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文化性格差异

康有为与梁启超这对师生以“康梁”并称。他们是作为维新运动的旗手与中坚,在那特定的年代里成为思想界的领袖而齐名的。康梁有许多共同点,但在思想文化性格方面又有着不小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对待“参政”、“议政”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19世纪末,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加紧侵略,吏治的腐败,经济的凋敝,中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尽变旧法不能自强。而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且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因循保守之风弥漫,任何改革都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要达到维新变法的目的,就得讲究策略和方法。康有为经过1888年第一次上书失败,吸取了教训,正面强攻,人微言轻,显然不行,他不得不另辟路径。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先后刊行,便是把自己变法维新所要宣传的理论主张、改制思考,统统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拿孔子来对抗孔子,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达到由古入今、托古改制的目的。


康有为首先推出《新学伪经考》,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款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款;布行伪经,篡孔说者,成于郑玄”,所以叫做“伪经”。刘歆“饰经佐纂,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所以叫做“新学”。此说对当时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汉”、“宋”两派予以根本打击,它并不纠缠于某字、某义的具体训访、考证,而是从根本上荡涤之,扫除之。《新学伪经考》的刊行,对于封建社会赖以作为精神支柱的经典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促使知识分子对“卫道”的“圣经”的怀疑,起到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作用。康有为的论断,在学术上能否完全成立,可以探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敢于向人们普遍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理论挑战,蔑视传统,惊世骇俗,有利于人们从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具有积极意义,“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孔子改制考》则主要为维新变法作了体制方面的思考。康有为宣称,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立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编纂六经,作为“托古改制”的根据。因为他所创立的儒教,教义最完善,制度最齐备,徒众最众多,于是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就成了“万世教主”。孔子以“布衣改周之制,本天论,因人情,顺时变,裁自圣心”,而为“天下所归往”。所以,孔子的“托古”,是为了“改制”;作六经,是为了“拨乱世,致太平”,是要“以春秋继周,改周之制”。细绎其意,我们不难发现,以上观点与其是在说孔子,不如说是在谈“康子”,棗此乃夫子自道也。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重点阐述了政治制度应随时因革的道理,极力发挥了今文经学家所主张的孔子“托古改制”的理论。康有为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者,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为变法改制张本。他甚至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议院、内阁等政治制度也都附会到孔子名下,说是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发明人就是孔子。再也明显不过的事实就是:与其说孔子在托古改制,不如说康有为在托孔改制。他写《孔子改制考》的目的,就是要假托孔子,阐述自己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


通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康有为构建了变法维新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斗胆说这么一句话: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国没有哪一位学问家比康有为在学术界的影响更大;也没有哪一位学者的著作在中国的思想界引起过康有为几部著作那样的“大飓风”、“火山大喷火”、“大地震”;更没有哪一位学人或政治家能像康有为那样从理论上构筑自己完整的体系,在实践中那样热情洋溢地投入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政治革新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是康有为的时代。


二、参政议政,康有为言重于行,议政多于参政


就直接参政而言,康有为从政时间极短。他1895年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并未到署视事;“百日维新”加上“张勋复辟”(如果这也算从政的话),满打满算也不到半年。但其议政时间则贯串于他成年以后到生命终结的全过程,即从1888年康有为以布衣上书清帝,请求变法维新始,直到1927年他临终前几天给博仪上《谢恩折》止,长达四十年。


从1888年第一次上书到1898年戊戌变法前,康有为主要是议政,代表作是《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七次上清帝书;主要政治活动是开办万木草堂,为维新变法培养人才;发起“公车上书”,团结士子举人救国抒难;发起组织北京、上海强学会、保国会,团结士大夫、清流、帝党,为变法维新做了组织上的准备;支持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为维新变法大造舆论。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利用自己受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以专折奏事的特权,通过一道又一道的奏折,将自己的变法主张献给光绪,作为朝廷推行新政的参考。此时的康有为,虽仅六品官衔,且无具体政务,但能通过皇帝将维新变法的主张自上而下加以推行,一百另三天中,发布新政诏令一百多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各个方面。康有为实际上已成为光绪的高参、智囊。如果变法能够成功,或许康有为还真能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但是,历史不允许假设,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只好流亡海外。


