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曼会战回忆录--蒙哥马利 1

阿拉哈尔法战役在第8集团军中,命令常遭受各级部属的非议,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比长官高明,所以常要采取强硬行动,命令才获执行。我决定立刻纠正这种情形,以后不可以再讨论命令,命令发出了就要执行,我目前所需要的,不是根据前任沙漠指挥官的看法,而是按照我自己的看法打仗,并且一定要在我们发动攻势之前打一场大胜仗,这样才能恢复官兵对最高指挥部的信心,提高他们的士气,应付将来的苦战。他们一定要有信心。我不多久就看出属下的官兵都是真正英勇的良才。第8集团军由身经百战的各个作战师组成,但是上上下下都给过去发生的事弄得有点迷惘,因而信心大失。邱吉尔首相说他们“勇敢但不知何所适从”。失去信心以及发牢骚(这是失去信心的部分原因),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只有打胜仗才能挽回局面。在这场仗中隆美尔要被轻易击败而且败得分明,第8集团军的伤亡又要非常轻微。


我不能先发动攻击,要等隆美尔给我制造机会。但若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就必须准确预测敌人的攻击计划,然后决定如何应付。这一点不难做到,我的情报人员确信敌人会在南翼突破我方阵地,随后左上以装甲部队攻击阿拉哈尔法岭及鲁维萨特岭。我同意这种看法,便根据这个预测拟定计划,我们相当清楚敌人的实力,以及进攻的时间和方问。


我决定以第四十四师固守阿拉哈尔法岭,并在山岭西端以南部署坦克。待我确定敌人主力是指向阿拉哈尔法岭时,便计划把装甲部队调入岭西以及亚拉梅思主战线新西兰军队阵地之间我十分肯定装甲部队将来必定会照这样调动,所以下令演习该项行动。九月一日早上一切情形果然不出所料,那时我已经部署好约四百辆坦克,在发射两公斤多重炮弹的反坦克炮掩护之下,摆开阵势。我严令装甲部队不准出动攻击隆美尔的军队,他们不许移动。要让敌人冲过来,自招惨重伤亡。


我知道隆美尔不会绕过我的部队,向东迳取开罗,如果他胆敢这样做,我那四百辆坦克便会从背后加以痛击,打他个全军覆没。然后我决定我军的最南翼应该保持灵活。第7装甲师将据守一条宽阔的前线,敌人来攻时即行后退,待敌军左上转向阿拉哈尔法岭时,第7装甲师即从东南两面杀上,大举围攻。


贺若克斯中将此时刚从英国到达,负责指挥我军左翼的第13军,我把计划的细节告诉这位干练的将军,让他执行。我—再叮嘱,在这场战事中,不可让第13军受创,特别是第7装甲师,因为这个军在我们的十月攻势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我接着向他概述所想到有关十月攻势的主意,他以一贯的积极作风跟我热诚讨论。


隆美尔的进攻计划与我们的预测完全符合,大家按照我的部署作战。敌方部队从新西兰师的防区向东攻击我们的坚固阵地时,无法前进。于是我们从四面八方集中火力加以痛击。沙漠空军也在上空轰击助战。这场仗打得很成功,几天之后,敌军已损失了许多坦克及其它车辆,不得不考虑撤退。迫使敌军最后撤退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沙漠空军在肯宁汉空军少将指挥下的行动。在这一役中,陆军与空军共同拟定一个行动计划,密切合作,陆军总部就在空军总部的隔邻。我初来到北非沙漠区的时候,陆空两军好像有分道扬镳的趋势。第8集团军各指挥官并不了解空中实力的作用。这场战役使陆空两军再度合作,以后在我统率第8集团军的期间一直如此。空军上将泰德决定派遣威灵顿式长程轰炸机轰炸隆美尔部队后方的托卜鲁克,使他获取补给的最后希望落空。这一项决定关系重大,因为到了这个时候,隆美尔就不得不决定停止进攻,他已经被击败,而且又缺乏汽油,事实上再也没有办法恢复进攻。


作好应付预期中敌方攻击的计划,并开始部署后,我便转而考虑我们的攻击行动。


隆美尔于八月三十至三十一日的夜间进攻,我照平常时间就寝,敌人于午夜后不久发动攻击时,我已入睡。德金干德准将讲述那晚的情形。他决定把我唤醒,告诉我敌人来攻他说我当时只回答道,“好极了,最好不过啦。”然后立即又睡着了,早上照平常时间吃早点。我不记得是否如此,但是我相信他的话。我深信如果每个人都遵守命令,我们一定会战胜。我指挥第8集团军打第一场仗,专心贯注于战斗要完全按照我的总计划进行。


我看到隆美尔的军队已阵脚大乱时,便下令我军从新西兰师的阵地向南突进,封锁敌人进入我们阵地的缺口。德军立刻迅速向最初进入的地区撤退,那就是我信的布雷区。我便让他们留在那里,下令停止战斗。敌方大军在我们的南翼。正合我意,因为我正考虑稍后在战线北端发动主力攻击。我记得贺若克斯中将曾向我明言,认为敌人不仅据有我们原来的布雷区,而且还据守着一些可以观察他的第13军阵地的有利地点。我告诉他应该赶快为他的军准备新布雷区。至于那些观察地点,如希梅马特,隆美尔能在那里清楚地看到我们在南翼所作的攻击准备,正中下怀,因为那是诈敌之计,旨在声东击西。


