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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行于思想国】


当图像代替人们思考,那么人便成了一种消费图像的工具,而不是自由思考的公民。影像真实并不等于客观真实,它充其量只是一份论证客观真实的材料,只是借助图像来理解世界更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贫困。


2007年即将结束时,有网民列出了几则最有核心竞争力的年度笑话新闻。这些笑话的特点是“它本来不是个笑话,最后却成了笑话”。而在十多项笑话新闻中,首屈一指的是“盛世出国虎,虎啸振国威”。这个新闻讲的是陕西农民周正龙拍摄的“华南虎”,引起巨大争议,认为这只华南虎可能不过是翻拍自几年前的一张年画。


拜网络之所赐,如今几乎每一个热点新闻事件,只要它具有一定的戏剧性,便有可能会遭遇“恶搞”。所以,自从周正龙先生骑着他的“华南虎”横空出世以来,网上很快出现了许多与他相关的“恶搞照片”。在这方面,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我拍到了周老虎”系列。其中一张是一只老虎倚在树上,手里举着一个相机,而镜头的前方,满脸堆笑的周正龙正蹲在了灌木丛中。


各类题材中,相关恶搞照片还有很多。过去,照片是一种回忆过往或者宣传的方式,而“恶搞”照片出现后,它同样变成了一种说理方式。当人们厌倦于长篇大论与起承转合,于是便借用图像处理软件来完成对原始照片的解构与意义重组。


在网络与影像技术流行的时代,你完全可能因为自己无意的一瞥,翻开历史多情的一页。网上著名的恶搞版“小胖”,却从另一角度向人们展示了他那成功的“一瞥”。成千上万的PS使“小胖”成为网络红人,还经常到电视台去做节目。其背后的推力所见证的正是人们解构和重组意义的热情,当然也不乏操控影像世界、“重新造人”的隐秘野心。


人类一定是世界上最“色情”的动物了。无论是爱自然之美、人体之美,还是爱未来(乌托邦),其实都不外乎“好色”。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好色”,实际上是指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而这背后,无论是为美疯狂,还是娱乐至死,驱动者莫不是人类所特有的观赏的欲望。显然,这种欲望在影像技术发明后被彻底释放了。由此人们进入了一个由影像织起来的,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二手世界。


有人曾经用八个字总结中国人随团旅行:“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相机的存在无疑纵容了人们的走马观花,不求甚解。无论到哪里都是听取“咔”声一片,而很少有人会为了一个细节在现场刨根问底。有关旅行的感悟,似乎也只是对精品相片的补充,而不是相反。人们不再书写旅行日记,拍照代替了一切,甚至代替了思考。圣埃克絮佩里在《小王子》里说,“不要用眼睛看,而要用心灵看”。而相机的无节制使用,使之变成了“不要用眼睛看,而要用相机看”。胶卷、数码存储卡让人们将世界装在口袋里,而不是装在心里。人们用成千上万的相片来实践“用客观世界说话”,但是主观世界却在自己疲于奔命的拍照中被驱逐了。


照片既有证据的功能,又有抒情的功能,这也决定了它对人的思想或者观念上的说服与征服会更直接,也更强烈。由于人们倾向于“眼见为实”,以至于许多人都相信没有照片的纪念是不完整的。正是出于对照片(或者形象)的说服能力的推崇,甚至像孔子那样今人无缘得见的古人,还有人为他制造出所谓“标准像”来愚弄大众。


在这个条件优越的“读图时代”,人们对观赏的热衷远远大于阅读。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爱看清宫剧而不读历史书的原因所在。这种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是爬山,阅读是拾级而上的探索,舒疾由心而动,而观赏则更像是坐着缆车看风景,只求随遇而安。当图像代替人们思考,那么人便成了一种消费图像的工具,而不是自由思考的公民。


回过头我们再来看“周老虎”事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张“年画虎”会被制造者奉为征服世人的工具。有希望的是,尽管照片被视为对客观世界的翻拍,但人们并不迷信照片的表象,而是直指表象背后的意义。如果意义与表象不能重合,任何瞒与骗都有可能被揭穿。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人们质疑周老虎以及随之而来的“恶搞图片”所具有的积极内涵。


影像真实并不等于客观真实,它充其量只是一份论证客观真实的材料,只是借助图像来理解世界更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贫困。早在1977年,苏珊·桑塔格便在《论摄影》一书中谈到:严格说,一个人绝不会通过一张照片而理解任何东西。通过静止的照片获得的知识只是一种廉价的知识,因为摄影的行为乃是一种“佯装的挪用”,一种“佯装的强奸”。当工业社会将其民众转化为“形象瘾君子”,影像也便成了最难抗拒的精神污染形式。生活在19世纪的马拉美曾经断言世上存在的万物是为了终结于书本,而桑塔格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万物的存在是为了终结于照片。


法国导演戈达尔曾经拍过一部名为《卡宾枪手》的经典电影:两个农民为了发财参加了国王的军队,但是,最后他们当做宝贝带回家的只是一箱子明信片。所谓美好的世界,在那里不过是一堆关于遥远世界的幻象与碎影。这些照片虽然或多或少地折射了这个世界,却永远也不会真实到可以让人搬进去居住。


作者系资深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