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的黄昏(转)

南郭处士 收藏 1 187

黄昏时,我登上松山的主峰子高地。同行者是山脚下大垭口村村民双有文。这是个43岁的滇西汉子,精瘦,精神。我俩从村口出发,攀爬千余米,上到峰顶。峰顶海拔2260米,在滇西群山中并不起眼,却因当年惨烈的“松山大战”,被日本人视为鬼冢之山。

正是5月,旱季快结束了,雨季即将开始,天空中晚霞变幻莫测。透过峰顶葱茏的松枝,可以窥见深不见底的怒江大峡谷,从北向南蜿蜒而至,又消失在远山嫣红的云霞中。山色渐暗,四周静得瘆人。“我从小就在这山上打柴放羊,哪里是战壕,哪里有暗道,哪里是地堡,熟悉得就像自己的手指头。”双有文打破了沉寂。

当刻着“陆军第八军103师战亡将士”的纪念石碑蓦地跳入眼帘后,他收了声。勇士的姓名随岁月的远逝变得模糊,唯有周围的弹坑仍清晰可辨。“听村上的老辈人说,当年这里全是焦土,树一棵都不剩了!”双有文说,“但每到月黑风高夜,村里人就能听到山顶嗷嗷的厮杀声,特别是近些年,听得更清楚了。”

我明白,他在神话着那段悲壮往事。其实,看看子高地周边的环境就知道,那应该是夜风中松涛的怒吼。

原本,松山血战离我们并不遥远: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集结20万人,强渡怒江。5月底,在松山方圆不足10平方公里的山头上,中国军队先后投入2个军5个步兵师及工兵部队,总计6万余人,火炮200门,对日军发起进攻,另有美国飞机空中支援。两军血战120天,我官兵阵亡8000余人,伤者逾万。至9月7日,日军除1人突围外全部被歼。

数据是人所共知的,我却想寻找到鲜活的见证与灵魂。

远行滇西前,我已在重庆寻访到一个打过那场血战的老兵,他叫杨克南,84岁。得知我要去滇西,他拜托我:“你如果真能上到松山,请替我上一炷香吧,我好多兄弟都死在上面了……”话音未落,人竟泪流满面。

杨克南,贵州瓮安县人,1940年高中毕业后投笔从戎,因有文化,入远征军赴印度蓝姆伽学习炮兵,授衔上尉;1944年初夏调陆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率所部六零炮连配属荣誉三团攻打松山。“当时我们的武器已有很大改变,大多装备了美制八一炮、六零炮、冲锋枪、火箭筒甚至火焰喷射器,但没想到仗那么难打!”

没法不难打。战后查证,松山守敌系日52师团所属腊勐守备队,配备有115重炮群、反坦克速射炮、高射机枪、坦克等,编制1260人,指挥官是金光惠次郎少佐。“关键是鬼子的工事修得太坚固了,他们除派遣工兵外,还秘密从泰国、缅甸征集大批劳工,构筑永久工事,极其隐蔽复杂。”杨克南回忆道,“我带的炮连配有12门美制六零炮,射程2000米,打到眼红时,我们逼近至500米甚至更近射击。但往往是一阵猛轰后,步兵一冲锋,鬼子的枪又响了!”

按日本缅甸派遣军总司令河边正三将军视察松山后给大本营的报告:“这里的工事足以抵御任何程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

历史,岂能由侵略者来写?

但要改写历史,中国军人付出了惨重代价。“我们炮兵伤亡小一些,步兵兄弟就惨了,有些地方坡度达四五十度,空手攀登都困难,冲锋基本是送死。‘血流成河’在松山不是成语——那儿的土壤本是紫红色,后来竟让血水浸成深褐色的了!”杨克南说,“战役结束后,活着的人大都变了形,手脚都被尸水咬成黑色,洗都洗不脱……”

最惨的是第八军103师,打完仗后整编,师长熊绶春一看全师剩下不到两个连,放声大哭……难怪,子高地上专门为103师立下纪念碑!

在黄昏的子高地,我点燃一炷香,这是为了老兵杨克南,也是为了更多的亡灵。

维克多·雨果曾充满诗意地说:“黄昏,是一天没有声音的时候。”而六十多年前松山的黄昏,给杨克南留下了怎样的记忆?

