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千年错看史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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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看错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      中 國看日 本,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 本学习了不少中 國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 國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传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看错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


中 國看日 本,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 本学习了不少中 國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 國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传统,同时,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 國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 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

中 國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 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

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 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 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 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对日 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 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 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但显然并无了解日 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 國的册封体系中,日 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 國人对日 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 倭人传》巢窠。

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 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 國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 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 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 國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但是,唐政 府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 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 國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 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 本与新罗来使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因日方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尽管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 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 本为“君子国”,日 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事实上,日 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 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可以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 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

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 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 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其根本原因都在于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中所言,说明了“唐人对日 本的漠视。”

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 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揭露日 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 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 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 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

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 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 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 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 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 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 國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 本的真实信息因误读而被忽视歪曲。

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日 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 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 國人的日 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 國人的大意是过于明显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 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 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

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乱外患,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此后,宋代的两国没什么官方正式交往,民间贸易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并不能根本改善中 國对日 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 本也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若是对日 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戒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威胁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

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 國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

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 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 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 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 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 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 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 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 國者,不可不讨;不为中 國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 國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 國患,不可不谨备之耳。”

诏书表明,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防御性的“谨备”为主,而重点在西北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对已经祸乱沿海的倭寇,他的对策也仅仅是“专以防海为务”。

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 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 國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 國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 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 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 本,并在日 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 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成祖封义满为日 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 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幕府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

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 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其无原则的莫名其妙的宽疏纵容,甚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 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 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成化四年,日 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 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 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 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事件的发生。

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 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 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 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 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

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无疑人寥声微。明朝对日 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 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而明廷对日 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 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 國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 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骗子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 國,奉承日 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骗子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

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 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然而,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中华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 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

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 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大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 國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 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 國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 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 國而代之。可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应当未曾认识到日 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羁縻为主,以防备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 國“以德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

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 國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以恢复。

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 國百姓臣服呢?在中 國,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

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 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 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 國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

在今天的很多中 國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 國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 國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 國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面对此节,“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

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L.Perelomov和A.Martynov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 國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 國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

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 國就单方面地把日 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日 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 國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 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当然,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 國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 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 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 國分庭抗礼的积极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但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

进入清朝,中日两国内外形势都发生重大变化。总体来说,由于江户幕府奉行锁国政策,清朝亦在后来实行海禁,双方的接触远没有明朝密切。最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琉球。萨摩藩在明季入侵琉球后,虽由德川家康将琉球国王送还,但琉球实已沦为萨摩操控的傀儡政权,仅在名义上仍为清朝的藩属。与明朝一样的是,清朝亦对日 本没有认真了解的愿望。1649年,顺治帝遣使往琉球,萨摩藩就清廷倘若提出剃发易服的要求如何对应询问江户,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接受。为了蒙蔽清廷,以免惹火上身,萨摩采取了诸般欺诈手段:当清廷来使抵达,便暂时掩盖撤除萨摩在琉球的存在;萨摩驻琉球官员不干涉琉球政权的人事、祭祀等重要事务;颁布《对唐人应答手册》等书籍,要求琉球人在遭遇清人或漂流到清帝国时懂得遮掩应对,必要时可以把有日 本有关的事物统统抛弃……这些做法的动机,就是为了避免侵略琉球的实情曝光,导致和清正面冲突。在明清时期的中日交往中,以萨摩为代表的九州强藩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江户幕府虽然锁国,但萨摩能通过隐秘控制东亚海上贸易的枢纽琉球,继续从中获利。

满清马上得天下,对相对陌生的海洋事务,态度尤为闭塞,这不足为奇。另外,明郑势力覆灭后,满清大力经略的是东北、漠北和中亚内陆,锁国时代的日 本亦未曾对其构成威胁,双方大体相安无事。中日官方的再次直接正式交涉要等到1870年的柳原前光访华,翌年,中日双方在天津签订《修好条约》,正式确立了对等的国家关系。这一事实表明,尽管中 國仍视日 本为小邦,但终于放弃了名义上视日 本为藩属的想象,在西方国家带来的外交规则冲击下,承认了日 本是与中 國地位同等的国家实体,中日关系也从此进入近代新阶段。

