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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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高粱”,在上世纪 70年代退出了历史舞台。本文围绕这一历史事件,客观描述了自50年代兴起的全国大规模治水、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论述由水利建设引发的农业生态革命及其深远意义,从而凸显了农业集体化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道别高粱话沧桑 “洼地”是中国北方平原普遍存在的古农业生态要素,它的本质特征是水涝与盐碱。大面积种植高粱正是针对这种生态的必然选择。如果不改变这种生态的本质,就只能在洼地里种植高梁。 第二部分 斥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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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高粱”,在上世纪 70年代退出了历史舞台。本文围绕这一历史事件,客观描述了自50年代兴起的全国大规模治水、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论述由水利建设引发的农业生态革命及其深远意义,从而凸显了农业集体化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道别高粱话沧桑


“洼地”是中国北方平原普遍存在的古农业生态要素,它的本质特征是水涝与盐碱。大面积种植高粱正是针对这种生态的必然选择。如果不改变这种生态的本质,就只能在洼地里种植高梁。


第二部分 斥卤生粱说轮回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中国先民与水患、盐碱进行了不息的抗争。但由于一直未能组织起强大的社会力量解决“排涝”这个核心问题,以致对大面积低洼、盐碱地的开发陷入周期性的轮回状态。


第三部分 万流归海见桑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对大江大河进行彻底治理,大力兴建农业蓄、排、灌水利工程,一举改变了险恶的农业生态,从而引导了中国农业极为深刻的革命。其意义不亚于大禹治水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同时堪称世界农业发展史上的典范。




– 万流归海见桑田 —

——从 5000年大视野看新中国前30年水治与农水建设对华夏农耕形态的深刻革命


本文缘起

是的,在华北、在东北、在西北,大片高粱地已消失,高粱作为曾被我国广泛种植的传统粮食作物已退出历史舞台。高粱是怎样退出历史舞台的?“草桥关民”网友在人民网上发表《高粱地基本消失是农村改革的成果之一》一文,把高粱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归结于农村由“集体制”向“家庭制”的改革和农民对“精致生活”的追求。 [1]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实质是“政治万能论”的翻版——只要坚持私有化方向,高举个性解放的旗帜,什么高粱、谷子、大白菜都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进一步溯源,你甚至还能发现这个观点直接传承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学说。


据考古发现的炭化高粱种子和编著于公元3世纪的《博物志》的记载,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大面积种植高粱的历史长达三千多年,从西周早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早在两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时期,中国农业就开始进入“家庭制”。秦始皇统一中国标志着农业“家庭制”的成熟。这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几乎在中国农业进入“家庭制”的同时,孔夫子发出了“食不厌精”的感慨——这说明追求“精致生活”也并非现代人的专利。然而,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没有看到高粱有丝毫“隐退”的迹象。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红高粱的“飒飒英姿”在中国农耕文明史上伫立了三千多年?又是什么原因偏偏让我们这一代有幸和它道别?本文就以高粱为脉络,通过描述华夏五千年农耕文明的生态演变,对高粱的来、去之谜,做出尽可能系统、完整、准确的回答。


一、道别高粱话沧桑


在正式论述前,需要澄清一个问题:高粱的产量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个子高,产量就高”。与原产于中国的谷子(粟)、水稻,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相比,原产于非洲的高粱在粮食作物中是除谷子之外单产潜力最低的。人们种高粱绝不是“为了追求产量”。1985年,全世界高粱种植面积5019.1万公顷,收获总量7745.2万吨,折算单产不足每(中国)亩103公斤。中国的高粱单产量比世界单产量要高。1986年,中国共种植高粱187.55万公顷,总收获量为538.4万吨,折算单产每亩191公斤。而1985年,中国的水稻产量为每亩356.5公斤,玉米每亩236.4公斤,小麦每亩198公斤,谷子每亩101公斤。 [2]


