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战中的红色女性:关露背负“汉奸”名声达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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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说战争是残酷的,但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到残酷的真正含义?


我们都说共产党人的牺牲是巨大的,但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牺牲的真正含义?


在那些风雨如磐的岁月里,作为女性,她们为着理想和信念,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经历,她们的故事每每令我们动容。那些并不遥远的历史,我们当永志不忘。


关露:打入魔窟的传奇才女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相信很多人听过这首歌,可有多少人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是谁?


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关露,一个被历史尘封的名字。今年是她的百年诞辰,没有纪念大会,没有追悼文章,一如当年她的去世,悄无声息。


在关露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了她一生。


从才女到“汉奸”


1939年的上海滩,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已沦为“孤岛”,这个外表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到处都充斥着背叛、绑架和暗杀。


此时的关露,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个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


关露除了创作之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许多日后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而那首流露着健康豁达情怀的《春天里》,更为她赢得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喜爱。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曾经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受人喜爱的女作家,却在这年年底突然销声匿迹。当关露再次出现在上海滩的时候,她竟然成为汪伪特务头子家里的红人。


是什么导致她发生那么可怕的变化呢?谜底到43年后才彻底揭开。原来,这位本名胡寿楣的女诗人已是中共秘密党员,她接受了一个非常任务——打入“76号”,摸清汪伪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进行策反。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什么会选择关露呢?


“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


关露有个妹妹叫胡绣枫。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了以后,他的老婆叶吉卿在走投无路之下,胡绣枫接待了她,所以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基于这层关系,党组织原准备派胡绣枫去的,但胡绣枫当时在重庆工作繁忙,于是推荐了她的姐姐关露。


1939年11月,关露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已进入了最后的修改,但就在一天夜里,她接到了一份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人的密电——速去香港找廖承志!(注:廖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


关露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两个客人拜访了她。其中一个就是廖承志,另一个人则自我介绍说:我叫潘汉年。那是一次绝密的谈话,直到若干年后,有的材料里才第一次提到它。潘汉年所带来的任务,竟是命令关露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群。


最后潘汉年是如何说服关露的,我们已无法知晓,通过史料能查到的是,潘汉年最后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露说:“我不辩护。”


打入魔窟


回到上海后,关露便成了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常客。李士群让太太和关露一起逛商场、看戏、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就在有意无意间,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传开了。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上海的敌特空前猖獗。这激起了文艺界进步团体的抗日热情,就在这个用人之际,左联负责人找到了主管诗歌工作的蒋锡金。


“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


“是的。”


“今后不要让她参加了。”


此后,上海的许多关露昔日的同事、朋友均对她侧目而视,大家一谈起她,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


蒋锡金有一次在路上碰到关露,聊了一会儿,她跟锡金握手告别时说,“我没去过你的家,你的家在什么地址我全忘了”。


关露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指示,有意疏远了那些所剩不多的朋友。


据胡绣枫透露,在此期间关露曾给她写过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


这里的“爸爸妈妈”就是指解放区、延安。胡绣枫说,接到关露来信后,自己立刻跟邓颖超汇报了此事。没多久,八路军办事处一个人就找到胡绣枫,随后胡绣枫回信给关露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


忍辱负重了两年后,关露的付出终于有了收获。


1941年,关露与李士群进行了一次有迹可寻的对话。关露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李士群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一听就明白了。


很快,潘汉年根据关露的判断,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之后,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联系改由其他同志负责。关露又迎来了她新的任务。


恢复与日本共产党的联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对华侵略,不仅是国土还有文化。日本军部在华新办了很多中文刊物,网罗了一批汉奸文人。1942年5月,日本海军部控制下的《女声》杂志招来了一个新的编辑,这是一个穿着时髦且面目和善的中国女人,她就是关露。


之前两年的磨练,令关露更为成熟。之后的日子里,她行使编辑的权力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战爱国色彩的文章,培养和发掘了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


1943年7月,《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的代表十几人全要被登报,并附照片。如果经过这次的亮相,关露的“汉奸”之名是再也洗刷不掉了。


