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亡国后的党项人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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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遗裔问题

刘浦江 撰




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系色目

人之一种。蒙古语译党项为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

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

西夏领土主要在黄河以西,汉文文献称之为河西,自蒙古语转

译,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谓“蒙古人称做合申的唐兀

惕地区”。但元人所说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遗民,不专

指党项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汉河西”之别,《新元

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旧羌为‘蕃河

西’,陷没人为‘汉河西’。”有的学者认为,在西夏统治的

近二百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元代用“唐兀

人”、“河西人”、“西夏人”来指称这个民族共同体,而

“党项”之名却再也不见于载籍。[31]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党项一名之所以绝迹,不过是因为蒙古人已将党项改称为唐兀

罢了,唐兀和河西虽然都可以用来指称西夏,但在指西夏遗民

时,唐兀人与河西人、西夏人还是有所区别的。由于党项族的

族称在各个历史时期颇有歧异,为了行文的统一,本文仍采用

其初始名称党项,以党项遗民来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项遗裔

来指元以后的党项人后裔。


西夏亡国后,党项人失去了其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

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汉、藏、蒙古等族所同化。本世纪

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怎样经历民族融合而最终走向消亡

的。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蒙、元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着大批党项遗民,元代曾多次

从河西陇右签征为数可观的党项兵士,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

中都有专由党项人组成的“唐兀军”。1976年,社科院民族研

究所的白滨、史金波在甘肃酒泉发现一通汉文、回鹘文合璧的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

此碑完整记录了一个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国至元朝末年的130多

年间,历六世十三人的世系及其职官世袭情况,从中可以了解

元代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活动。这个家族从西夏亡国后第二代

起就不再用党项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习用的名字,这反映

了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一种蒙古

化趋势。元代以后,河西陇右的党项人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白

滨、史金波认为,现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

一带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项、回鹘、蒙古血统的一个新

的人们共同体。[32]


1983年,汤开建发表《〈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补释》一文,对此碑内容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此碑的碑主应

是由夏入元的沙陀贵族之后。[33]从汤文提供的史料根据来

看,应该承认他的这一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


另外有学者指出,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地区,至今居住着一个语

言和风俗习惯与周边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怀疑他们是党项

遗裔或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34]但这一推测似乎并没有什

么太多的依据。


(二)四川的木雅人


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人伍尔芬敦(S.N.Walfenden)曾赴

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

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35] 1944

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应西康省通志馆之邀,对西康地区进

行历史考察。他从木雅一带居民口中听到了关于“西吴甲尔

布”(即西吴王,“甲尔布”乃藏语“王”之意)的传说,说

是西吴王曾为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来南迁

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邓少琴先生根据这一线

索,以当地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

考》一书。[36]他认为西吴就是西夏的对音,[37]西吴王(即西

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国之后南来此地建立的一个边裔小政权,

并将它与辽亡后耶律大石所缔造的西辽相提并论。他还指出,

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

“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

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自此以后,人们始知木

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1980年,宁夏学者李范文深入四川木雅地区,对生活在那里的

党项遗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通过调查并参照汉藏文献记

载,他认为木雅人是西夏亡国后南迁的党项遗民和当地的党项

原始居民弭药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木雅人自称“博巴”,意

为藏人,但藏人不承认他们为藏族,称他们为“木雅巴”,意

即木雅人。今天木雅人的总数约有一万多。木雅人有自己的语

言,他们一般在外讲藏语,在家讲木雅语。另外在这次调查中

还发现,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土着居民的语言与藏语差异较

大,与木雅语也有所不同,而与西夏语十分接近,因此李范文

认为道孚人不是藏族,很可能是未曾北徙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

人的后裔。[38]


需要说明的是,木雅并非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域概念,在国内出

版的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木雅这个地名,它的范围大小在各个

历史时期是很不一样的,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西吴王时代遗物的

八角碉,遍布于康南及大小金川流域,可见西吴王时代的领域

远比今天要大得多。今日四川木雅人的分布范围,大致是甘孜

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尼措寺以南,木里藏族自治县的麦地龙以

北,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的地带,有木雅上乡和木

雅下乡之分。[39]


迄今为止,我们对木雅人,尤其是对木雅人历史的了解还很有

限,可以说木雅人的谜底至今尚未揭开,比如关于西吴王的推

测就主要是建立在传说之上的。木雅人被藏族同化的过程也是

党项族走向消亡的重要环节之一,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余

地。


(三)安徽的党项遗裔


对安徽党项遗裔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余阙及其后裔展开的调

查。余阙为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庐州

(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于庐州。余阙以科举出身,

元末为安庆守帅,城破死节,由此名声显于后世。


1981年,史金波和吴峰云根据从地方志里获得的线索,同赴安

徽调查余氏后裔。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参证访得的两部

《余氏宗谱》,弄清了自元末余阙至今已延续二十七世的传承

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

5000余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

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40]这一调查结果为研究入居内地

的党项人与汉民族融合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1984年,马明达发表《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一文,[41]指出

