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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安平同志出于无耻的行为,本来应该在历史上面被浓墨重彩记录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就这么虎头蛇尾的结束了,北平这个起源地被牢牢遏制住了,各地泛起的波澜也就很有限,南京的学生虽然联合起来向外交部长张群递交了请愿书,但是也没有产生什么大的事情。至于历史上面发生的什么学生被警察用棍棒打和用水龙头浇水还有什么学生失踪的事件什么的统统没有发生。只有安先生的名声变得不太好,许多教授和社会名流都对这位肆意蔑视学生爱国心的先生没有好感,虽然他抓的学生什么事都没有,连案底都没有留。

同时安平上书蒋委员长和教育部,建议督促在平津地区的高校开始西迁,起码要做准备,同时安平也在公开场合向学生宣布:既然在华北读不下书,那就到西南去。鉴于现在的情况,蒋委员长接受了安平的建议,责令教育部,交通部研究大学南迁西迁的问题,并且组成大学迁徙责任委员会,责令各个大学考察搬迁的地点,这个通知一发出马上就引起轩然大波,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安平的理由是你们既然想打仗那么就打仗就是了,但是打仗和学生没什么关系,所以学生教授这些国宝就要马上运到后方保护起来。安先生的举动不仅中国人看不懂,日本人也看不懂。就这样的样子看来根本不知道国民政府是想打还是想和,安平会见日方代表的时候总是说:啊,你们说的我不能同意,要是你们要打的话请一定提前通知我们,起码提前半年,你看看我们有这么多的学校要搬迁,还有文物古董什么的,请一定要多给一点时间啊。

但是实际上华北的事务完全是宋哲元在管理,在和日本人的时候,宋先生又不是那么地强硬,总是谈一谈,让一让,让日本人缓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最后还是建立起来了,学生的反对运动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张允荣、张壁、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杨兆庚等人也被任命为委员,这些人大多是亲日派。国府方面在平津的势力被完全驱逐掉了,包括国党的党分部,蓝衣社,以及各种挂着国府名号的组织机关,只有戴总管的秘密组织还在地下活动。政务委员会以二十九军的军政首脑为主,日方认为可以直接拉拢他们实现华北地区脱离中央政府,安平的身份就很尴尬,因为他是中央外交部的次长,日本人屡次要求他离开平津,但是被安平抵制住了,因为他身上还挂着平津大学迁徙委员会委员的名号。

安平去看了宋哲元,这位处在历史最关键的彷徨的时期的人在保存自己实力和消耗自己实力抵抗日本人侵略来回不定。在安平看来,那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并非是让后人看到的那样是多么的光明正大和大义凛然,事实上这些人也是人,自然会有人所有的一切软弱和犹豫,即使是穿越过来的人也常常陷入烦恼,比如说龙小姐就陷入了强烈的责任感不能自拔,只能够努力工作让自己没有时间去想抗战中间中方死伤五千万的事实。安平只能够规劝这位埋头与整理工作对应现实和历史上面有何不同同时强烈关注历史走向的龙小姐要小心自己的身体。

龙小姐同时在福建和广东两地埋头于训练部队,恨不得把自己的部队全部武装成纯德械师,同时把自己的部队全部训练成特种部队,直接的结果就是在福建军队系统和广东军队系统里面,龙小姐比蔡廷锴、蒋光鼐、张发奎三位将军还有更高的威望,每个师长乃至于军长都被她骂过训过,乃至于蔡蒋张这三位了不起的将军都被她批评过。蒋蔡乃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也被龙小姐在军事上面辩驳得无话可说,张发奎更是被批评战术呆板有正无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接近历史上的1937年7月7日,龙小姐的脾气就越暴躁。福建和广东的领导人几乎就没有见过这么拼命的女人,一边努力学习军事训练军队,一边加紧工业建设,储备军火。她的行为为她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同时福建和广东的旅长、团长,乃至于更小的官都被她骂怕了。

鉴于严峻的形势,龙小姐在广西广东福建组建了军官培训学校,先后请了蔡廷锴、蒋光鼐、白崇禧、甚至于中央军校的部分教官来给营连级以上的军官培训战术,她自己还主讲了敌后游击战术,这让人有些怀疑她的身份,但是龙小姐的工作是公开的透明的,经得起有心人关注的,西南地区的领导人只能够佩服她的远见和执行的手腕。相比较安平而言,龙小姐做的事情就多得多。

