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一位负责人称,为了更好地做好防腐败的工作,正在积极筹建国家级的预防腐败机构,即国家预防腐败局。国家预防腐败局就真能预防腐败?

回想起2007年9月19日,审计署发布今年第6号审计结果公告,发改委等49个“国家级”部门单位赫然在目,2006年度共被查出问题资金多达300亿元。

对于审计风暴,显然,人们已经没有了最初的热情和激动。自从“审计风暴”开刮以来,审计结果年年相似,依旧触目惊心,但问责和惩处措施却年年依旧,和风细雨。李金华说过,揭露腐败是审计的重要任务。但面对着数以千亿元的公共财政资金流失,却不曾见到任何一个高官因此遭免职、遭刑罚。表态就足以过关,最多是把已经挪用的资金归还到位。公共财政资金是百姓的血汗钱,挪用、冒领、浪费本质上就是腐败。审计部门不是执法部门。这次49部委的问题,审计署例行公事般表态:“审计署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出了整改建议。上述部门单位也表示将认真整改。”岁岁年年,回想当年我们审计长的激昂和决心,无疑仿佛是在看笑话。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应该不是希望这个效果吧?审计署的职权软化问题,难道仅仅是因为审计部门未能赋予其更大、更有力的执法权?

那么国家预防腐败局呢?我不抱乐观态度。首先,数数现在的反腐败机构,纪委,监察局、反贪局。措施不能说不严厉,甚至屡次传出反贪局刑讯逼供打死官员的新闻。但为什么无论是党内的、政府的还是司法的职能机关,如此多的职能部门却无法起到有效作用。那么,增加一个国家预防反贪局又有什么作用呢?会不会出现为了某种利益关系,互相争权夺利,反而无益于反腐败斗争的正常开展? 而且,增设机构就必然带来财政支出的膨胀和机构的肿胀,甚至还有贪欲的膨胀。会不会我们某天在审计署的公告上看到国家预防腐败局的违规记录,这个是有可能的。

我在铁血看到的帖子里面有很多是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监督和官员的自律的。那么如果说自上而下的监督是失位的,不能起到有效作用时,我们再看看依靠官员的自律。那么我们从“讲实话”说起。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官僚系统无论在过去或是现在,似乎都是不宽容“讲实话”的。从高层看,为民请命的开国元勋彭德怀,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讲实话的刘少奇。从现实看,敢说实情者也往往被官僚系统排斥。李昌平 “自愿”辞掉了乡党委书记的职务,被迫出走。郭允光因举报程维高被指犯有“诽谤领导”罪而关进了看守所。一系列的“文字狱门事件”。我们怎么可以把希望寄托在身处官僚系统内部的官员们的实话和自律呢?

各个国家都存在腐败,可以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腐败。美国,爆出的腐败丑闻有时也触目惊心。但是,如果任由腐败发展,就会危及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的地步。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决策权、财务权、人事权等重大权力脱离民主决策机制。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腐败泛滥的主要原因是考核制度和监督机制存在一定的问题。

干部考核任用的机制的不合理:不可否认的是,数据是相对于其他不可衡量指标更公平的考核依据。但是片面以GDP和政绩工程论英雄使考核干部政绩报表化,数字化,表面化。尤其是在考核过程中领导考核领导、上级考核下级。干部的考核、任免、升迁都是上级领导说了算,群众意见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干部自然会迎合上级意思,为上级的政绩增光添彩,很难对群众负责。就出现了群众意见越大,干部升迁越快的“带病提拔”怪现象,使政绩工程、权力寻租、官商勾结之风愈演愈烈。

根本问题其实就是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无法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我们为什么会推崇香港的廉政公署。有几点是可以值得我们借鉴的。

首先,廉政公署营造的是全民反腐的气氛和环境。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上课,做公益广告,使百姓有很强的纳税人意识。纳税人有权合法地质问和批评政府而不受到处罚和限制。人人都痛恨腐败,举报腐败是廉政公署手中最为有效和最具威慑力的武器。

其次,廉政公署不仅仅打击政府机构的寻租行为,还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方方面面。比如大陆相对宽容的医生的红包,技术人员吃回扣,老师逢年过节收受学生家长的馈赠等等。在香港,这些都是廉政公署打击对象。一个廉洁的社会才会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在一个污流横行的社会,我们如何要求我们的官员洁身自好。当没有了红包,没有了回扣的中国,离廉洁的社会应该也不远了。

最后,媒体是基本自由的,主要领导官员是民选的。虽然这个要求在短期内是无法实现的,但是无疑是我们政府应该努力的方向。我们既然能成功开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那么,我们面对腐败,是不是可以在某些权力上返还于民。

我虽然不看好什么国家预防腐败局,但是我依然是相信我们的党的。毕竟,共产党的贪官都是共产党人揪出来的。期盼一个廉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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