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苏联最神秘特工组织:战时苏军锄奸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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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今年4月,是苏联时期最神秘的特工组织——国防人民委员部锄奸总局——成立60周年。锄奸总局的名字是斯大林亲自定的,其任务是反谍、敌后侦察、挖出军事和民事人员中的奸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锄奸总局于1946年5月撤销,其职能归克格勃。   对这个组织,有人认为功勋卓著,有人斥之为恐怖机关。退伍少将列昂尼德·伊万诺夫自有切身体验,因为他作为锄奸总局特派员,曾在前线执行使命。   以下是他的回忆。 [img]http://pic.tiexue.net/pics/2007_12_29_8018

今年4月,是苏联时期最神秘的特工组织——国防人民委员部锄奸总局——成立60周年。锄奸总局的名字是斯大林亲自定的,其任务是反谍、敌后侦察、挖出军事和民事人员中的奸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锄奸总局于1946年5月撤销,其职能归克格勃。


对这个组织,有人认为功勋卓著,有人斥之为恐怖机关。退伍少将列昂尼德·伊万诺夫自有切身体验,因为他作为锄奸总局特派员,曾在前线执行使命。


以下是他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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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退伍少将伊万诺夫


救命的铁锈


我被派到前线任营锄奸特派员时,该营三位前任都战死沙场。当时,特派员跟政委一样,要带领战士冲锋,一旦指挥员阵亡,还要接过指挥权,牺牲的几率非常高。我到任时,阵地被德国鬼子包围,红军伤亡惨重。


有人自杀,以免当俘虏,有人扔掉党证,准备当逃兵。我也以为自己必死无疑,都准备举枪自尽了。这时,一个水兵喊道:“弟兄们,揍法西斯坏蛋!”就跟在故事中说的那样,战士们唱起了《国际歌》,挣扎着投入战斗,竟然把德国兵逼退了五六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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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锄奸特派员伊万诺夫大尉


战后,我在克格勃总部工作时有机会接触到特别档案,这才知道,锄奸总局在战时共挖出间谍3万名、颠覆者3500名、恐怖分子6000名。


法西斯德国的军事情报和反谍局是我们的强劲对手,但刚开始时,他们的行动相当笨拙。他们仗着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未经认真培训就广派特工,但很快就吃了苦头。于是他们成立了情报学校,精心选派间谍。


锄奸总局迅速作出对策,向敌后投放特工,打入德国情报学校。我们的特工在搜集了足够的情报后潜回国,协助锄奸总局揭露打入我方的敌特。


为了保密,我们定期改变各种证件上的暗记,德国人老是跟不上。德国人尽管细致严谨,但每每会出纰漏。例如,他们成批伪造苏联的红星勋章,供他们的特工用作伪装。但是,真品红星勋章上的红军战士穿的是靴子。而在德国造的赝品上,红军战士打了绑腿。又如我们用铁钉装订军人证,而德国伪造的军人证用不锈钢钉。只要看到军人证上没有铁锈,就可以断定,持证者肯定是冒牌货。


记得在雅西—基希尼奥夫战役前夕,有牧人告诉我们,有人跳伞到靠近前线的地方。


我们赶紧搜索,一个割草的农民报告,发现三个可疑士兵,因为他们给他纸烟,而这在当时是稀罕物,其中一人背包上用铅笔写着“23”字样。我们根据这一线索,在194预备团发现了头一个间谍,接过他的军人证一看,没有铁锈,他只好供出两名同伙。他们的任务是炸毁桥梁,阻断我军攻势。


一顿饭的功劳


进攻基希尼奥夫前夕,我敌后情报员报告,第49步兵师混进了德国军事情报和反谍局间谍。我们知道他的姓,还了解到战前他曾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当过厨师。我给该师锄奸特派员发去密电,但得到的答复是查无此人。我只好亲自出马。


到前沿阵地后,我要来了全体官兵花名册,连阵亡、受伤和出差的人都不漏过。细细审查了三天,还是没有发现要找的人,无可奈何,只好准备回去了。


师锄奸特派员瓦西里耶夫中校吩咐给我备饭。咦,怪事,这饭怎么做得那么香?中校得意地说:“我的锄奸排里有个职业厨师!”我马上就想到,对了,师锄奸排名册没有审查!


