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年:中国外交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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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即将结束了。就在年底倒计时的时候,二十八日晚上,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遇刺身亡,成为这一年迄今为止作为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贝-布托遇刺身亡后,巴基斯坦局势立刻陷入混乱,另一位反对派领导人谢里夫已声称要为贝-布托报仇;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政治前途将因为贝-布托遇刺而更为顺畅,还是将更为艰难,成为巴基斯坦问题的一大悬念。与此同时,美国面临的反恐局势更为艰难。


其实,美国面临的反恐困局,已非自今日始。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六年来美国的反恐困局一直持续不断,而且终将成为美国总统布什的不可挽回的负面外交资产。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布托的遇刺虽然是巴基斯坦的悲剧,但对于国际政治势力的重组却并没有多少影响力。相反,今年国际社会在没有发生如“九一一”或伊拉克战争这样重大事件的同时,在国际政治的深层结构里,却正在发生一系列国际政治势力的重组;而这些国际势力的重组,相当程度上又与中国有关。




今年值得关注的三组大国关系变化




首先,美俄关系的恶化,是今年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虽然在“后冷战时代”,美俄关系未来不可能发展到全面恶化的地步,但今年随着俄罗斯对于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系统的强烈反弹,美俄最近几年在国家地位的竞争态势开始呈现白热化状态。


事实上,俄罗斯无论从宗教、国家实力还是战略地位来说,都不可能与其他东欧国家一样,完全融入由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冷战结束初期,俄罗斯由于实力严重衰败而被迫采取亲西方政策;普京上任后不久,恰遇“九一一”事件发生,俄罗斯也对美国的反恐斗争予以了坚决的支持。但这几年,一方面随着俄罗斯国力的逐渐恢复,尤其是深藏于普京内心深处的振兴俄罗斯的雄心,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中亚数国策划的“颜色革命”,美俄之间的战略冲突开始由深层浮上表层。


明年,俄罗斯将举行大选和最高领导人更替。下一任俄罗斯总统是否将延续普京的政策,以及美俄关系的深层逻辑将如何发展,值得密切关注。从战略角度而言,美俄关系的适度紧张,对于舒缓中国的外交和国际空间是一个天然机会。过去几年,由于中国崛起和俄罗斯的衰败,美国将中国视为唯一的竞争对手。虽然由于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和国家定位的原因,这一态势未来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但俄罗斯的崛起以及在战略上适度与美国紧张,将成为中国适度抵挡来自美国压力的战略依托。


其次,今年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出现较为严重的动荡,其中主要是在中德关系上。两年前,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宣布提前大选时,笔者就曾预言中欧关系将出现动荡,欧洲将“亲美疏华”,其间原因不光由于默克尔的个人倾向,而且也由于布什第二任期开始,欧美加强接近,而近年中国崛起的势头更使双方一拍即合。


当然,中欧关系尚未出现全面动荡,即便中德关系也不会走向全面恶化的地步。但鉴于中欧关系是中国全球外交中重要杠杆的原因,中欧关系出现动荡,还是有必要引起人们的重视。


另外,中日关系的全面舒缓是今年值得关注的另一个焦点。虽然中日结构性问题依然,但随着福田上任,尤其是中国之行的展开,中日有可能进一步就确立双方关系的机制问题展开努力。中日关系的改善,无论对于中国舒缓来自美国的压力,还是对于东亚两大民族提升智慧,面对共同未来都有极大的益处。




奥运之年:如何化解西方政治压力?




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外交的最高哲学应有两个:一是走出去,亦即向着世界大国的方向发展;二是在此过程中,舒缓来自国际社会的疑虑、敌意和压力,赢得更多的外交战略机遇期。因此,今年出现的“两激化,一缓和”的趋势,亦即美俄关系激化、中欧关系动荡,以及中日关系的缓和,其舒缓中国外交压力的作用值得关注。


另外,来自西方对中国的压力出现某些微妙的质的变化。这一年里,西方对华压力从过去一味的硬性压力(诸如人权、军力透明等)转为柔性压力,亦即“责任外交”、“形象外交”等,这集中表现在达尔富尔、缅甸、全球变暖、“中国制造”、食品安全和奥运政治等一系列议题上。


如果说,对于过去的硬性压力,中方已较为得心应手,那么面对“责任外交”等柔性压力,尤其是其介于合理成分与战略陷阱之间的灰色区域,则可能是中国未来,油汽是明年在“奥运之年”面临的挑战。


未来七个月,在中国筹备奥运过程中,西方的这一压力将表现得更为明显。借奥运会之机,西方要求中国更多地开放媒体、尊重人权,往往利用跨国社会团体来施压。这是一把“双刃剑”,造成中国很难去拒绝,也不能完全接受它,否则将落入陷阱。这是中国面临的外来挑战变化最大之处。它由过去明显的、是非分明的、对抗性的特征转变为现在具有“双刃剑”特性的挑战,中国不能对抗性地应对,而必须有更高层面上的技巧去回应,同时也争取在可掌控情况下,日益提高自身的政治开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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