力主签约的李鸿章认为日 本向非中 國属国,不奉正朔,与朝鲜、越南不同,因此应“羁縻之”,还有与日 本联络共御西方列强的想法。对日 本与中 國历史关系的判断,表明了李鸿章的现实主 義观点,然而,以知洋务著称的他并不清楚,日 本国内此际已是“征韩论”甚嚣尘上,吉田松荫等还提出了“北割满州,南据台 灣”,即将中 國、朝鲜视为日 本崛起的掠夺对象,这成为了日 本的国策。

非但李鸿章寡闻,石晓军在《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描述了彼时清人对日 本的认识,不乏好笑的案例。浙江陈其元在1874年写的《日 本近事记》中称明治天皇还政是“篡国”,更呼吁“选劲旅万人,径捣长崎,进逼倭都”,帮助幕府恢复旧制。石晓军指出,陈其元痴人说梦般的狂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 國知识界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对日观念。”

接下来的二十余年内,日 本一方面改革自强,一方面在出兵台 灣、吞并琉球和介入朝鲜等事件上,处处挑战中 國,特别是琉球置县与强迫朝鲜签约,树立霸权之意昭然若揭。可是,清朝方面浑然不知日 本国内日新月异的变化,对其处心积虑和实力增长不加在意,主流看法仍是“弹丸小国”式的盲目轻蔑。在国际交往中,清朝屡有将日 本置于比西方列强低等的轻侮性做法,空洞的征日说也甚嚣尘上。到了甲午战前,中方由上至下,主战派群情汹汹,大有灭此朝食、夷平东京的骄狂。不过,这种骄狂很快就被海陆战场的全线惨败证明了是何等的虚妄。注意到日 本的第一位清醒者是曾任驻日使馆官员的黄遵宪,他完成于1887年的《日 本国志》是中 國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称得上有价值的日 本研究专著,然而,此书的出版却拖到了清被迫割地赔款的1895年。

甲午战败后,清人对日 本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东瀛岛国一跃成了足为样板的“老师”,殊不知中日两国本质迥异,原不能照猫画虎。1897年,日军神尾大佐率代表团访华,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神尾对张称甲午战争“彼此俱误”,而在“西洋白人日炽”的形势下,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同教”,应该加强联络。神尾的说辞是明显的哄骗,其意在于为在华扩张殖民权益营造遮掩的幌子。可是,此等谎言竟为张之洞相信,一代名臣这般天真,实在可笑,究其原由应当还是对日 本的无知。美国学者任达在《新政革 命与日 本》中提及,张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仍蔑视日 本为倭,将日语模糊地称为东文”。张之洞在轻蔑中夹杂推崇的复杂心态,可以视之为近现代以来中 國人对日 本的主流看法。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混合一处,结果是无论轻蔑或推崇都全无理智可言。

从1898年至1911年间,至少有2.5万名中 國学生赴日 本留学,马里乌斯-詹森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份子移民潮”。可是,有证据表明,“中 國留日学生的总体水平低得可怜”(任达),学问较深的专业人才“百无一二”。后来曾任司法院长的同盟会元老居正是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毕业生,但他的日语水平不敢恭维,反不如曾陪伴他在日生活的妻子。中 國留日学生的水准低下原因复杂,但和其庞大人数相比,尤显问题之突出。任达指出,这种蜂拥留学日 本的现象背后,暗示着把日 本当做“垫脚石”,“使用后便遭抛弃”的理念,而“这种态度对近代中日关系牵连极大”。他认为中 國人从内心深处是“傲慢的和麻木不仁的,说明了并未把日 本以其本身资格作为一个国家,或作为一种文化而表示兴趣或适当评价。”中 國的这种态度“一直为两国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在十余万留日学生中,能够达到在民族精神、文化深层结构的层面上剖析阐述日 本的,恐怕只有戴季陶一人。东渡者虽众,但用戴季陶的话讲,实利主 義和自大思想这两大害,使他们不曾“切切实实地下一个研究日 本的功夫”。他特别提到描写了日 本社会生活的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指出即使是对日 本社会黑暗面的观察亦“肤浅而错误”,而中 國人对日 本社会的“观察错误和判断错误很普遍的”。由于日 本渐成列强中欺压中 國的主力,中 國人更容易对之一味排斥反对,戴季陶称此现象为“智识上的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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