除了产量低,高粱的另一个先天不足是难吃。发达国家一般把它列为饲料用粮,这倒不是因为它所含营养低(其营养成分与玉米相近),而是因为其种皮里含有大量单宁(生柿子中也含有这种物质)。单宁的含量高达整个种子重量的1.5%,它导致高粱味道苦涩,难以下咽。单宁的另一个特点是易于和蛋白质结合,生成极不易被人体消化的胶体——这就是吃了高粱面窝头肚子容易发胀的原因。喝高粱面糊糊不能用筷子搅,稍有搅动面糊就会“泻”,因为搅动会使胶体和水分分离。有经验的食客都是不停地转动饭碗,直接用嘴“呼噜呼噜”地喝。


高粱之难吃还在于和玉米、谷子相比,它缺乏必要的谷氨酸、赖氨酸、蛋氨酸等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能给人以香适味觉,味精的学名就叫“谷氨酸钠”。缺乏氨基酸的高粱没有玉米、小米那样鲜香可口。


关于高粱的难吃,我们还可以引用东北、北京一带流传的一句“俏皮话”作为佐证:日本人吃高粱米——没有办法了。


就是这样一种产量既低、质量又差的粮食在中国的田间灶头活跃了三千多年。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它从非洲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是什么原因迫使它依依不舍地离去?


1、从“洼地”和先民的聚落说起

“走过一洼又一洼 ,洼洼地里好庄稼”


这是反映农村巨变、歌颂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优秀现实主义剧作《李双双》中孙喜旺的唱词,在中原一带可谓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我们注意到,这句唱词连用了四个“洼”字。如果你对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湖北北部等中国北方农村稍有了解,你会发现“洼”字的使用极为广泛,它渗透在农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所谓的“洼地”。有些超过两千人的较大村庄,甚至连“东洼”、“西洼”、“南洼”、“北洼”都全了。


常常可以听到村民们互相打招呼,


“去哪里?”


“南洼割麦子。”


显然,这里的“洼”是指某处特定的田地。


有时候能听到这样的对话,


“去七里营怎么走?”


“一路向东。”


“有多远?”


“两洼地。”


这里的“洼”又演变成距离的度量单位。据笔者的经验和调查,一洼的距离约等于一公里。


能够演变成度量单位的事物,必定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且是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事物。比如英尺(foot)就是一个男人脚丫子的长度。中国的“丈”原意是指一个男人的身高(据说以大禹的身高为标准),故有“丈夫”之说。当然,随着历史变迁,中国 “尺”的长短发生了变化,使得十尺(一丈)的长度和一个男人的身高已大不相符,但还是留下了“丈夫”这样的语汇痕迹。


可见,中国北方农民与“洼”的关系和对“洼”的认识程度相当于英国女士和“男人脚丫子”的关系,是“每天晚上都要碰一碰的”。


“洼”的度量衡化反映了“洼”的普遍性,度量单位的大小反映了“洼”的规模——以公里作为尺度。


“洼”到底是什么?笔者如此定义它:“洼”是中国北方平原普遍存在的连片季节性湿地。它与聚落地、旱地、水源、气候等要素一起构成传统中国农业的生态元。这种生态元亘贯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史,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才被新的生态元所取代。所谓“生态元”可以简单理解为“构成大生态的基本单元”。


河南古称“豫”。“豫”的文字学含义是“一个人牵了一头大象”。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揭示:在华夏祖先即将进入农耕文明的前夜,即七八千年前,中原大地一派水草丰沛、林木茂盛的景象;现活动于热带雨林的大象在中原一带尚有出没,其生态景观介于现在东北丹顶鹤的栖息地——湿地与西双版纳雨林之间。


后来,由于气候变迁,林木渐渐稀疏,湿地逐步演变为季节性湿地。所谓“季节性湿地”就是在降雨量大的季节或水灾泛滥的年份里表面积水,在正常年份的少雨季节积水退去,露出地面。就是在这个时期,华夏先民在这块土地上迅速繁衍起来,中国农耕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一个个农耕聚落出现在辽阔的东亚内陆。