他的回答令我无法想象:

一是爆肚子的声音。每到黄昏,枪炮声渐渐稀疏,夕阳如血,受伤后救不下来的官兵,此时多已咽气,哀号声消失了。战殒者的尸体经白天暴晒后,开始发出砰砰的闷响,“天气太热,肚子里的气体爆炸后,那味儿顺风吹来,熏得人直呕吐”。

二是血战的最后一个黄昏,当一轮夕阳缓缓坠向怒江西岸时,子高地上日军能够站起来的17名士兵,端着刺刀在金光少佐的带领下,进行最后一次自杀性冲锋。“我们数十门炮直接射击,将鬼子兵炸成一团团粉红的气雾……”当数千士兵呐喊着冲上去时,指挥最后决战的第八军副军长、衣衫褴褛的李弥将军瘫坐在一块石头上。参谋跑上前报告说松山打下来了,他没动,僵直地坐着,眼泪一下子滚落下来。

这一天,是1944年9月7日。

这是历史的记忆,我还能为它补上怎样的血肉和肌理?

其实,这中间有一个简单的算式:当年参战的6万中国军人,除伤亡2万多外,余者几乎没回来过。他们一部分去了台湾,另一部分虽留在大陆,但在那些特殊的年月里惟恐避之不及。当历史终于做出公正的结论后,寥若晨星的老兵们由于身体或经济原因,再也没回来过。

但日本人,却一刻也没忘记松山。

早在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后的1973年,第一批日本客人获准访问昆明后,就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松山祭一祭日本士兵的骸骨。这个要求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据说全体日本人当即失声,个个面西而泣,长跪不起。

而双有文告诉我,如今松山每个月都能看到日本人前来祭拜,“他们根本不跟老百姓说话,表情肃穆。前些时候来了个日本老人,坚持不用向导,带着子女熟门熟路地上山了”。他是那唯一幸存的日本兵吗?双有文不敢妄言。

在大垭口村的烟叶地里,双有文堂兄、78岁的双福保对我说:“你看这儿全是红土,特别适合种烟叶。现在每家都种有五六亩,一年至少可收入六七千元。”说着,他定定地看着我:“你不是问鬼子的坟吗?这儿以前全是战场,很多鬼子就埋在下面。”

双福保见证过那段残酷往事,说起鬼子就含血愤天:“我恨不得挖掉他们的心肝!那时候,街上行走的男人分三类:中国兵留平头,日本兵是光头,老百姓头发长,大多戴草帽。鬼子一看见留平头的年轻人,就统统杀掉!对付不肯说出中国兵下落的百姓更残忍:用胶皮管将水灌进嘴里,再在灌得像皮球一样的肚皮上压石头。一压,鼻子眼睛全冒水,不死也得掉层皮……”

81岁的村民双有保曾在松山外围的腊勐寨给远征军当民夫。“我埋过尸体,送过弹药和伤兵。我们背着受伤的士兵从火线上向南风寨撤退,一路上枪炮不断,只能背着伤兵趴在地上匍匐着走,不少村民就死在敌人的炮火下。”双有保说他给远征军当了4个月民夫,没要任何报酬,“我不后悔。帮自己的军队做事,就算打死了也不后悔!”

但有一桩事,双有保说他一直没想通:事隔数十年后,日本人又回来了。不过他们现在的身份不是侵略者,而是观光客。每当他看到形形色色的日本人上山祭拜亡灵时,心情就很复杂。“实话实说吧,我们中国人上山祭拜的就太少了,虽然我们阵亡的人是他们的好几倍,但除了春节、清明有附近的学校、单位组织人上山外,平时很少有散客去。”

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松山有些寂寥。

一个叫王福生的村民告诉我:“日本人为了寻找遗骨,提出了交换条件:一具尸骸换一辆轿车,一根腿骨或手骨换一台彩电。这算什么事呀!”我没想到,偏居滇西的山野乡民,竟对日本人交换遗骨的动机提出质疑:“现在,他们来到龙陵,总要求看松山、老东坡、伏龙寺这些战场遗址。他们念念不忘亡灵,到底是出于虔诚的忏悔,还是某种想法的复活?”另一个事实却是,在日本人“认祖寻宗”的同时,我八千勇士阵亡的战场遗址,保护情况堪忧,“从解放后到如今,子高地的碉堡、战壕,已被附近村民挖过无数遍了,很多东西都被廉价卖掉了”。

在松山的累累红土下,人们还能挖到什么呢?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或许,非屈子《国殇》,难以言状我此时的心情。站在5月的烟叶地里,西望夕照如金,热风吹得人脸痒,我突然非常想知道六十多年前的那个5月、那个即将发起攻击前的黄昏,6万名持枪操炮的热血青年,都在想些啥呢?他们害怕吗?犹豫吗?想过家人和故乡吗?

黄昏静寂,无人回答。





摘自《读者文摘》原创版,2008-1期,作者署名:刀口。



打了一个多小时的字,终于打完了,我打的是拼音,不快,但是读了这篇让我眼眶湿润的文章,我很想把它放到这里,让愿意看的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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