之武臣,日渐骄横。或各私其军(如张俊之张家军、韩世忠之韩家军、岳飞之岳家军……),不遵法度;或纵其部属,驱民掳金;或兼并土地,擅有财货……。正史野史,所载犹多。如《宋史·张守传》:“今之大将,皆握重兵,富贵己极。前无利禄之望,后无诛罚之忧,朝廷之势日削。”《宋史·季陵传》:“今将帅拥兵自卫,浸成跋扈。苗刘窃发,勤王之师一至,陵砺官吏,莫敢谁何!” 又如《云麓漫钞》云:“建炎中兴,张刘韩岳诸人,人自为政,……四帅之中,韩岳之兵为精……犒赏异常,勇健无比。”……

汪藻曾向高宗奏曰:“臣观今日诸将,依古法皆当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四年正月条)。军队乃国家重器,将帅之跋扈乃至不受节度,高宗己如芒刺在背,早有杀一儆百之谋,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八年四月条载:“监察御史张戒入对,因言诸将之权太重。上曰:……一二年间,事当自了!”综前所叙,高宗不可能将诸将个个处刑,欲杀人树威,非岳飞莫属。因此岳飞必死无疑。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条载岳飞父子行刑情形:“癸巳,岳飞赐死于大理寺。飞以众证,坐尝自言,己与太祖俱以三十岁为节度使,指斥乘舆,情词切害。及敌犯准西,先后受亲扎十三次,不即策应,拥兵逗留,当斩。张宪坐收受飞、云(岳飞长子)之书,谋以襄阳叛,当绞。飞长子云,坐与宪书,谓可得心腹兵官商议,当斩。”此俨然如判词,所列岳飞之罪状皆为实证,飞竟无以驳之。《因话录》仅载飞在其供状中“但大书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字。”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同条目又载:“诏飞赐死,命领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市,天下冤之。韩世忠不能平,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韩世忠为岳云、张宪之冤死愤愤不平,质问秦桧,桧竟以“莫须有”对之。后世将“莫须有”嫁接于飞,以示其冤,这未免类于“乱点鸳鸯谱”了。

岳飞下大理寺狱,其时朝廷大小官僚,竟无一人为其申辨求免死刑。此亦说明岳飞获罪,时人并不谓其为冤,所冤者为岳云、张宪也!

岳飞获罪致死之缘由,以今日之话语评析之,可谓其“政治上很不成熟”。然飞亦不失为优秀将领,不仅精于治军,且能忠诚履行誓约:“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见于记载者如《麓澞荟录》云:“宋南渡后,武臣嗜利,冠帻劫人……惟岳忠武最苦。籍没时,但布绢三千匹,粟麦五千斛,田三顷一亩,地九十一亩,水磨二所,瓦屋一百五十一间。诸将多不知书,独忠武家有书数千卷。”《朱子语类》评曰:“若论诸将之才,则岳飞为胜。然飞亦横,只是他犹欲向前厮杀。……有才者就有些毛病,然亦上面未能驾驭也。又言诸将骄横,张与韩较与高宗密,飞较疏,高宗又忌之,是以为秦桧所诛,而韩世忠丧胆矣!”朱熹之史论,应是十分中肯合于史实的。

岳飞之死,对恃才者当深记取之。切勿以“毛病”形成罪过,否则将不为上下所容,更遑论事业前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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