就在关露犹豫之时,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为了党的任务,关露再一次上路了。


在日本,关露圆满地完成了给秋田送信的任务。这次大会,日方要求中国代表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分给关露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坚决地拒绝了,她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日方同意了。关露讲话的内容大致是来日本后由于语言不通,与日本女作家交流困难,中日两国妇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学一些对方的语言,以利于交流云云。通篇并没有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容。


当关露回到上海后,她得到两个消息:其一,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9月在家中神秘暴毙;其二,她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已在国内传开。一篇登在1943年《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写道,“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我党接到密报,关露已经名列国民党的锄奸名单,于是立刻安排她来到了苏北解放区。“汉奸”之名终可洗刷了吗?



关露两度被捕 “丹心不怯断头台”


熬过了六年敌营生活,关露终于回到自己人的身边,单纯的她并不知道,自己要经受的煎熬还没结束。


初到解放区,关露认为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了,她甚至又萌发了写作热情。可她却发现署名“关露”的文章都得不到发表。


此时的解放区的整风运动正进入审干阶段,任何一个来自白区的人都要受到审查。没有多久,关露成为严格审查的对象。


抗战胜利却仍然要忍受误解,作为一个女人,关露的精神已近崩溃边缘。这时,有人给关露送来一封信,当她看到寄信人名字的时候,她整个人在一瞬间振奋了起来。


关露一直有一个恋人,他是我党的高级干部,两个人的感情很深厚。抗战时期关露在敌人的营垒里始终是以汉奸文人的身份出现的,而她的恋人则以爱国分子身份在国际友人之间活动,身份的差别导致两个人聚少离多。关露以为到了解放区,他们就可以结合了。


但,关露绝想不到,这封珍贵的来信竟然是一封绝交信。


原来,关露的那个恋人当时正陪同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考虑到关露当时已是一个公认的“汉奸”,所以,他就给关露写了那封绝交信。


关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过了一段时间,潘汉年等人为关露送来了证明材料,关露渐渐地康复了。


可关露的厄运还没结束。1955年,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被捕入狱,而受他的牵连,关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岁,一关就是两年。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岁,这一次关了8年。


1982年3月,中组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几个月后的一个冬日,关露在她那十多平方米的陋室里服药自尽,时年76岁。


人们在整理关露遗物的时候发现,陪伴关露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而她的身边还一直保存着一张那个爱人的照片,照片的背后有关露写的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注:关露在狱中曾留下了11首诗,其中最著名的是《秋夜》中的两句,“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


1982年12月5日,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公墓举行。有细心人发现,在那次追悼会上有一个并不属于文艺界队伍但是神情极其沉郁的老人,自始至终都未与任何人说话,他一直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后面……



[相关人物] “孤岛”魔王李士群


1939年,关露一生的命运因李士群而改变。


当年,李士群是杀人魔王的代名词。因为手下没有强有力的军队,汪伪政权只能用恐吓与暗杀等手段对付无法笼络的异己分子,在“孤岛”上海掀起了血雨腥风。而李士群就是那些杀手的头目,大名鼎鼎的“76号”第2号人物。


不过,中共中央情报部在延安详细研究了上海情况后认为,这个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李士群却是个可以争取的人物。


原来,李士群早年受过高等教育,还在苏联留学过。参加共产党后,李士群就在我党的地下武装组织“打狗队”工作。1933年5月,李士群失手被捕。在被关押的两年内,李士群受尽酷刑,虽然自首,但也对国民党军统组织埋下深深的怨恨。上海沦陷后,李士群抛弃了军统,转投日本驻沪领事馆书记官清水董山,开始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1939年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李士群又成为汪精卫特务机关的负责人。因与军统结怨已深,李士群在当上“76号”头目后立刻对军统特务大开杀戒,仅1939年一年就杀了40多人,一时间大上海风声鹤唳。


当关露来到李士群身边后,潘汉年通过关露掌握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这些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可以对中国百姓生杀予夺,但对自己的前途却是惴惴不安。李士群的对头周佛海已经联系上国民党的军统,与军统势不两立的李士群,则急切欲在联系共产党上争先。


