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日本:首相想拜孔子 公主用四书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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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pic.tiexue.net/pics/2007_12_28_77552_6677552.jpg[/img] 12月25日,即将访华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东京首相官邸接受新华社等3家中国驻日媒体的专访。福田表示,希望进一步推动日中两国关系的发展,使明年成为日中关系取得飞跃发展的一年,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新华社记者 任正来 摄 12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宣布,应国务院总理***邀请,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将于12月27日至3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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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即将访华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东京首相官邸接受新华社等3家中国驻日媒体的专访。福田表示,希望进一步推动日中两国关系的发展,使明年成为日中关系取得飞跃发展的一年,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新华社记者 任正来 摄


12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宣布,应国务院总理***邀请,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将于12月27日至3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同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町村信孝也宣布了该消息,并称具体行程仍在协商之中。 不过,心急的日本媒体却早早地引用“外务省消息灵通人士”的话,把福田访华的行程介绍得十分详细。


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福田康夫此访的重头戏,除了会见中国国家领导人,还有前往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故乡曲阜进行访问。


儒家经典至今影响日本


日本媒体报道称,福田康夫此次访华是利用国会开会的间隙,因此各项行程都将安排得十分紧凑,但去曲阜参观是福田的夙愿,因此相信中国外交部门会见缝插针地尽量满足福田的要求。


日本《朝日新闻》评论称,曲阜是孔子的故乡,也是儒教的圣地,孔庙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儒教对日本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福田首相希望通过访问曲阜,表达今后加强日中文化交流的意愿。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影响很深,儒教等经典著作很早就传到了日本,对日本特有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学校均教授四书五经,日本知识界更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儒教的忠孝仁义之道、重视社会秩序等被日本社会吸收。即便是现在,日本社会也依然维持着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


今天,在每家稍有规模的日本书店里随意浏览,总能找到介绍中国古典文化的书籍。一些比较难理解的中国古籍,还会专门配有读音和注释,以便普通日本读者阅读。日本学者也很以他们在儒学界的研究成果自豪,有日本儒学家甚至很不谦虚地表示:儒教发源在中国,而研究则要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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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皇室小公主爱子



皇室公主用四书五经起名


《世界新闻报》特约记者两年前曾与安倍内阁时期的副官房长官的场顺三有过一面之交,的场表示,他对四书五经做过深入研究,日本皇室小公主爱子的名字就是他和其他几位学者根据四书五经起的。的场说,在爱子出生以前,他和几位中国专家就专门重新研读了一些书籍,从中拟定了若干个名字供皇室选择。“爱子”典出自《孟子》的“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最终皇室选择“爱子”这一名字,就是希望小公主做一个“爱人者”。的场很骄傲地表示,自己对很多中国典籍都非常熟悉。当时在场有很多中国人,的场非常富于挑战意味地说:“所有在场的中国人都不会比我读的中国典籍更多,而且大家对于儒学的知识也一定没我丰富。”


不光爱子小公主,所有日本皇室的名字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儒学经典的影子。1382年后,日本皇室男子名字中总带有一个“仁”字。现在的天皇叫明仁,皇太子叫德仁,而去年新出生的小皇孙则叫悠仁。“仁”是儒学的核心价值,更是儒家认为君主治国的最重要的品性。作为天皇合法性象征的三种神器——八咫镜、草雉剑和八坂琼曲玉,在儒学传入日本后也有了新的解释:八咫镜代表智慧、草雉剑代表勇气、八坂琼曲玉则代表了“仁”。


评论 日本学到儒学本质了吗


公元283年,中国人王仁到日本,向鬼道稚郎子进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是可考的儒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此后,儒学对日本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在日本,一开始是贵族专利,后来慢慢走向民间,到17世纪的德川幕府时代,朱子学成为幕府的“国学”,盛极一时。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废黜百家,独尊国家神道,儒学在形式上趋于没落。


在儒学五大要义“仁义礼智信”中,日本人学得最好的应该是“礼”:在东京地铁,无论多挤,等车的乘客都会自动排成两列,等待车内乘客下完车后再依次进入。在日本街头,只要是红灯,就算路上没车,也绝少有人会闯……


不过,日本在接受儒学文化时,并非连贯整体摄入,而是支离破碎地吸收,日本的儒学与中国的儒学在形式上相似,但在具体内容方面则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人的思维特点是重感性、重经验,而不擅长抽象思维。因此在吸收儒学思想时,往往不能接触到儒学的精髓。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说,在中国儒学中,“仁”被视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伦理体系之外;在中国儒学中,“忠”是有条件的,而在日本,对主君的“忠”则是对天皇无条件的遵从。


中国儒学讲究“内圣外王”,认为“仁”是“礼”的内在基础,而日本在接受中国儒学的时候,割裂了两者的内在联系。在许多问题上,日本人停留于“礼”的表面。


日本国内极少有器官捐献,器官移植几乎只在亲属间进行。日本学者佐藤直树在其著作中曾提到,一家日本化工厂爆炸后,在救援队到来之前,亲属及时赶到的人都能得到及时救助,而亲属未能赶到的伤者则被扔在一旁。外国人很难理解,在日本社会彬彬有礼的背后,由于缺乏“仁”,人际关系会如此冷漠。


对于中日关系而言,其实需要的也是从“礼”到“仁”的这一步。互相之间相敬如宾固然重要,而在许多共同利益上,互相体谅,互相合作,实现真正的“仁”,或许这才是中日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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