安平不知道自己规劝宋哲元不要对日本人方面抱有过多的期望和要从历史的、长远的、非个人利益的立场上面看问题的话被宋哲元听进去没有。不过他还是很高兴的看到宋哲元麾下的部队保持了很高的士气和战斗情绪,要不是宋哲元、张自忠教导他们以大局为重,这情绪强烈得几乎要酿成兵变,这也是平津地带的大学生的功劳,这些学生不成组织的宣传在军营里面还是起到了效果,就目前来看,到了37年7月的时候应该不会出现友军看着自己的人孤军奋战的结果。

安平在北平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遵照蒋委员长的指示,将北平故宫的文物打包送到南京封存,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埃里克森先生向蒋委员长暗中报了收购文物的价格,所以这些文物中有很大的一部分被蒋委员长换成了美金,不过在安平看来,这些东西不过是埃里克森先生帮助中国政府在美国保存几年而已,完全不必担心这些东西被送到华盛顿博物馆或者是大英帝国博物馆,也就是保存个五十年而已,倒时候组织几个展览会,这些美金就赚回了。安平先生把这件事情做得很秘密,几乎没有人知道,蒋委员长拿着钱,埃里克森先生拿着文物,安平做的事,大家都各自偷笑。

委员长阁下一边操心平津方面的局势,一边操心陕北的剿共,同时还要担心福建、广东、广西的局势,同时还要关注伊里安查亚地区的华人自治地的情况,虽然委员长阁下很有可能之前完全不知道伊里安查亚在哪里。不过显而易见,看到这么一个华人政权在境外存在,委员长还是感到很高兴,特别是这个华人政权向自己的政府表示了好意,同时表示愿意接收愿意移民去南洋的难民作为劳动力,这就让蒋委员长更高兴了。这样子就大大缓解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压力,虽然对于赈济灾民国民政府做得还很不够,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埃里克森先生及其贸易伙伴提供的低价粮食在苦苦支撑,灾民人口的减少正是他所愿意看到的,至于这些人到了南洋干什么他是不管的。中国向来是不缺少人的。

同时其他的原因是蒋委员长阁下在军火开支上面很没有节制,没有多余的钱搞其他的事情,不过这正是安平愿意看到的。埃里克森先生已经代替洛克菲勒集团成为了中国教育的最大赞助者,不过他主要向国立四川大学和国立重庆大学提供教育经费,并且帮助他们聘请外国老师和国内的知名学者。至于北大清华自有其他人操心,不过这也是因为这两个学校位置特殊的原因,不过埃里克森先生还同时向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武汉大学以及浙江大学提供经费。主要原因是安平很佩服中央大学的罗家伦和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在这两位的手下,这两个大学培养出了不少人才,武汉大学也是当时的五所名校之一,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当然,二十世纪也一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教育是关键,来自未来世界的安平远远比蒋委员长有远见,但是蒋委员长如果知道自己培养的都是中共的人才的话,对教育也不一定会上心的。

这些年来灾害不断,国民政府刚刚实行币制改革,停止使用银元,改而发行法币,这固然是因为美国政府恶意收购白银导致银价不稳的缘故,同时也是政府干涉经济的必然结果,如果不稳定自己的货币基础根本就不可能和日本人打仗。加上埃里克森先生和美国银行家们的努力,1935年底,国府正式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法币,同时宣布白银收归国有,发行的法币同时以美元和英镑为外汇本位制,实际上是以美元为外币本位。这时候埃里克森先生带着自己控股的美洲国民信托储蓄银行(即后来的美国美洲银行也就是美国银行)联合宋子文的中央银行,孔祥熙的交通银行和委员长的中古农民银行,运用行政手段官方强行入股,埃里克森先生的美洲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手段,吞并控股了大量私人和财团的银行主要有中国国货、中国农商、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商业以及广东银行这样的华侨银行。杜月笙也跟在后面当了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这下子华南、华北、江浙三大财团系统都被中央控制住了。

埃里克森先生在这里面收获不小,不仅获得了部分中国各大银行的股份,而且还把自己旗下银行的业务扩张到了中国、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积极打压了花旗、汇丰在中国的业务,对于埃里克森先生来说,目前来看,钱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国民政府的友谊,由于埃里克森先生的帮助,国民政府的经济事业在甘末儿先生、恩·杨格博士为首的外国顾问的帮助下,在埃里克森先生的支持和资助下,在熟悉中国国情的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位先生的具体操作下,蒸蒸日上。孔祥熙先生在埃里克森先生的支持下,在对换货币的当天,将自己的2.5万英镑和3万美元全部兑换成了法币,起到了很好的广告作用。埃里克森先生的银行也接受法币任务,英美方面的政府同时宣布自己的在华银行接受国民政府的新币制政策。由于之前保密工作做得好,日本方面毫不知情,遭受了重重一击,接着又在向英国和美国的责问中被强硬地抵了回来,直叹这是一大经济和外交上面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