元代移居安徽的党项人远不止余阙一族,党项名将昂吉儿自元

初即统领一支唐兀军驻守庐州,后子孙世袭其职,整个元代,

庐州的镇戍军皆由党项人组成,余阙家族定居庐州当与此背景

有关。


(四)河南的党项遗裔


从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

1985年,任崇岳、穆朝庆根据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

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

所提供的线索,前往濮阳考察党项后裔,以他们查访到的杨氏

族谱及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与碑铭相印证,得知

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十余个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杨姓居民

均为党项遗裔。杨氏的先祖唐兀台世居西凉州(今甘肃省武威

市),西夏末年归附蒙古,从军征战多年,后其子闾马定居濮

阳,易姓杨氏,至今已传二十八世。[42]杨氏子孙虽然聚族而

居,但因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已与汉

族毫无二致,他们今天申报的民族均是汉族,但私下却自称为

蒙古族,我想或许他们的先人在元朝时曾经冒称过蒙古人吧。


此外,近年任崇岳又根据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

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铭》和1974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中

义大夫汉阳府墓志》的记载,推断在今天的浚县应该有一支党

项人后裔,但从浚县的乡土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痕迹,估计他

们也已经彻底汉化了。[43]


(五)河北的党项遗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七十

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上的西夏文进行了解读,得知它是

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

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八十多个党项人姓名。[44]过去人

们一般认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

年)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认为是现存最晚的西

夏文资料。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见到该

馆所藏据称为明万历写本的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

因而推测当时“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45]保定韩庄出

土的西夏文经幢,证明迟至明代中叶,还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

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六)青海的党项遗裔


西夏亡国时,末帝李睍为蒙古军所杀,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西

夏皇族的任何消息。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

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间的十部族谱资料,提出

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李氏

后裔人口达十余万之众。[46]这一说法已经得到某些西夏史专

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在对这个问题略作考究之后,我觉得上述结论是很值得怀疑

的。首先,所谓河湟地区的十余万李氏后裔,当是指原属李土

司统辖的土族人(1982年的统计数字为15万余人),土族的族

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鲜卑支系吐谷浑,与党项毫无关

系。[47]不过,土司的族属和土族的族源是两码事,关于李土

司的来源,自明代以来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

法,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48]即称为沙陀李氏之裔,后来

有的族谱则乾脆将这两种说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

后唐亡国之后,续以党项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续以李

土司之始祖李赏哥。我认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应该是

比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迁居河西,在西夏统治时

期,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小李”,

“以别于西夏国姓”。[49]后人可能因为他们是西夏遗民,就

误认为是党项皇族李氏,而将李赏哥附会为西夏末帝李睍之

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容另文

讨论。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即使是可以确认

为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我们

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只有木雅人算是一个例

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

泯灭(比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

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

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

[31]

马明达:《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

第4期。

[32]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论元代党项

人在河西的活动》,《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33]

《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34]

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载《西夏研究论

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35]

参见王静如《西夏研究》第2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特刊,1932年。

[36]

中国学典馆铅印本,1945年。

[37]

谓因“夏”、“下”同音,“下”字古音读“虎”,故西夏就

被读作西吴。

[38]

《西夏遗民调查记》、《嘉戎与道孚族源考》,均载前揭《西

夏研究论集》。

[39]

上官剑壁:《四川的木雅人与西夏》,《宁夏社会科学》1994

年第3期。

[40]

史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徽》,《安徽大学学报》

1983年第1期;《元代党项人余氏及其后裔》,《宁夏大学学

报》1985年第2期;《党项人余阙及其后裔的调查考证》,《未

定稿》1985年第13期。

[41]

《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42]

任崇岳、穆朝庆:《〈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

公碑铭〉笺注》,《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略谈河

南省的西夏遗民》,《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43]

《元〈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考释》,《宁夏社会科

学》1995年第2期。

[44]

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史金波、白

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均载《考古学报》1977

年第1期。

[45]

《西夏研究》第1辑陈寅恪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

刊,1932年。

[46]

李培业:《西夏皇族后裔考》,《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

期。

[47]

参见《土族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9页。

[48]

顺治十四年(1657年)李天俞修撰,今藏青海省民和县档案

馆。

[49]

《新元史》卷一三一《昔里钤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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