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计划”- 朱可夫最大的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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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火星计划”- 朱可夫最大的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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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的苏德战场上,苏联的朱可夫元帅是一颗最为璀璨的将星。作为斯大林最信任的军事将领,他多次在战场上力挽狂澜,扮演了“消防队员”的角色。在苏德一系列重大的战役中,朱可夫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最后柏林战役,都与朱可夫的名字密切相连。长期以来,朱可夫作为苏军的胜利象征而受到人们的尊重和赞扬,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朱可夫以其勇气、智谋、胆识和坚定的意志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愧于一代名将的称号。然而,朱可夫是人不是神,尽管苏联及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一直将其神化,称其为“常胜将军”,納 粹克星,但事实上朱可夫仍然具有一些普通人所有的一些弱点。比如,他脾气粗暴,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为了追求胜利而不计伤亡,等等。本文所要介绍的是1942年冬天由朱可夫亲自指挥的一场代号为“火星”的进攻战役。战役结果是苏军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但却没有能够达到战役的目标。可以说,这是朱可夫的一场最大的败仗。而在苏联的历史记载中,这场规模巨大的失败的战役被掩盖了。很多苏联战争资料中对此战役只字不提或是草草地几句带过。而更多的材料(包括朱可夫本人的回忆录)则将“火星”计划说成是一场牵制性的进攻战役,是为了配合差不多同时进行的另一场更重要的战役,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役(代号“天王星计划”)而采取的行动,目的是为了牵制德国面对莫斯科的中央集团军群,使其不能派军去支援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第六军团。事实上,“火星计划”和“天王星计划”是性质相同,规模相当的两个计划,是苏军为了夺回战场主动权努力的相互关联的两个行动。苏军在这两个战役中投入的军队人数,各种装备数量(包括坦克,大炮,飞机的数量)大致相等。而“天王星计划”因为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得到大肆的宣扬,被誉为二战的转折点,而“火星计划”则因为苏军的惨败而被掩盖了。朱可夫作为苏军的最高统帅助理,同时参与了两个计划的制订。在接下来的过程中,根据斯大林的指令,朱可夫主要负责“火星计划”的执行,而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则负责“天王星计划”的执行。可以说,“火星计划”是朱可夫亲自制订和指挥的,对于战役的最后的失败,朱可夫负有最大的责任。

本文不是为了猎奇或翻案,笔者也无意去否认朱可夫作为一个杰出军事统帅的地位,以及他为苏联的战争胜利所做的贡献。历史上许多名将都打过败仗,汉尼拔和拿破仑都打过败仗,但都无损于他们在军事史上的英名。本文的目的是为了使读者相信,为了弄清历史的真相,我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同时我们应该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研究历史,不能相信一面之词,而应该比较各方之言,然后独立地做出自己的判断。

本文中所引用的资料主要来自美国的退役上校David Glantz的著作。David Glantz是研究二战东部战场的专家,他在其书中同时引用了苏德双方的资料,对各种事件和人物也能做出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读了他的书能使人对苏德战争的许多真相有许多更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限于时间和精力,下面的文章主要摘译自David Glantz写的“Zhukov’s Greatest Defeat”一书的前言和结尾部分。相信读者读了以后能对那段沐浴着血与火的历史有全新的了解。

火星计划的战略意图,规模及意义


在苏联最高统帅部在1942年下半年发动的一系列进攻战役中,后来只有很少的人提及“火星计划”,提到它的人也只是简单地将其解释为一个高明的分散德军注意力的行动。以朱可夫和其他的苏军指挥员所给出的代表官方观点的解释是,“火星计划”是在11月末及12月初发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央战线的德军预备队调往苏联南部。因而,他们强调,“火星计划”为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所以是必要的。这些说法往好的说是半真半假,往坏的说是公然撒谎。从“火星计划”的时间,规模,范围,对它的预期以及最终的结果来看,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意图是将它跟“天王星计划”并列考虑的,甚至更为重要。