有人曾批评我未在隆美尔撤退时指挥第8集团军追击。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不大满意第8集团军的训练水准和装备,我需要时间加以改善;第二,我并不急于逼退隆美尔,使他“完整地”,撤到阿盖拉的阵地。如果我们想达成任务,必须使隆美尔停下来作战。然后把他彻底击败。隆美尔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以前他也曾多次撤退,但都只是奉命而行。我们当然想在己方准备妥当后,要他劳师远征和我们交战,那时补给线是敌长我短,何况我们更有以逸待劳之利。如果他在阿拉曼与我们对阵,就会有这样的形势出现。

阿拉哈尔法之役,结果完全符合了我们的理想。第13军在南翼的行动,令我非常满意,贺若克斯完全按照总计划行事,他那天的表现值得大大嘉奖。事后他常对人说该役结束后我如何向他道贺,接着告诉他哪些地方做错了,又教他作战时应怎样指挥部队。一九五五年我读到梅林津著的一书,名叫《坦克战》,很感兴趣。梅林津在一九四三年时任职于隆美尔的作战参谋部。他称阿拉哈尔法之役为“沙漠战的转折点,自此之后,德军在各战线上遭遇连串挫败,露出了德国失败的先兆”。


仔细思量一下,我从这场战役得到了几点重要的教训,这是一场“集团军”战,第8集团军的威力是根据明确的集团军计划发挥出来的,作战时司令部从头到尾都把局势抓得很紧,这情形使官兵了解到他们需要一个操纵他们命运的领导人,战役结束后,他们均接受我为这个领导人。


第8集团军兵员主要都是临时参军的平民,而非职业军人,他们自然全部都是读报纸的普通老百姓,我觉得要统率这样的人,不仅需要一个领导人物,还需要一个集中大家意志的焦点换句话说,不仅需要一个主人,还需要一位福星。我于是着手满足他们的第二个需要,我深信如果他们能把指挥作战的人看作一个人,一定大有助益。只服从不具人格的偶像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认识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种分析听起来好像冷酷无情,只是闭门静思后作出的决定,不错,它的确是这样来的,我承认这一点。一定要研究出一个最佳办法,去统率这支军队,把他们的优点发挥出来,把他们训练成一支作战有效,心里满足,甘愿听令效命的部队,因为我吩咐他们执行的任务越来越艰巨。不过我也得承认,我很乐意成为他们秘密的精神寄托的焦点,如果我能给他们一点什么——我想培养一种团结心——我自己也从这次的经验得到不少益处,它帮助我认识他们,察觉他们士气的高低,并且逐渐感受到他们对我的丰富情感。从阿拉哈尔法之役开始,我戴起一顶澳大利亚军帽,起初主要是因为这种帽子在沙漠地区最合用,但是不久人人一见到了这顶帽子就认出是我,起码在澳军的战线以外是这样,在大家都知道,后来我改戴一顶黑贝雷帽,初时主要也是因为它实用方便。


贝雷帽上的两枚徽章,本来也不是故意加上的,但我很快就发现它们的功用,当初坦克团把它送给我的时候只是开开玩笑,不料结果竟然成为我在整个沙漠地区的个人标识,我不久就晓得双徽章贝雷帽在战场上出现,有助鼓励士气,因为士兵们都知道我在附近,知道我在十分注意他们的行动,而且知道我不是在后方安然坐着发号施令。贝雷帽比高级军官那顶饰以金丝带的帽子有用得多,它可以说是我的商标”,戴起来也非常舒适。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这场仗改变了以前一向被认为正确的一条信念。当隆美尔的装甲部队来攻的时候,我军没有放出己方的坦克反攻过去,一支训练既不足,装备又不良的军队,必须改变战术。我拒绝乘胜追击,因为这与我的长远计划不合。


最后还要一提的是这场胜仗提高了我军的士气,早在战斗之前,最高指挥部已经预言情况会怎样发展,这时果然不出所料,我们不但赢得胜利,而且损失轻微,这对我军的士气影响重大。我到达沙漠区之后数天,即在总部中运筹帷幄,宣布重新整编,以建立沙漠战事的胜利基础。稳定军心,这些措施使人人都放宽了心情,但是一般气氛还是,“看来很好,好像很好,但是行得通吗?”大家自然都很乐意尝试使计划成功,他们的信心与日俱增,但至阿拉哈尔法一战,他们才真正对我以及我的方法——也许可以说我的预言——心悦诚服。这—役也奠定了日后阿拉曼的胜利。