在与潘汉年见面后,李士群立即表白,自己其实是联汪反蒋,现在更想联共抗日。而日军的军事计划,从此也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


但李士群并不是真心实意向人民投诚,而是利用与中共的关系,跟周佛海在汪精卫跟前争宠。1943年,在他的胁迫下,潘汉年不得已前往南京与汪精卫进行了一次会面。


这年夏天,李士群因为在内部斗争中失势,被日本人毒死。


由于与汪精卫的见面潘汉年来不及向上级请示,这为他后半生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当他受到怀疑时,当年的大批秘密情报人员也受牵连蒙冤入狱,关露就在其中。直到1982年,关露等人才得以同潘汉年一起平反昭雪。


追忆关露:一个有洁癖的老太太 -记者 陈 璐



丁言昭,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关露啊关露》一书的编选者,曾在上海市木偶剧团担任了20余年的编剧,提前退休后,开始编撰文人传记。


“上个月我刚刚完成了《关露传》,正在等待我父亲审阅。”丁言昭的父亲丁景唐,今年88岁高龄,曾与关露有过数面之缘。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让丁言昭成为了国内关露研究者中的佼佼者。


关露印象


“1980年和1981年,父亲在中央党校学习,我有幸和父母一起去关露在香山的家和文化部的宿舍拜访过她。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关露。”尽管已经事隔多年,丁言昭对这两次见面仍记忆深刻。“关露在香山的家,是紧靠公路边的一个幽静的小院落。两间小屋相连,很简陋,外间支一大炕,摆书桌的地方都没有,用水要到远地去挑,厕所还在大马路对面。”


“我们敲门,一个小阿姨模样的姑娘开了门,一位瘦骨嶙峋的老太太进入眼帘,她正坐在窗前的椅子上。一缕阳光映照在她身上,脸有些发亮、红润。她的脸庞瘦削,皮肤白皙,一双细眉下的丹凤眼衬出秀气、灵气。脸上虽然布满细密的皱纹,但仍然掩盖不住她的气质。鼻梁正直,只是两边鼻翼微微有些发红,大概是整容的痕迹。她的衣服虽旧,但是干净整洁。”


丁言昭早就听说关露有洁癖。“屋里整齐地摆着一长溜儿的盆,有的是洗脸的,有的是洗手的,分得非常仔细。”


“关露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温软悦耳,慢声细语,没有恼怒,没有愤恨,只略带歉疚,夹杂着遗憾。她对我们说:‘这些年蹲监狱,我又想起好多往事,不写出来,就没有人知道了。’给别人增添了许多麻烦……我晚上睡不着,我的朋友都当奶奶了,每天还得来陪我……’”


原来,关露一个人住香山,生活孤寂,经常邀请朋友到香山同住同写作。然而,就在1980年5月,关露突患脑血栓,经过医院抢救,头脑逐渐清醒,可以讲话,还可以由人搀扶着行走,但是她已经不适宜再住香山了,那里距医院太远。关露多次请求能在城里给她分一间房,方便她治病,一直没有能如愿,最后只借给她一间房。


“这房在文化部的大院里,原来是美国人办的华文学校的女生宿舍。关露住的一间在一层,最多十平米,朝东朝北都有窗户,冬天的寒风直往里灌。西墙紧挨公共厕所,长期受潮,墙上的白灰都脱落了。暖气片不暖,另装一只煤炉。屋里放了三张单人床(保姆和陪护她的远亲各一张),连个小桌子都摆不下。”丁言昭说到这里,声音有些低沉,“这第二次见面的原因是,我正记录整理一篇《左联琐忆及其他》的文章,需要关露定稿。”


丁言昭回到上海之后,用关露的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在寄给关露后,她收到了关露的亲笔来信,“至今我还保留着,信的大概意思是,文章已经见报了就没有办法了。但是有机会还是要更正过来,应该用‘丁言昭’的名字。”


