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何以称“四大”--- 驳阎崇年先生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对袁崇焕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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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何以称“四大”---驳阎崇年先生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对袁崇焕的评价


9月1日,在CCTV-10<百家讲坛>栏目中开始播放阎崇年先生主讲的《明亡清兴六十年》。在首讲中,阎先生以“大仁、大智、大勇、大廉”来评价明末将领袁崇焕,我以为此评价颇为不妥。


仁,仁者爱人;大仁者,爱天下人也。袁崇焕作为边关将领,奋勇抗击后金,保一方平安,确实可以称“仁”。然而,能否称之为“大”,却值得商榷。


正是袁崇焕的抵抗行动,延长了明王朝的寿数,延缓了清王朝的入关。明末,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这些问题对于腐朽的明王朝而言,已经无法解决。广大老百姓希望过上富足、安定的生活,这也是明朝政府无法给予百姓的---天灾人祸(主要是人祸)不断,何谈富足;关内战火(农民军与官军)连绵,何谈安定。而清朝入关以后的几十年间,这些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老百姓也过上了相对富足、安定的生活。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袁崇焕正是延缓了这个历史进程。以保一方百姓之平安,换取天下百姓本可以早点到来的富足、安定的生活,此行为确实难以称之为“大仁”。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以上述观点来评价,可以称的上“大仁”的应该是洪承畴---正是洪承畴的降清,才加速了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的进程。


智,何以为智?用今天的话说,搞明白为谁干活和干什么活之后,再弄明白怎么干活才是大智。而袁崇焕的“智”不过体现在研究“怎么干活”这个层面,又怎么能称“大”呢?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为人君者,能慧眼识才是智,能搞明白自己该干什么是智;而为人臣者,慧眼识主,搞明白自己能干什么是智。以此标准,袁崇焕不仅不能成“大智”,简直就是“不智”了---他既没搞明白该为谁干,也没搞明白能干什么。在当时,能称“大智”的应该是皇太极、多尔衮、洪承畴、吴三桂这几个人。仅以洪承畴多为后人诟病的降清一事为例,最高可实现国家统一、百姓生活安定、自己建功立业,退而可保荣华富贵,再退而可保性命,此实为大智之事也。


勇,袁崇焕确实有勇,然而其勇不体现在“亲率9000骑兵驰援北京”和“身中箭簇如猬集”上,而体现在其刚就任蓟辽总督的时候,在一片喊打声中,能与后金议和这件事上。阎崇年先生讲:“勇是做前人不敢做的事情”,那么“大勇”呢?我认为应该是敢于挑战那些大多数人都认为正确的观念。观念和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突破固有的观念做事和在观念的框架内以推陈出新的方法做事,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勇”,前者的勇要比后者的勇大的多。汉族传统的儒家文化,自从宋代程、朱理学之后,已经日趋保守和没落,但仍作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在明末的历史环境中,象洪承畴、吴三桂、祖大寿、孔有德等人,能突破“忠君”思想的束缚,毅然为自己选择异族的明主,主观上或许是求荣华富贵,而客观上却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才是“大勇”的行为。


廉,阎崇年先生在谈到袁崇焕的“廉”时,以抄家时“家无余资”作为论据,这本身就值得商榷。历朝历代的政府,如果一、二品大员在不贪的情况下,都是“家无余资”,那么这个政府的官早没人愿意当了。如果是官员拿自己的俸禄去干了政府该干的事情,那么这就有点沽名钓誉之嫌了---本来吗,谁的事情就该谁拿钱去办,而且这种行为是在客观上纵容了君主和政府对国计民生的不负责任。长久以来,直至今日,中国的老百姓对官员的评价是以“廉”为第一标准,而不是以“能”和“绩”作为第一标准,这其实反映的是中国官员奖惩机制的不健全---如果一个官员能为老百姓创造10元的利益,国家能拿出其中的1元合法地奖励这个官员,那么是不是能大大地减少贪污现象的发生呢?在明末的环境下,作为官员自己不贪污,确实可以称之为“廉”,但不可称之为“大”,“大廉”应该是那些能从根本上解决明末整个官场贪污成风问题的人。既然从内部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从外部解决也未尝不是个办法,所以“大廉”之人,应该是那些领导改朝换代并获得成功的人。


那么,阎崇年先生是何以得出袁崇焕是“大仁、大智、大勇、大廉”的观点呢?


首先,这是站在传统的、以汉族为中心的汉族知识分子的角度去分析这一段历史。一直以来,在研究中国历史的问题上,大多数人头脑中有一个“一刀切”的概念---即抗击异族的是民族英雄,与异族言和的是汉奸。这种观念未免狭隘---从今天的角度看,不论汉族还是满族,不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吗?


不管谁统治这个国家,只要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让大多数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么他就是一个称职的统治者。退一步讲,如果没有满清的入关,或许今天中国的版图北面只能到长城一线。用公司管理的角度看,满清是带着很大的“股份”加入到中国来的,只不过是多占据了“CEO”的位置几年。而且,满清最终还是接受了汉族的传统文化。这就如同Exxon收购了Mobil,Mobil的人最终接受了Exxon的文化,即使润滑油等几个部门的最高管理者是Mobil的人又如何呢!


其次,这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分析历史。中国的统治者历来是把社会稳定放在第一位,而把社会发展放在其次,因为只有社会稳定了,统治者才好去享受社会的繁荣。正因为如此,统治者才把“忠”作为选拔人才的第一标准。袁崇焕最终为“敌朝平反”也是源于此。任何统治者都希望自己的每个臣下都能成为袁崇焕,但并不是每个臣子都愿意成为袁崇焕。


第三,这是站在当时(不超过清朝的康熙朝)的角度来分析历史。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沉浸在历史的回忆当中,而是要让历史告诉未来。象阎先生这样评价袁崇焕,只不过能为广东东莞、辽宁兴城、福建邵武和广西藤县等地提供一些谋利的工具。并不能为中华民族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作出贡献。既然历史已经证明,后来的康、乾盛世再一次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繁荣,给老百姓带来了富足,那么再如此大肆宣传袁崇焕抗击后金还有什么意义呢?


回贴中很多人把明清战争与抗日战争联系起来,我解释了N多遍,还是有人进行这样的联系,我不得不在这儿多说明几句:你们承认东北是中国的土地吗?如果承认,那好!就分析下一个问题,东北从什么时候起是中国的土地?


如果你把明朝初年设立奴尔干都司作为标志,那么明与清之间的战争就是中国境内两个政权之间的内战,内战怎么会有民族英雄。


如果你认为东北在清朝入关以后才作为中国的土地,那么,满清入关就是一种“入股”行为。虽然不是“大股东”,但在“大股东”无法代表公司的时候,对公司行使管理权,对公司资产进行重组,也无可厚非。


历史是科学,是科学就要符合逻辑,以情感代替逻辑,是一种很不严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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