由气候变迁引起的生态变化极其缓慢,以千年计。这意味着,在数千年里,华夏农耕文明必须与季节性湿地所构成的生态元结伴而行。若没有强大外力介入,这种状态仍将缓缓延续。


《诗经·卫风·氓》中的诗句“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描绘了今京广铁路新乡—安阳沿线大平原三千多年前的生态景观。“隰”就是低洼积水地。距今八百年前左右,北宋京城汴梁虽早已不见大象的踪影,但大型鳄鱼在京畿还时有活动。 [3] 可见前后生态之连续与稳定。


洼地在北方平原是否大规模存在?以北京为例:北京亚运村附近有一个地方名叫“马甸”;首钢的新厂址叫“曹妃甸”;北京地处北纬40度、东经116度(N40/E116),正好处于这个经纬度坐标点上的村子叫“下苇甸”,它被称为“京西皮影之乡”;北京大年初一的老庙会叫“厂甸庙会”。如此种种,无须赘述。以“甸”为后缀的地名,用北京话说,那是“多了去了”。


“甸”就是大片的积水洼地。《礼记·周礼·地官·小司徒》载:“四丘为甸”,即由四个高地围起来的那片洼地就是一甸。经史学家郑玄进一步注释:“甸方八里。”即一甸的长、宽均为八里见方。假如这个“里”和现在的一里长度相仿,则我们可以简单推算出一甸约为两万四千亩。可见“甸”的度量值比中原一带的“洼”要大。


清代,北京许多地方仍沿用“甸”作为地名。这反映了北京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农业开发程度比中原低、人口密度小、聚落间距大的历史状况。 50岁以上的老北京人应还记得海淀(也作“海甸”)西北郊区当时是大片的低洼积水。《竹枝词·厂甸正月》云:“雪晴满路是泥塘”。“下苇甸”之“苇”也和低洼积水有明显联系。


聚落的基本形式是村庄。北方先民们怎样选择、安排他们的聚落?首先,人类不是“两栖”动物,因此要选择能常年露出水面的高台地带作为聚落地;其次,周围还要有相当面积的常年旱地用于耕种。这部分旱地史称“桑田”、“桑榆之地”或“永业田”——这些都是自西周起就有的称谓。


何谓“桑田”?棉花引入中国较晚,古称“木棉”。直到唐宋时,要拥有一件产自印度的“木棉袈裟”都很不容易,围绕这种宝贝,经常有血雨腥风的故事发生。中国古代的纺织主要依赖于丝、麻。在村边旱地旁栽种桑树是西周时就有的传统。据说,这是轩辕黄帝的配偶——嫘祖在西周前两千年亲自倡导的。


何谓“永业”?顾名思义,就是不动产。在因征服或开发而形成聚落的早期,参加战争或开发的聚落成员可以按人头分得田地,并可传给后代。这些田地,官府要造册登记、岁亩完赋。为宣誓产权,村民常在田地之间埋下石头或石灰坑,作为界定产权的证物,这就是通常说的“界石”。


“榆”即榆树。榆树成材周期长,耐旱而不耐涝,但主干发达,材质坚实,是典型的栋梁之才。在聚落附近栽种榆树表达了先民们对占有这份不动产的自信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和“桑田”相对的是距离聚落较远的“洼地”。


2、从洼地积水和“盐碱化”说起

洼地由于地势低,往往秋季积水。在降雨量大或水灾年份,甚至全年积水不退。如果读者要把它和“水草涟漪”、“地球之肺”等浪漫词汇联系起来,实际情况未免会让你大失所望。和恒久湿地的生机盎然不同,与季节性湿地相伴的是盐碱化,古文献称之为“斥卤”。


( 1)洼地的“盐碱化生成机理”

秋季,雨水从天而降,溶解了地表的可溶性盐分,并将之从四周高地冲刷到洼地,在洼地形成齐腰深的积水。由于没有河道排出,积水只有两条出路——下渗和蒸发。蒸发的过程是盐分的富积过程,下渗的过程是盐分的储存过程。年复一年,洼地浅层水中的盐分逐渐累积。我们把这种溶解——冲刷——富积——储存——累积的过程称为盐碱生成的宏观机理。