跟朱可夫的说法相反,“火星计划”是于1942年10月1日就制定完毕了,苏军预计10月12日开始战役行动。在接下来的日子了,恶劣的天气和后勤问题迫使苏军将计划开始的日期延迟至10月28日,后来又延至11月25日。根据原先的计划,“火星计划”预计在“天王星计划”开始之前发动,而后者将防止德军最高统帅部弥补沿莫斯科-柏林轴线至关重要的中央战区的德军所遭受的损失(即“火星计划”预计发动的地区)。而后来,“火星计划”的日期被迫延迟到11月以后,苏军统帅部又相信“火星计划”又能够从南方斯大林格勒的攻势中获益,因为那里的攻势将吸引德军的注意力,德军的战役预备队有可能会从中央战区被吸引到受到威胁的南俄地区。


“火星计划”的目标从规模上看是战略性的,丝毫不逊于“天王星计划”的目标。在“火星计划”中,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有超过一半的部队将包围勒热夫突出部,消灭一个德国集团军(第九集团军)。在随后的“木星计划”中,两个方面军的其余部队将摧毁一个德国集团军群(中央集团军群)的大部。这两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瑟切夫卡,维亚济玛和斯莫棱斯克,它们分别位于德军后方的战术,战役和战略纵深。“天王星计划”的目标也类似。在“天王星计划”中,三个较小的方面军(西南,顿河,斯大林格勒)的大约一半的部队将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德军,消灭一个德国集团军(第六集团军)。在随后的“土星计划”中,三个方面军的全部力量将摧毁一个德国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天王星计划”和“土星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斯大林格勒,莫洛佐夫斯克,和罗斯托夫,分别在德军后方的战术,战役和战略纵深。


在上述两个计划中投入的军队力量和规模也大致相同。1942年11月,加里宁方面军,西方面军和莫斯科防区的军队总人数为1,890,000人,拥有24,682门大炮和迫击炮,3,375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1,170架飞机。而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拥有1,103,000人,15,501门大炮和迫击炮,1,463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1,463架飞机。在“火星计划”中,朱可夫为他的主要攻势投入了668,000人和几乎2,000辆坦克,另外他还有415,000人和1,265辆坦克以供发动“木星计划”。在“天王星计划”中,华西列夫斯基起初投入了大约700,000人和1,400辆坦克。在随后的“土星计划”阶段,他又投入了400,000人和1,200辆坦克。


如果不算在Velike Luki的攻势(这也是为了支持“火星计划”而发动的),朱可夫的两个方面军动用了七个集团军(41,22,39,31,20和29)发起进攻,华西列夫斯基的三个方面军也动用了七个集团军(第5坦克,21,65,24,64,57,51)。如果都折算成苏军的师级单位,大约有相当于36.5个师参加了“火星计划”,34.5个师参加了“天王星计划”。朱可夫为“火星计划”投入了六个机动兵团(第1,3机械化军,第5,6,8坦克军,和第2近卫骑兵军),而华西列夫斯基为“天王星计划”投入了八个机动兵团(第1,4,13,16和26坦克军,第4机械化军,以及第4和第8骑兵军)。如果都折算成旅级单位,朱可夫在“火星计划”中投入了39个旅的机动兵团,华西列夫斯基为“天王星计划”投入了33个。再考虑炮兵和工兵的力量,朱可夫为“火星计划”投入了48个炮兵团,21个反坦克团,15个防空团和21个工兵营。华西列夫斯基为“天王星计划”投入了54个炮兵团,34个反坦克团,21个防空团,和29个工兵营。总之,在军队人数和力量方面,两个计划大致是相等的。

在参加两个计划的苏军指挥官的声望来看,即使不考虑那些在“火星计划”失败后名誉和军事生涯被毁灭的人,仍有许多当时和未来的苏军将星参加了该计划。苏联最受尊敬的朱可夫将军亲自指挥“火星计划”的攻势,在政治领导人和苏联历史学家的帮助下,他仍然是战争期间苏联最受人尊重的军队领导。普耳卡耶夫将军(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和科涅夫将军(西方面军司令员)是杰出的方面军司令,并且以后也仍然是。科涅夫在随后的战争岁月中声望反而进一步上升了。尽管多数集团军司令员名声在“火星计划”后湮灭了,当初他们被选中参加“火星计划”也是因为他们经过战争考验的能力和勇气。红军机械化部队中一些最优秀的指挥员也参加了“火星计划”,包括许多被高度评价的坦克指挥员,如卡图科夫,格特曼,索洛门亭,以及冉冉上升的骑兵将星,克柳科夫将军。

