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千年错看史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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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戴季陶的《日 本论》是研究日 本的名著,得到了日 本学界的重视好评。可问世近八十年来,中 國人的类似著作尚未有与之媲美或超越者,更加凸显了中 國对日 本的误解、无知是何等根深蒂固。2005年,抗 戰胜利六十周年,在中 國素以象征文化水准与社会良知闻名的媒体《南方周末》发行了纪念特刊,其开篇社论的第一句就是“日 本在一千多年来属于中 國的朝贡体系”,论者显然不具备对日 本历史的基本掌握。此等谬论堂皇刊于影响力甚巨的主流传媒,给受众带来的误导可想而知。   日 本看中 國的情形,则刚好和中 國看日 本相

戴季陶的《日 本论》是研究日 本的名著,得到了日 本学界的重视好评。可问世近八十年来,中 國人的类似著作尚未有与之媲美或超越者,更加凸显了中 國对日 本的误解、无知是何等根深蒂固。2005年,抗 戰胜利六十周年,在中 國素以象征文化水准与社会良知闻名的媒体《南方周末》发行了纪念特刊,其开篇社论的第一句就是“日 本在一千多年来属于中 國的朝贡体系”,论者显然不具备对日 本历史的基本掌握。此等谬论堂皇刊于影响力甚巨的主流传媒,给受众带来的误导可想而知。


日 本看中 國的情形,则刚好和中 國看日 本相左。中 國看日 本如同只见粗略的树干影子,不在意它长出了何等样的枝叶;日 本看中 國就是盯住了细支末节,全力钻入牛角尖,却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概括与论断。这里要注意两点,一是中 國疆域之广袤,社会之繁杂,令日 本人容易陷入细节的汪洋大海;二是中 國历史不但绵长而且近现代变动剧烈,使得日 本人常常在昔日与当下的中 國之间不知所以。


从唐代起,日 本就极其在意搜集中 國的各方面资料,钜细无遗的程度简直比中 國人自己还要用心。唐人记载日 本留学生回国,多是倾囊买书;遣唐使更是广泛着手,力求将唐朝各个领域的最新情报迅速反馈日 本加以效仿。石晓军的《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对此有详尽的介绍,并且总结出日 本对唐观察的最大特点莫过于细致。


直到江户时代,著名学者藤原惺窝仍主张:“异朝(中 國)之事,诸事宜知。”可以说,这种重视中 國情报的传统在日 本由来已久。黄遵宪在《日 本国志》的自序中说:“昔契丹国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这段话用来形容日 本和中 國的相互认识可以说非常恰当。


甲午战争之后,中 國留学生大批赴日,同时,日 本人来华的数量也急剧增加。特别是清末,日 本人可以自由往来中 國,无需签证或登记,所以他们的履及之广,游历之久都远胜以往。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代两国正式交恶。今天的《中 國国家地理》杂志讲到川西雪山,亦承认中 國现在出版的地图尚与实际地形不相匹配,而日 本人在二十年代画的地图竟画得丝毫不错。有关抗 戰的中方史料中也可见到中 國军人的感慨:日军侵华期间的军用地图,往往比中 國军队所用地图更加详准。


然而,对中 國细节情况的大量掌握,似乎并未有助于日 本对变迁中的中 國有深切完整的认识,反倒常常衍生出一种危险的误解。1862年,高杉晋作等日 本士人受命前往上海,是为明清交替以来的首次。高杉等人写了不少旅行见闻,记录相当详细。此后,一些来华的日 本人也写有类似的游记、报道。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围绕中 國的负面现象落笔,举凡军队的羸弱、市面的脏乱、经济的凋敝和民众在西方人欺凌下的怯懦,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们所写固然是中 國混乱的现实,但被大量的阴暗细节占据了视野,更由此得出轻觑蔑视中 國的结论,未免为日后日 本人的中 國认知开启了一个不怎么样的篇头。


戴季陶在《日 本论》开篇曾说道:“你们试跑到日 本书店里去看,日 本所做关于中 國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 國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 國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 國这个题目,日 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