除了宏观机理,盐碱化还有一个微观机理。初冬,阳光辐射,来自西伯利亚的干燥风吹过洼地,将表层土壤中的水份带走,本来含盐浓度已很大的地表水进一步浓缩,盐的白色晶体终于析出。然而,盐碱化并未就此停止。随着水分的蒸发,土壤打开所有的毛细管,源源不断地将含盐浅层水“泵”到土壤表层进行补充,重复蒸发脱水、析出晶体、再次补充的过程。如此周而复始,把晶体盐堆积到土壤表层,在冰封来临之前,整个洼地完全变成了一个专业的“晒盐场”,盐层厚度有的竟可达10cm以上。


( 2)洼地的盐碱化挑战植物的生存极限和种植极限

极度或高度盐碱化的土地,基本不适宜耕种。通常只有少数几种杂草可以生存于其中,最常见的是莎草(音“蓑草”)。提起莎草,对人类文明史略有了解的读者往往会联想到茂盛的尼罗河莎草,古埃及人用它加工出了人类最早的植物书写材料——“莎草纸”。要说明的是,“莎草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蔡伦纸”,其性质和桦树皮经过柔化加工后可作书写材料相同。尼罗河莎草高达 1至数米,亭亭玉立,在中国是可以当作观赏植物的,水栽几株可表现绮丽的“椰岛风光”。而中国北方的莎草就没有此等高雅的仪态。在土壤、水源良好的环境中,它可长到30厘米高;在恶劣的盐碱化水土中,它的高度一般在10厘米左右;其根茎可入药,药名“香附子”。


“呼啸的西北风掠过旷野洼地,稀疏低矮的莎草枯萎凋零,残败的枝叶被白色的盐层覆盖”——这就是初冬洼地的一派萧杀景象。


“春夏似火炕,秋季水汪汪,冬来白茫茫”——农民对洼地与盐碱地做出了最洗练的描述。


盐碱肆虐虽严重制约了华夏农耕文明的进程,却在另一方面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惊喜。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和被称为“第五大发明”的豆腐,都直接起因于对盐碱的认识和利用。把土壤上泛起的盐层用水溶解,过滤出清洁的液体,然后加温蒸发,不久就会析出晶体,这就是硝酸钾(俗称火硝),它是配制火药的主要原料。剩余的液体被称作卤水(以氯化钙为主的二价盐),是制作豆腐的沉淀剂。火药、豆腐在中国盐碱分布最广的黄河、淮河流域首先被发明出来,也许是在华夏子孙抗争盐碱化一次次失败后,上天出于怜悯而给予的安慰与补偿吧! [4]


洼地的可耕地大多处于中度以上的盐碱化状态。“可耕”不过是勉强可以耕种。即便是“勉强”,也必须找到一种生命顽强的作物。


谷子是华夏先民最早驯化的农作物,它的野生种(即“狗尾巴草”)在现在的大都市里仍可见到。据说,炎帝神农氏当时找来很多种“狗尾巴草”试种,从中选出了谷子。在小麦、高粱、玉米传入中国之前,谷子和稷子全面承担着养育华夏北方子孙的任务。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谷子依然是北方人民的主粮。但谷子的特点是耐干旱瘠薄、不耐水涝、不耐盐碱。因此,洼地是谷子的禁区。它适应山区坡地和黄土高原的水土条件,在平原地区只能种植在“桑田”旱地。


于是,高粱走进了华夏农耕文明史。


3、从高粱的植物学、农学属性说起

高粱原产于非洲。虽然中国也发现了野生高粱,但正统的农业史观点依然认为,高粱是公元前10世纪(西周)以前通过埃及经印度传入中国的。华夏先民为何种植高粱长达三千余年?这是由高粱的生物学、农学和洼地的土壤学属性决定的。


( 1)高粱极耐干旱

中国北方的夏季高温干旱,高粱恰好非常耐旱。而中国南方先民早在此前一万年左右所驯化的水稻就不具耐旱性。为说明高粱的耐旱性,这里引入一个农学专用名词:蒸腾系数(transpiration coefficient),亦称需水量。高粱的蒸腾系数是332,也就是说高粱每生成1克干物质需消耗水分332克。谷子的蒸腾系数为257,玉米为368,小麦为525,水稻为650。 [5] 当然,在不同的生长发育期和水、气环境中,植物的蒸腾系数会随之改变。因涉及过于专业的知识,此处不深入讨论。