“火星计划”潜在的战略意义跟“天王星计划”的战略意义相当,甚至更重要。在1942年11月,勒热夫突出部是德军在东线前出位置的顶端,距莫斯科不到200公里。在苏军最高统帅部的眼里,占领这个突出部的强大德军是未来对莫斯科的非常现实的威胁。消除这个突出部,同时消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可以去除这个威胁。更重要的是,“火星计划”的胜利可以推动苏军在至关重要的中央战区向西前进,这里是从莫斯科到柏林轴线的最短距离。另一方面,斯大林格勒地区过于遥远。虽然德军在那里的成功也许可以推动他们进入原料和矿产资源丰富的高加索地区。但到1942年10月,很明显,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和往高加索的攻势都已经丧失动力了。尽管“天王星计划”可能会成功,但接下来为了将德军逐出广袤的南俄罗斯地区而发动的攻势必然是漫长而旷日持久的。苏军统帅部认为,在更关键的中部地区取得胜利,不但可以加速德军在南方的失败和撤退,同时也比在遥远的地方进行多次大规模攻势更节省时间和代价,因为苏联在那些地区的军事后勤已经伸展过度了。简单地说,在更容易运用苏联力量以及更容易、更快地取得战略利益的地方,战略问题更容易解决。


在对照“天王星计划”来衡量“火星计划”的意义的时候,一个最终的尺度是人员和物资的损失。在实行“火星计划”的三周时间里,朱可夫的军队损失为:100,000人阵亡或失踪,235,000人受伤。另一方面,在整个南方的攻势期间(包括“天王星计划”和随后的“土星计划”,从1942年11月19日至1943年2月2日),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的方面军损失为:154,885阵亡或失踪,330,892受伤。此外,朱可夫的军队损失了1,600多辆坦克,超过了华西列夫斯基在“天王星计划”中投入的1,400辆坦克的总数。如此巨大的损失,在战争期间苏联发动的攻势中也是少见的。这也是西部轴线上的苏军在未来发动攻势时面临极大的困难原因。


最后,“火星计划”在规模,范围,战略意图和后果等方面,都跟“霸王行动”(诺曼底登陆)相类似,大家可以想象如果“霸王行动”失败了,盟军领导将会面临怎样的局面!如果考虑到上述的那些事实,朱可夫回忆录中所说的就不可能是正确的,“火星计划”也不可能是一个牵制性的行动,因为从来不会有这样一个如此雄心勃勃,规模宏大,代价高昂而又实施得如此糟糕的“牵制”行动的。

“火星计划”失败的原因


由于苏联公开的资料中很少提到火星计划的存在,也就无从谈起其失败的原因了。朱可夫的说法既不准确,也不完整,他写道:


“在分析西方面军所采取的进攻战役失败的原因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方面军领导低估了战区内主攻方向上崎岖的地形的复杂程度,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敌人的防御工事位于易于观察的、缺乏自然地形掩护的地方,那里的防御就易于被火炮的威力所摧毁,因而进攻也容易获得成功。如果敌人的防御工事位于难以观察到的、有良好地形掩护的地方,比如:在斜坡的背面,或是在跟前线相平行的沟豁里,用火炮就很难压制和突破敌人的防御,特别是在装甲部队的使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在这次攻势中,德军占据了崎岖的地形,拥有良好掩护的斜坡背面。这些因素方面军领导没有予以充分的考虑。

在这个区域的进攻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支援的装甲力量,火炮,迫击炮和飞机以突破敌人的防线。当进攻发起后,方面军领导采取措施以克服这种困难,但没有成功。而更严重的是,跟我们的预计相反,納 粹统帅部从其他战线调来了相当大的增援部队。

因而,加里宁方面军的一支部队,在Belyi南部突破敌人防线时,被敌人孤立包围了起来。”


朱可夫对苏军失败原因的解释,最多也就是半真半假的。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不仅对11月策划和发起这次攻势避而不谈,而且他主要集中谈论西方面军,忽略了失败的真正原因。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领导对勒热夫地区的地形非常熟悉,他们在攻势中遇到的地形方面的困难是因为恶劣的天气和他们对地形条件的忽视。为进攻所配备的支援装甲力量也是充分的,因为无论普尔卡耶夫还是科涅夫都比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同侪们拥有相当的甚至更多的火力支援。朱可夫有一点是对的,他、方面军领导以及苏军情报部门都低估了德军预备力量增援的能力,因为他们确信,德军会被调往处于危机中的斯大林格勒地区。不管怎么说,朱可夫对于此次失败的解释是让人极其不满意的。