十余年的流亡生活,康有为心念光绪,痴心保皇,组织保皇会,鼓吹君主立宪,武力勤王,反对革命,反对共和。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他仍然痴心不改。他不满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创办《不忍》杂志,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一切都看不顺眼,横加攻击;继续鼓吹将孔教定为“国教”,念念不忘其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企图寻找机会促成清帝复辟,以便实施所谓“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当梁启超等人在出生入死反袁护国时,他却在大声疾呼拥清帝复辟。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不久,康有为又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将其复辟主张公诸于世。终于等到1917年的张勋复辟,他不甘寂寞,跳将出来,与张勋共同上演复辟帝制丑剧。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的政治活动,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成了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人物。


康有为的参政议政,成就主要在戊戌政变前。他的一系列变法理论和主张,体现了他的治国才能,功不可没。他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实干家,他的参政议政,言多于行。戊戌政变的发生,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康有为时代的结束。而梁启超则脱颖而出,成为政坛的新星,议政的主力。


三、梁启超既是议政的理论家,又是参政的实干家


梁启超的直接从政时间,大致包括:“百日维新”期间被授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1913年9月人熊希龄“第一流人才内阁”任司法总长,后任币制局总裁;1916年反袁护国运动中,出任军务院政务委员长;1917年反对张勋复辟时任“讨逆军”总司令部“参赞”,紧接着出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其议政、参政时间从变法维新开始,直到去世,不 管是在台上执政,还是在野议政,梁启超均于得十分投入,言行并重,既是一位政治家、 思想家,又是一位实干家。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助手;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发动“公车上书”,主办《时务报》,办理译书局事务,从总体上看,他主要从事宣传鼓动工作。流亡海外时期,他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总结戊戌变法失败教训,创立“新民”学说,协助康有为组织保皇会,与革命派展开大论战,经历了一个由思想渐趋激进又回归改良营垒的过程。他一方面宣传改良,下方面又协助组织、策划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并冒死秘密潜回上海以便策应,表现了过人的胆略。


梁启超从1912年回国,直到去世,多数时间置身于参政议政的激流漩涡之中。虽然也曾多次表示退出政坛,但总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本世纪初激烈动荡的年代,梁启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扮演过举足轻重的云人物的角色;


根据在日、美等国考察政党政治的情况,结合辛亥革命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梁启超回国后便开始着手联合众多立宪党组建一个规模较大的统一政党。在新组建的民主党为他召开的欢迎会上,梁启超阐述了成立一个“真正政党”所必须具备的六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必须有共同的政治目的。政党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国为民”,当个人目的与共同目的发生冲突时,政党成员“必辟除其个人之私目的以服从政党之公目的,此政党存立 之根本要素也”。二是必须有为主义奋斗的决心。主义不同,是此党与彼党区别的根本标志。凡政党成员,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毅力,“一党之中,必人人能有此奋斗之精神,始可以成真正之政党”。三是必须有整肃的号令。四是必须有公正之手段,正如用兵打仗要讲兵略,政党亦要讲党略,政治权谋不可免,但手段必须光明正大,方能使信仰的主义表白于天下,并得到国民的同情,否则只能自取灭亡。五是必须有牺牲之精神。为了长远的根本的利益,政党成员必须有牺牲精神,有道德气魄,“身命名誉皆可牺牲,独主张不可牺牲;因主张之不可牺牲,故不可不有牺牲之精神,而忍受苦痛”。六是必须具有“优容的气量”。在多党制情况下,彼此竞争角逐,共谋政治进步,“故政党对于他党,必须有优容之气量,主张虽绝对相反,亦各自求国民之同情以谋政治之进步耳”。他大声疾呼政党间的宽容精神,并再次提出了建立两大政党竞争制约的政治格局以保证中国政党政治 正常发展的意见。1913年5月,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梁启超担任理事,成为统一党事实上的党魁。在国会内,进步党与国民党两大政党竞争制衡的局面开始形成。


转摘自《梁任公纪念馆 文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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