除蒸腾系数外,“植物形态学”也能说明高粱非常耐旱。高粱的地下根系极为发达,有利于吸收深层水分。在秋季狂风暴雨后常常会看到玉米倒伏,而这种现象在高粱地很少见,这皆因高粱庞大根系的锚固作用。高粱的茎、叶光滑坚实,表层充满蜡质,有利于保护水分。在干旱过度的情况下,高粱的叶片可以向内纵向卷曲,尽量减少暴露面积。若干旱进一步加重,高粱敏感的气孔会即时调节整个株体进入休眠状态;一旦遇水则立即恢复生长发育。关于叶子卷曲,很多读者在电视上看到过大旱时期玉米叶卷曲的景象,殊不知高粱叶可以比玉米叶卷得更结实。


( 2)高粱极耐水涝

高粱非常耐水涝,特别是接近成熟期的高粱,由于气孔发育完整,即使被明水长期浸泡也不影响正常生长。而玉米在水份饱和度超过80%的土壤里就不能正常生长,一旦被明水浸泡就会死亡。高粱、玉米的成熟期恰好是洼地的积水期。 [6] 于是,“漂着盆子收高粱”就成了北方农村的一大景观。


我奶奶讲过一个家族故事。那是在1942年,那年秋天大雨不止。我奶奶的一个妯娌,也就是我的一个本家奶奶,家里断粮已多日。这一家春天刚丧了男人,留下20多岁的她带着一个刚七八个月的男孩“熬寡”。这一天,大雨刚刚止住,孩子饿得嗷嗷哭叫,而母亲的奶水已干涸。她想到北洼地还有一小块即将成熟的高粱,想收点回来给孩子打“糊糊”吃。就背着孩子,借了我家的大盆去了北洼。


“大盆”是北方一带家庭使用的大陶盆,可盛水一百斤左右。“漂着盆子收高粱”就是把大盆漂浮在水面上形成“盆舟”,人在齐腰深的水里推着盆前进,把用镰刀砍下的高粱穗放在盆里。“以盆为舟”,这不能不说是北方农民无奈中的创举。


这天,直到晚上,我这位本家奶奶都没回来。第二天,人们先找到她娘家继而又找到洼地,发现她已经死了,是被驻扎在临近村庄的鬼子从村头炮楼上用枪打死的。孩子身上没有枪伤,她当时把孩子和高粱穗混装在“船”上,子弹把大盆打了一个洞,孩子在沉“船”后被淹死了。我们家族的一支和我家的大盆就这样完了。


( 3)高粱极耐盐碱

先说耐碱度,即PH值。玉米适合生长的碱度上限为PH8.0,高粱为PH8.5,差别似乎不大。但碱度是以PH7为起点的,玉米耐碱度的上限偏碱值是1.0,高粱的是1.5,后者是前者的1.5倍。 [7]


再说耐盐性,高粱和玉米之间的差别更大。高粱在含盐量5.0/1000的水环境中尚可生长发育。 [8] 5.0/1000是什么概念?这是一个接近海水级别的概念。大连近海的含盐量为30.0/1000,远海的含盐量为31.3/1000。而玉米在含盐量达到2.0-2.5/1000时就会停止生长,超过这个数字就会被“腌”死。 [9]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大面积种植高粱是由中国北方的农业生态决定的。这里没有选择,更不要说“精致选择”,连“粗糙选择”都没有。除了高粱,再找不出其他粮食作物能在洼地种植,至少中国的先民没有找到。在生长发育所需的温度、日照条件方面,很晚才传入我国的玉米比起谷子来更适合替代高粱,但洼地的积水、盐碱使玉米“望而却步”。


怎样才能在中国北方的洼地种植谷子、玉米甚至水稻?


中国的先民屡屡向苍天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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