其他少量现有的提到这次攻势的苏军将领的回忆录在评价这次战役时则更为直截了当。不过,显然因为官方的禁令,他们都忽略了此次行动的更广阔的大背景,第6坦克军的军长格特曼(他因病没有参加这次行动)后来写道:


“这次进攻是针对由敌人坦克占据的构筑良好的工事发起的,攻势的地点位于沼泽和森林地带,天气条件也复杂多边。这些以及其他的条件都对敌人有利。我们(坦克部队)缺乏和步兵之间的必要的配合,也缺乏可靠的炮兵和空军的支援。组织用火炮和空军来压制敌人的防御支撑点(特别是反坦克的工事)的工作做的很不充分,这导致了我们的几个坦克旅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我们的军,除了一个反坦克团外,缺乏它自己的炮兵。我们的侦察和通信工作做的很差,这对于指挥和控制部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最后,方面军和集团军对我们坦克军的调动经常变更而且缺乏灵活性,跟当时的形势往往不相符合。所有这些都严重的妨碍了任务的完成。”


在“火星计划”实施的一年以后,苏军总参谋部军事科学委员会准备了一份详尽的秘密报告,对第20集团军的骑兵-机械化集群的战役行动做出了总结。这份报告尖锐地批评了该集群行动迟缓,而且没有得到集团军其他部队的支援。报告承认了整个行动的失败,坦率而冷静地分析了失败的原因。尽管这份报告的分析很直率,也很准确,但它却没有指出将装甲部队过早地投入一个太小的桥头堡同样也妨碍了随后的支援的炮兵的前进。另外,为取得成功,朱可夫,方面军和集团军领导给这个地段部队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导致了重复的、自杀性的、代价高昂的正面进攻,结果使参加攻击的部队迅速耗尽了战斗力量。可悲的是,总参的报告并没有提到具体的人名,这当然是出于很明显的理由。这个报告也没有分析这次行动的其他方面的因素。

“火星计划”失败的原因(续)


苏联的档案文件证实了上述问题,而且还暴露了其他问题。有些材料强调了苏军在训练,装备和人员素质方面的问题,这些都使苏军的战斗效能大打折扣。例如,这些文件指出许多苏军坦克乘员,特别是坦克驾驶员的训练不足,而许多苏军士兵缺乏必要的冬季作战服。另外,惨重的人员损失迫使苏军重新起用那些以前因为健康或年龄原因被认为不适合承担作战任务的军官。

苏军的战场报告程序也显得极为马虎。苏军第8近卫步兵军在12月3日给其下属单位发出的一份命令中指出,粗率的报告程序可能会使部队真实的战斗准备情况无法准确地反映到高层指挥官的眼中。这个命令写道:“在所有的战役报告中,大多数部队没有完全反映他们的损失,战利品(缴获的装备),以及敌人的损失。” 命令还写道:“如果每日必须的报告不及时报上来,我们将对那些拖延的、不准确的情况汇报采取严厉的措施。”

许多的档案还强调了苏军在战役期间糟糕的通讯保密措施。还有一些文件反映,由于战役开始的时间拖的太长,苏军已经丧失了任何有效的战役的保密性。例如,第2近卫骑兵军在战役后递交的报告中说:“由于战役的时间拖延太久,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准备行动,这点从战俘的供词中已得到证实。因而,敌人有时间来采取想对应的措施,他们开始加强雷场,在纵深地方挖掘壕沟,并且向前方调动新锐的师团。”

还有许多战场报告批评了苏军部队及指挥官的士气低下。苏军指挥官不得不特别注意清除战场上众多的阵亡者的尸体,并把受伤的人移走,以免这种大屠杀的惨象影响幸存者的士气。有时,即使不是为了振作士气,为了加强战场纪律,也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例如,在1942年11月30日,第8近卫步兵军的政工军官给第20集团军总部递交了一份报告中写道:“根据国防委员会敌227号命令,我对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的畏缩和恐慌行为进行了严厉的处置。在第148独立步兵旅,第2营机枪连的副指导员Emtsov,因恐惧和畏缩逃离战场被当场枪决。… 在第150旅,我们处理了3例自残事件。”