阿拉曼战役阿拉哈尔法之役过后,我们面临一个困难的基本问题,我们在地中海与夸达拉洼地之间约六十多公里宽的地区上,与隆美尔的部队对峙,敌人不断加强防御,沙漠上从没见过这么坚固的防御工事,布雷区既深且广,连一个暴露的侧翼也没有。当时的难题共有三点:第一,要在敌阵冲开一个缺口;第二,使装甲配备强、有大量机动部队的第10军,从这个缺口进入敌阵;第三,展开作战行动,歼灭隆美尔的军队。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怎样才可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要不让敌人知道我们准备进攻,真是谈何容易。我决定在战术上出奇制胜,务使敌人扑朔迷离,不晓得准确的突击地点和时间,这就需要一个精密的诈敌之计,稍后我将谈谈我们采取的一些布置。


其次,我们必须在月圆之夜出击,因为布雷区又广又深,部队必须看得清清楚楚才能行动,我们不可能在月亏时出击,因为我预料最少要混战一个星期才能冲出敌阵,所以一定要乘月盈时行事,这样一来,可供选择的时间就只限于每个月的某几天,隆美尔的攻击阻延了我们的准备工作,因而无法在九月份月盈时准备停当,保证成功,我们不能再有失败,第8集团军官兵的生活殊不好过,没有多少乐趣可言,但他们都一一忍受下来,只为求胜心切,我决意让他们这次饱尝大获全胜的滋味,英国人民也需要一次真正的胜利,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只看到重重灾难,最多也只不过是局部的胜利,全面胜利需要时间,我们必须进行演习。我上任时曾向第8集团军许下语言,如果未准备好,决不会发动攻势,看来十月以前是不能完成准备的了,十月份的满月在二十四日,我便决定在十月二十三日晚上发动攻击。于是通知亚历山大将军,政府立刻作出答复,亚历山大接到了首相的指示,指定我们在九月进攻,以便配合苏联的攻势,以及盟军于十一月初在北非西海岸的登陆行动[即“火炬行动”]。亚历山大特来找我,商讨如何答复上头。我告诉他如果在九月发动攻势,我们就来不及完成准备工作,攻击必定失败,如果等到十月,我保证一定大获全胜,依我看来,九月发动攻势简直是疯狂的行动,我应该这样做吗?亚历山大像过去一样热烈支持我,覆文便照我的意思拟定发出,我私下对亚历山大说,由于我早向士兵们许下诺言,一定得拒绝在十月前进攻,假使政府定要我们在九月行动,就得派别人来干,阿拉哈尔法一役之后,他们都给我几分面子,再也没听到要在九月发动攻势的事了。我看得清楚,第8集团军极缺乏训练,从来没有人强调过训练的必要,大部分指挥官都是因善于作战,又因没有更佳的人选而获擢升的……其中没几个优良的训练人才。到九月底,我仍十分担心这些部队能否做到他们要做的事。计划很简单,要取得的成果却一点也不简单……第8集团军自组成后巳伤亡八万人,又没有多少时间训练补充人员。有鉴于此,我立即作出决定。十月六日,发动攻击前两周,我修改了计划,最初的计划是先消灭隆美尔的装甲部队,然后从容解决其余的非装甲单位。这个计划符合当时一般采用的军事策略,这时我决定倒转程序,把怎样打这场仗的概念整个加以改变。修改过的计划,一方面是阻住或包围敌人的装甲部队,另一方面则逐步消灭据守防线的敌方步兵师,我们将从侧翼及后面攻击这些非装甲部队,切断他们的补给线,然后把他们“粉碎”。这些行动要利用一连串坚固的据点谨慎地组织起来,都是我部队能力所及的行动。敌人的装甲部队当然不会坐视非装甲师逐渐被消灭,必将猛烈反击,这样便正中我计。因为消灭敌人装甲部队的最佳办法,就是诱它攻击我们那些严阵以待的装甲部队,我的计划是要我的装甲部队进至“粉碎”行动的地区前面,到那时我们便可以利用敌方的布雷区阻止敌军装甲部队干扰我们的行动。只要我们的坦克封锁穿越布雷区的道路,我军便可放手依计行事。整个行动的成功关键,主要视乎第30军能否顺利突破敌阵,替第10军的装甲师闯出几条走廊,我深信如果带头的装甲旅能够不多费时间即通过走廊,我们这场仗是赢定的了。我们办得到吗?为了确保我军不费时失事,我计划在获悉走廊已被打通之前,就让第10军的装甲师紧随第30军的先锋步兵师进入走廊,此外,如果在进攻的第二天(即十月二十四日)早上,走廊尚未完全打通,装甲师就要自行杀出布雷区西线以外的地方去。有一些高级指挥官在执行这道命令时优柔寡断,几乎拖累我们输了这一场仗。

我的情报参谋部中有一位卫廉斯少校,我觉得他很能干,大约就在这段时间,有一天我们在谈话,他指出在整条战线上,隆美尔把德国步兵及伞兵部署在意大利部队之间或后面,可是遇到激战时,意大利军队并不可取。卫廉斯认为如果能把意德两国部队分开,形势便会对我们非常有利,因为粉碎一道纯粹由意大利军队守卫的防线并不困难。这个精辟的分析看法就成了“粉碎”行动总计划的一个重点,也为阿拉曼的最后胜利铺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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