没有养女


丁言昭能够见到关露,完全是因她的父亲丁景唐。


“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曾经和关露有过一段接触。”丁言昭说,“在日军全部占领上海后,部分党员同志撤退到解放区,留下的党员坚持地下工作,那时我父亲化名为丁英,负责联系几位从事学生刊物工作的同志。根据党的关于敌占区工作方针,自己不能办刊物,就向敌伪的刊物投稿,打入敌人宣传阵地,写一些有意义的文章。他们决定向1942年5月上海出现的综合性杂志《女声》投稿。”


而关露正是《女声》的编辑。


“她慧眼识金,采用了我父亲和其他同志大量的稿件。我父亲统计过,他前后在1942年12月到1945年7月《女声》上发表了诗、散文、杂文和民间文学等作品56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来往,让关露和丁景唐有了更深一步的交往。


丁景唐一直对自己的女儿说,关露是个传奇。在见了关露后,丁言昭也下定决心要为关露写传记。“上世纪80年代我就已经写过一本《谍海才女》。当时我还自己删去了两个章节,一是谈《女声》杂志的主编佐藤俊子;一个是谈关露如何打入上海日汪特务总部76号,做李士群的工作的。当时这些内容都未公开。”值得一提的是,《谍海才女》原名叫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但因为征订数不足,责编出于好意,改用了后来的名字。


采访结束时,就最近有所谓“关露养女”的问题,丁言昭特别通过本报声明:“网上流传了一张照片,说是关露及其养女的合照。但我经过了调查研究,在胡绣枫等人的鉴别下,她们明确指出这张照片上的中年女子并不是关露,并且否认了她收过养女的传闻。”



乱世女杰——几位著名的中共秘密女党员


-文/周 益


张露萍:


打入军统的女情报英雄


张露萍,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1937年11月,张露萍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她从军统机关截获了大量重要情报直接送到了我南方局。


张露萍和她的战友犹如一柄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在最森严、最机密的敌特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


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蒋介石也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


1945年7月,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戴笠亲自下令将张露萍等7人杀害。


沈安娜:


蒋介石身边的红色女谍


1935年1月,20岁的中共地下党员沈安娜离开上海,去了杭州,利用她的速记专长,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里面找到了一份机要速记员的工作。


没有录音笔的年代,会议记录全靠纸笔。在淹没于文山会海之中的政府机关里,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速记员是人见人爱的宠儿。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机关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


1938年,沈安娜在周恩来与董必武的指派下,通过朱家骅的关系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继续为党做情报工作。


由于是经朱家骅亲自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的,又是朱家骅的“老部下”,沈安娜深得机要处上上下下的信任和器重,并立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


从此以后,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是速记的不二人选,而来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绝密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延安,且从未暴露。


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才宣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进入国家安全部工作直至离休。


黄慕兰:


出身名门的奇女子


黄慕兰出身湘中名门,父亲曾是谭嗣同的老师,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成为当时的妇运领袖。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结婚。宛希俨后来在赣南牺牲,黄则调往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和交通员,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同居。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黄慕兰则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此时,黄慕兰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恼,她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展开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于是,她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并请求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党组织否定了她的请求,并让她与陈志皋结合。可陈志皋最后还是离开了她,这段婚姻终以失败告终。


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数入秦城监狱,出狱后多次上诉。直到1980年,冤狱才得以平反。


宋维静:


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的女杰


1936年,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宋维静打入阎锡山控制下的妇女团体,她与丈夫温健公配合默契,收集、传递情报,机智果断,受到党中央情报部的肯定。


后来,宋维静受组织派遣,再次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没有暴露身份的她,被阎锡山委任为上校专员。


宋维静是在上海结识丈夫温健公的。1930年11月,温健公在上海被捕,被投进龙华监狱。当时受党组织委托,宋维静以表妹的身份去探监,两人产生爱慕之情,于1933年结婚。


1938年,温健公牺牲,这一年宋维静才28岁。尽管此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再婚,宋维静都放弃了,直到去世,整整64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她难以忘却革命中患难与共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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