这些问题也蔓延到了军官阶层,考虑到苏军指挥官极高的阵亡比率,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12月30日,第20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秘书Moiseenko上尉向新任第8步兵军军长Ksenofontov汇报说:

“军事委员会得到消息说,在42年12月24日晚上,第8步兵军总部第1处处长近卫军上校Andrianov,喝得酩酊大醉后来到第354步兵师的指挥部,他无法清楚地解释为什么要去那里。醉醺醺的他随即被抬到了床上。

12月19日,在第148步兵旅,该旅的炮兵主任Fedorov少校,在喝得大醉后在厨房里发酒疯,用他的手枪开枪打伤了厨师Chernovalenko的腹部,并且射穿了Danilov中尉的上衣,党员证,和钞票。Fedorov随即被开除出党。“

军官中的酗酒问题,不论是否常见,都是一个僵化的纪律系统的不可避免的产物,这个系统不会容忍军官们流露出软弱情绪。在第8步兵军的第0081号命令(1942年12月13日20:00)中明显地体现出这种纪律的严酷无情,命令写道:“警告所有指挥人员,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放弃战斗岗位将被视为背叛祖国的重大罪行 … 在12日8:00就有关防御准备情况亲自向我汇报,如遇敌人攻击你们占领的位置,不得后退一步,要么消灭敌人,要么战死。”

德军的情报也证实了很多苏军存在的问题。第9集团军的11月30日情报总结中也看到了苏军炮兵对前进的步兵的支援工作做的很糟糕:“看不到(苏军)攻击行动和炮兵火力之间有什么协调可言,随着攻势的进一步发展,步兵和炮兵的协调变得更乱了。”德军报告同时也证实了苏军在步兵能够达成完整的突破之前,过早地投入装甲和骑兵部队。另外,德军还认为苏军一直低估德军的实力,这仿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显然,这种错误还引起了苏军指挥层内的很大的分歧。第9集团军12月3日的情报总结中证实,由于苏军低估了德军实力,当德军指挥部在战役过程中将新的师团投入到重要地点时,导致苏军措手不及。这份新的报告援引缴获的苏军文件说,苏军最初投入战役的部队损失了整整一半的力量!

第9集团军在其12月15日中情报总结中得出结论,苏军已经承受了惨重的损失,“流干了他们的血”。摩德尔的情报人员将苏军失败的最终原因归结于苏军的领导能力不足:

“敌人的领导能力在战役的准备阶段和开始阶段表现出了技巧和适应性,大体而言符合斯大林的第306号和第325号命令的规定(有关进攻部队的使用和集中使用坦克)。然而,随着战役的发展,敌人的领导能力再次表现出以前有过的缺陷。确实,敌人已经学到了许多,不过他再一次表明他无法充分利用关键地方的有利形势。敌人在战役开始时雄心勃勃并取得一些局部的成功,但当遇到重大的损失及没有预见到的形势时,战役就渐渐退化成一种向前线坚固设防的地点的没有理智的、近乎疯狂的反复捶击。这种难以理解的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不过,说到底,俄国人从来就不讲求逻辑的。他又退回到自己的自然本能,而俄国人的本能是使用大规模的、蒸汽压路机式的战术,顽固地盯住给定的目标,不考虑正在变化的形势。”

第9集团军的报告提到苏军习惯于将全新的但训练不足的补充兵团替换原先的部队投入战斗,并且将被打残的部队的幸存者“拼合”在一起以发起新的攻势。德军的报告批评了苏军过于僵化的战术,报告提到,苏第130步兵旅用一个连接一个连发起攻击,然而“一个又一个连被消灭。”

在评价苏军低落的士气时,第9集团军的报告写道:

“敌人的战斗效能(可靠性)平均来说是较差的。在11月,大约有一般的补充部队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在许多作战单位,拙劣的领导和恶劣的待遇使得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关系紧张。第262步兵师11月18日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一个团里因为体力透支和战斗疲乏导致22人死亡。加里宁方面军11月4日的一份命令中也指出‘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不加区分地枪杀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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