不过,戴季陶所说的数量,显然并没有相等的质量。前面所述的神尾大佐,与日后主管中 國人在日军事教育的福岛大佐,在任达的书中都被称为“支那通”,这个称号也属于此后的土肥原等日 本军人,可他们的“通”最多是在中 國曾长期居留,结识一些中 國军政要人,究竟是否算得上了解中 國了呢?不妨举一个例子。臼井胜美教授在《日中外交史/北伐时代》中写道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齐藤恒少将“是日 本陆军中驰名的中 國通”。这位“中 國通”在1927年初写了一篇表达他对中日关系基本看法的文件,说道:“处身变幻出没、离合聚散,不可捉摸的中 國政局,不罗列虚构的议论和无从实行的美丽辞句,而应以建国以来日 本帝国的神道亦即以八弘一宇、恢宏天业为宗旨……为确立如何使中 國均沾王化的具体方案,必要时当干涉其内政,并以强大的武力为背景,举凡妨害天业者应为铲除,断然向王道迈进。”


1927年是中日关系朝向恶化发展的转折时期,像齐藤恒这样的“中 國通”军人,是最重要的幕后推手,可他究竟“通”的是什么呢?


五四之后,驻华日军成为对中 國的“反日”浪潮最敏感的群体。他们很容易看到无数足以证明中 國羸弱但反日的细节,但这些细节是日 本武力政策的结果,而非原因。此一因果先后的颠倒,令日 本看到的真实的细节越多,其非理性的反应就偏差得越远。1935年5月,日 本驻华公使馆武官在给参谋本部的电文中称,中 國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努力“仅仅是为了回避内外形势特别是日 本的压迫,而毫未反省其昔日反噬日 本之非”,并得出“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其改变了政策”的结论。此前的年初,蒋介石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敌乎?友乎?》一文,全面阐述了國 民政 府希望缓和,但不能无原则退让的对日政策。而驻华日 本军人的看法,从中 國存在“反日”政策的前提,到其“日渐增长”的结论,完全没有准确度。同年9月,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发表《日 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称國 民政 府“仍不停止暗地里的反日工作”,甚至妄言蒋介石会与苏联“结合”,“妨害帝国政策”。


在此,我们有必要提及研究中 國文学而闻名的日 本学者竹内实。竹内实发现,在日 本作家以中 國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领域内,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作者越是想掌握中 國社会的内存机制,越是收集细节的事实,其作品却越是概念化,人物也越发生动不起来。这使人怀疑,他们是否确实了解中 國民众的生活。”这种被细节扭曲,自以为理解实则谬误千里的心态,在国家政策层面引起的错误后果要严重得太多。


日 本人的细节迷思,也导致他们对中 國正在发生的本质上的巨大变化盲目不见。四十年代初期,日 本的中 國问题专家就“谁是现代中日关系著名的日 本先驱”问题进行过投票,结果代表官方的是近卫笃磨公爵,代表非官方的是岸田吟香。那么,这两人对清季中 國的看法,在四十年代还有多少价值可言?(当然,中 國人对这两人的忽视,反过来也可以说明他们的粗疏。)


针对对华政策失误,日 本某些外交界人士在战后有一定的反省。代表日 本签订降书的前外相重光葵历任驻上海总领事、驻华公使和驻汪伪政权大使,在华外交经历相当完整。他在战后写就的回忆录《昭和之動 亂》中指出,日 本对华政策的最大错误,是未能洞察到中 國在一战后民族主 義的觉醒,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因此不曾改正短视操作与暴力胁迫的手法,最终铸成大错。另一位曾任外务省东亚局长的外交官石射猪太郎主管过对华外交,他在战后写有《外交官的一生》一书,亦认为日 本之所以发动侵华战争,是出自对中 國近年国内情势的错误判断,漠视中 國的民族自觉、国力增长和國 民政 府的对日政策内涵。综合他们的观点,就是日 本未能理解中 國的“变”。以“万世一系”为傲的日 本,在维新的同时仍强调骨子里不变的“和魂”,但中 國的现代化历程则不然,那是一场空前深刻、广泛、剧烈的变革。因此,日 本人在面对这一进程正在进行的中 國时,不断地陷入以旧眼光、老看法来生搬硬套新事物的困窘。


对此问题,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是古代中 國的强势影响与中 國现状的矛盾。谭汝谦认为,日 本对中 國思想、文学的看法是“厚古薄今”,中 國对日 本文学的研究则“厚今薄古”。这是非常精辟的见解,而且绝不局限于思想、文学领域。


