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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实是由两大派系组成的,一是以王明、博古、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为首的、喝过洋墨水的留洋派。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没有吃过洋面包的国内派。

从理论上说,留洋派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见识过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与欧洲革命相结合。留洋派中又分为教条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前者是以王明、博古为首,他们有共产国际撑腰。后者则以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人为首。王明与博古生搬硬套地将马列主义的理论搬到中国来指导中国革命,他们摒弃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和国情,用机械地、教条主义的方法来领导中国革命。故而他们在中国革命的斗争中输得一干二净,从而退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而以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喝过洋墨水、吃过样面包的留洋派。他们能够在中国革命的大潮中,及时修正自己的观点,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而他们最难能可贵是:通过时间和实践的观察,最终选择了他们自己的领袖、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同时也使他们在中国革命的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他们的名字,将永远彪炳于中国历史上。

而作为从没有出过洋、留过学的毛泽东等领导人来说,由于他们没有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他们在与留洋派共事中,不被相信,受到排挤、打压,甚至被剥夺领导权。毛泽东没有气馁,而是以他的丰富的学识、他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大家。他首先将中国革命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创造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共产党的小石头终有一天能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他在1926年年底至1927年春在湖南,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的考察,其实是对他进行了一次中国国情的教育,使他对中国国情有了一个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国情就是: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经济占全国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完全能自给自足。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秋收起义失败后,果断地提出:到农村去、搞红色割据,建立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可正是这一点,被以王明、博古一流瞧不起,认为毛泽东不过就是一个只看过《水浒》、《三国》的绿林好汉、草莽英雄,并最终剥夺了他的领导权。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照搬苏俄经验来指挥中国的革命战争,采取“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愚蠢战法,与强大的敌人硬拼。结果是完全葬送了中央苏区,使中国革命濒临失败的边缘。

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革命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它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不论是原来的武装斗争还是今天的经济建设,同样要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的革命或者是经济建设才能成功。反之,必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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