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关于中国PLA的“决不打第一枪”

威武之师师长 收藏 4 195
导读:笔者没有系统的资料,分析依据就是网络上各路野史,所以,这种考证只能算是“野考”,各位姑枉听之,不必深究。 从早期解放军与外国军队的冲突看,PLA往往是首先打第一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49年的中英长江炮战。 1949年中英炮战分炮击“紫石英”号、炮击“伴侣”号、炮击“伦敦”号编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都是PLA先开炮。当然,首先开炮不能就说我们不占理,英国军舰不顾我军多次通牒、警告,阻挠我军行动本身就该打。 中英长江炮战显示了解放军中下层官兵政治觉悟高、政策水平低的特点,同时也显示了P

笔者没有系统的资料,分析依据就是网络上各路野史,所以,这种考证只能算是“野考”,各位姑枉听之,不必深究。


从早期解放军与外国军队的冲突看,PLA往往是首先打第一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49年的中英长江炮战。


1949年中英炮战分炮击“紫石英”号、炮击“伴侣”号、炮击“伦敦”号编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都是PLA先开炮。当然,首先开炮不能就说我们不占理,英国军舰不顾我军多次通牒、警告,阻挠我军行动本身就该打。


中英长江炮战显示了解放军中下层官兵政治觉悟高、政策水平低的特点,同时也显示了PLA官兵临机处置能力强、但是上下级指挥不畅的特点。


毛泽东指示:“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但如该外舰对我渡江在实际上无妨碍,则可置之不理。”等这个指示到达野战军司令部一级时,长江上已经打成一片了。


而我军一线官兵也不是蛮干。击伤“紫石英”号的三野特纵炮3团在这场炮战的前一天,就着重研究了如何打击军舰,决定在对敌舰射击时,以位于各连中央的火炮为基准,施行齐射,并运用交叉火力,争取首射命中;鉴于榴弹炮对装甲目标射击效果不佳,决定榴弹炮弹用全装药,以加强射速和穿甲力。从实际效果看这些措施非常得力。


政治觉悟高、政策水平低、临机处置能力强、上下级指挥能力弱,这些特点导致了引发冲突的政治影响带有不确定性。1949年中英长江炮战打出了军事、政治双胜利的结果,但是其后发生了误击友好国家捷克的货船、击落英国客机的事件,影响则是相当负面的。由此导致高层严格控制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中外冲突之后往往是政治上的较量,因此,既打军事仗又打政治仗成为对军队的双重要求。


1956年8月22日夜间,驻上海的空2师6团张文逸单机在浙江舟山上空击落美军P4M -1Q电子侦察机一架,就引发了政治仗。当时美国说我军击落美机在公海上空,据我方人士很多年后介绍,的确是在我领海上空开炮,但是坠毁到哪里就说不清了。后来双方都找证据,我方在找到了四名美军人员的尸体,而美国在我领海线外的打捞一无所获,由此我方取得了政治仗的胜利。如果政治仗打不好,就有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当时美国集结了4艘航空母舰威胁我国。


后来,“人赃并获”成为我空军打击外国飞机的一个要求。在1958年金门上空的空战中,我空军被要求追击不超过领海线,对运输机暂不打击。当时美、蒋装备几乎是一样的,做这样的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引发中美之间的冲突。


不过,我们可以从“政治觉悟高、政策水平低、临机处置能力强、上下级指挥能力弱”这四点上看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在金门炮战期间不打美舰的问题。在一般人看来,不先对美舰开炮可以理解,美舰开炮不还击就很难理解了;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如果美舰对我开炮,我军官兵必然象长江炮战一样机断处置。老毛不说点过头话,难保我军官兵不做过头事。


为了既打政治仗又打军事仗,“决不打第一枪”被提了出来,那是在1962年中印冲突前,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说: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


其后,“决不打第一枪”成为我军与外军对峙时的原则。


在珍宝岛之战前,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总指挥肖全夫通过电话对一线强调:无论如何不准先开第一枪,这是纪律。


西沙海战前,海军南海舰队指示:西沙情况紧急,调兄弟舰队已经来不及,由魏鸣森任海上编队指挥员,照以前指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打第一枪。


由此,中国军队对外作战形成了固定模式,一定要“忍无可忍”时,才“自卫还击”。


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一篇《是可忍、孰不可忍》,还是走的“忍无可忍”的路子。


如何看待“决不打第一枪”,可以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文化使然

中国古代兴兵总强调师出有名,要么“清君侧”、要么“封诏讨贼”、要么“替天行道”,现代也是继承了这一点。


第二,实力上的考虑

对手在实力上占优,我们必然要增加政治上的筹码。美国、苏联自不必说,印度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影响还是很大的,南越的海军也是不弱于我军的。


第三,不能忽视中国“决不打第一枪”之后的准备

对印作战,从“郎久事件”、 “空喀山口事件”到最终开战策划了近三年;

珍宝岛作战,也是几个月前就有了计划,战前加强了步兵、炮兵;

西沙海战,由周恩来亲自过问、中央6位大员组成了领导小组。

中国每一次“决不打第一枪”的背后,全都有精心的准备。


到了1988年中越赤瓜礁海战时,中国的“决不打第一枪”的模式发生里细微的变化。如果说以前是“杨志”式的忍无可忍,此时变成了“鲁智深”式的。当时中越两国人员在齐腰深的水里护旗对峙,我方依仗比对方多10多人的优势,冲上去生抢越南人的旗帜,越军实在是忍无可忍开了一枪,打伤我军一人,我军其他人员立刻匍匐在水上。此时我军护卫舰上的了望兵正在密切关注,一看我军人员趴下一大片,大叫:“开枪了!打了!”我海上编队指挥员立刻下令开炮。


“杨志斩牛二”变成“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还是强调师出有名,还是有周密的准备,不同的是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


这种“决不打第一枪”的自卫反击模式实际上是有利有弊,弊端是:


第一、自己束缚了自己

不能主动的解决问题,一旦人家摸清了你的路数搞蚕食,你就办法不多了;

姿态摆的太高了,反而实际利益上可能会吃亏。


第二、后发制人的风险越来越大

技术条件提高了,后发制人则更显得风险不可控制。西沙海战,如果南越舰队拉开的距离再大一些,结果可能就是另外的样子了,一晃30多年,现在再想后发制人的难度就更大了。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总结出当代中国的用兵模式、决策模式,不能简单的把中国的某种姿态定性为示弱或逞强。按照中国人惯用的思维模式,往往示强是为了避战,示弱则是为了求战。在示弱求战时往往还要鸣冤叫屈一番。


有人问这玩悲情有什么用?外人会理解你的苦吗?这就不知道其中的玄机了。悲情首先是做给自己人看的,不统一思想是办不成事的。


按照这种思路看台海,大陆国台办的调门很高,但是还不够悲情,不够煽情,不足以造成全国上下对台独群情激奋的结果。所以,估计一时半会打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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