石晓军指出,近代日 本对华观的基本特征就是:分裂。既对中 國的古典文化保持尊崇敬畏,又对近代以降的中 國轻蔑敌视。明治维新之后,日 本因现代化进程领先中 國,傲慢轻侮之心愈盛;而日 本人所知道的中 國之古,又往往是来自书籍,缺少实际印证。于是,分裂的倾向越来越烈。


竹内实认识到了此节。他提到文豪夏目漱石很喜欢《大铁椎传》,访华时曾去辽宁的汤岗子温泉,时值夜晚,夏目不禁念起“时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的一段话;而另一位日 本作家小林秀雄参加了侵华战争,他写道:“在中部支那刚刚打完仗的地方,我望着成千上万的难民,禁不住自问:自己了解那些人吗?而那时我为自己感到惊讶,因为我只能想到例如在学生时代学到的《诗经•桑柔》编里那样的句子。”从这些例子,竹内实认为一方面可以看出中 國的经典“已经如何扎根于日 本人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也清楚表明了日 本人在古典的、理论的中 國和当前的、现实的中 國之间是如何的难于把握。


作为交锋的对手,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专门章节论述日 本侵华战争的战略失败。他指出,日 本之所以扩大战端,企图征服中 國,乃是由于错觉。这错觉既包括对中 國贫弱的小觑印象,也包括对满、蒙异族成功入主并统治中 國的“经验”熟知,却全不顾及中 國的情形已经发生了革 命性变化,固有陈见并不适用。李宗仁所说日 本军方没有气魄,以逐次增兵的“兵家大忌”方式投入中 國战场,最后泥足深陷,就是在错觉之下的拙劣招数。


日 本人当中,有人意识到了对中 國变化疏于思考的问题。曾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的鹤见佑辅说的可谓切中肯綮。他说:“对自己触动最大的,还是古代日 本民族对支那的强烈敬慕之情,以及近代以来全体日 本人对支那无法掩饰的轻蔑态度。我们必须正视对古代支那的敬慕与对近代支那的轻蔑两种态度之间的强烈反差,因为这是两国國 民重新相互理解的第一步。”他得出的反省结论是:“我曾以观察日 本的眼睛来看支那,并嘲笑过支那。如今当我以观察世界的眼光来看,则觉得相当惊心动魂。对此,自己也深感奇怪。支那并非是日 本,那是一个由截然不同的环境与人生观构成的国度。支那对日 本来说,还是一个未知的国家。很久以来,我错误地以为了解支那,其实并不懂得它。”


正如黄遵宪、戴季陶在中 國的知音寥寥,石射、鹤见等人的坦率在日 本也属于少数派。两国之间彼此错认的毛病已有上千年历史,想要治愈原非易事。尤其是1945年二战结束后,两国各自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又因政治歧异长期隔绝,这给清楚认知对方造成了新的困难。具体体现在两国关系从七八十年代的“蜜月”到九十年代至今的“低谷”的重大转折,与之相伴的是两国國 民彼此观感的负面比重逐渐上升。除掉因冷战及冷战结束导致的国际环境嬗变的外界背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方的政治家、民众都没有对对方的正确认知,而一旦交往频密,不如所愿的不满便应运而生,最终由“相近”走向了“相厌”。


在此应当提及的是自八十年代起,中 國出现了又一次大规模留学、移民日 本的浪潮,然而,这次浪潮中的新一代中 國留学生比起近百年前的先辈还有不如。他们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改善,多数人成为日 本的外来劳动力,基本上无助于增进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一些人更因种种犯罪行为,成为令日 本人对中 國印象转劣的一大缘由。同时,战后的日 本人因教育内容变革等原因,也使他们不再如前人那样熟知中 國古典文化。尽管古典中 國的影响对日 本人理解现代中 國时可能是一个负担,但年轻一代对中 國的知识减少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所谓了解自然也无从说起。


中日两国都是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大国,在地缘上的唇齿相邻亦不可更改,因此,建立彼此间的正确认知是理所应当的大事。然而,这个千年痼疾的根治需要双方彼此正视的尊重,协调配合的默契,自我批评的勇气和求同存异的宽容,以上条件暂时还不完备,所以亦难以乐观对之。或许,不论未来往何处去,尽是中日两国的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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