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传奇红色女特工

在我党杰出的特工中,年仅18岁就打入戴笠军统局内部的张露萍是一位情报巾帼英雄。

(一)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37年,16岁的她经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

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

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眼看到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工作。

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天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国民党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是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接待了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党员。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党秘密电台。

他俩组成了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1939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归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由叶剑英领导。起初,延安派她回四川,是想利用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的亲戚关系去做川军工作。余家英的到来,正合叶剑英的需要,叶剑英对她的工作作了安排,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当时,南方局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钉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

(二)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与此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党员冯传庆利用电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的具体罪证。

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为什么的准备又是那么充分?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

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顾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 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去省亲。

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话说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

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三)

在看守所里,因毛烈(戴笠的小老乡)与张蔚林等认识,而且毛烈不清楚张蔚林案情的具体情况,于是张露萍就要张蔚林利用这个机会送50块大洋买通毛烈,请他送一张纸条到重庆中二路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机关。毛收下钱后,果然照办。等戴笠派特务去搜捕时,我秘密机关已人去楼空。戴笠为此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将毛烈枪决。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党已经打入到军统里面来了,他们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敌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kuxing,张露萍始终只说自己叫徐慧琳,地主军阀余安民是她的亲戚,没有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戴笠一无所得。

“军统电台案”也使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并责问戴笠:“你说军统打入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戴笠认为,一个19岁的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却不想经过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1945年6月下旬,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军统局长戴笠亲自给军统少将、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张露萍等7人一同杀害。

1948年7月,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和西南,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发动起义,趁机逮捕了参与杀害张露萍等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随即将其押往已解放的重庆,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公安部关押审理,受到了人民的严惩。

情报工作是个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的事业。由于当时敌我情报斗争激烈、复杂,加上我方打入军统电台地下工作人员身份隐秘,又改了名字,因此,张露萍等人的事迹在上世纪80年代才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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