拿到名册一看,没错,果然是他!可是,从前沿阵地把敌特押解到后方太冒险了。为了麻痹此人,我灵机一动,把他请来,亲热地对他说:“集团军司令有胃病,要吃软食,您能否到我们那里工作一阵子?”


他当然同意了。一到集团军锄奸局,他很快就招了。原来,此人已经把有关进攻的情报搜集齐,正打算在盗窃作战地图后回到德军邀功请赏。


宽恕逃兵


我从战争的头一天,一直打到战争的最后一天。


最艰苦的是第一年,现在我可以说实话,当时红军士气低落,在有的前线部队里,甚至有人杀了指挥员,整排整连地投敌,在清一色同乡组成的排和连里这种倾向尤其严重。我们注意到这一情况,于是把同乡编在不同连队。


有人想当逃兵,绞尽脑汁自残肢体。有个战士在冲锋前对班长说:“你要是现在不把我的手打穿,待会儿我就投敌!”班长只好一枪打穿了他的脑袋。特派员要逐日向指挥部报告,哪些人不可靠,士气如何。我们需要所在部队有人提供密报,我从未遇到过不配合的军人。


特派员有权在非常情况下枪毙逃兵,不过我从未行使过这一权力,相反,还宽恕过不坚定者。那是1942年5月,在克里米亚海边,我和另外三名特派员组织伤员撤退。当时只有一个渡口和几条渔船,几千名军人乱成一团,海面上漂满了阵亡军人尸体。这时有四个高加索兵抬着一副担架从伤员中挤过来,一边跑一边喊:“让一让,我们师长受伤了!”

我觉得不对劲,让他们解开担架上的上校的绷带。果然,没有任何伤口!周围的伤员愤怒了:“毙了他!”从他们的表情上可以断定,要是我放过上校,准会被他们活剥了。我掏出手枪……当时我已经三天三夜没吃没睡,胡子拉碴,形象可怖,死死地盯住上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个上校的黑发眼看着就变白了……我实在不忍心,决定饶恕他,就悄悄地对他说:“一会儿我故意打偏,你倒到水里装死……看你的运气了……”


5月21日,当地被德军占领,数十万苏联军人被俘……


1944年12月,我军准备对华沙—柏林发动强大攻势。第五突击集团军司令别尔扎林给我下达的命令是杜绝通敌行为,我完成了,为此获得了红旗勋章。


战争结束时,我在柏林,是第五突击集团军锄奸局局长,少校军衔。战争快结束时,我们的任务是搜寻首要战犯希特勒、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等。正是我的部下兹宾少校在柏林帝国总理府发现了戈培尔的尸体。但倒霉的是,兹宾开的“欧宝”小汽车装不下戈培尔的尸体。正当他四处寻找合适的车时,“竞争对手”——第三突击集团军锄奸局长米罗什尼琴科出现了,问兹宾找到了什么。兹宾犯了傻,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他就叫部下把“战利品”——戈培尔的尸体搬走。


希特勒的尸体也是我的部下找到的。可是,我们又给“竟争对手”骗了,他们趁我们不注意,翻过围墙把尸体偷走了。


1945年5月,我完成了最后一个任务——带领一个行动小组。保证法西斯德国投降书签字仪式的安全。


当时,柏林城里的大火尚未扑灭,枪声依然不断。


我们一定要保障德方代表——陆军元帅凯特尔的生命安全。5月8日清晨,他乘飞机降落机场,从机场到签字地——某所学校,采取了严密的保卫措施。


我负责保卫那所学校。凯特尔和德国代表团走进学校礼堂后,相互注视了片刻。原来,签字大厅里铺的地毯是从希特勒办公室搬来的,他们认出来了。


签字仪式结束后,德国人被带到旁边的一座小楼。


我们琢磨了半天,给他们吃什么好。只好去问朱可夫。


元帅下令“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他们,这帮恶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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