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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来,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军都以低伤亡的代价取得胜利,创造了现代高科技战争的神话,同时也把冯·克劳塞维茨关于在战场上歼灭敌人的思想运用到了某种极致。这一系列战争的胜利,已经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世人以往的战争观念,同时也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战略指导思想的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些改变的积极意义是勿庸置疑的,但是这些改变也正在把人们的思维引向灾难性的误区。


《孙子·九变篇第八》:“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我认为,高科技战争本身是现代战争发展的必然取向,所以,把进行高科技战争作为国防战备的指导思想也是一种必然的取向。但是,过分强调高科技战争的威力和优点,则必然走向错误和失败。


埃里希·鲁登道夫1935年撰写出版的《总体战》一书指出:“……世界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近一百五十年的所有战争相比,表现出完全另一种特征。不仅各参战国的军队在相互厮杀,竭力毁灭对方,而且人民也在为战争效力。于是,战争矛头也指向人民,也使人民遭受深重灾难。对这场战争,我在《我的战争回忆》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在当前的战争中,哪些属陆海军的范围,哪些属人民的范围,已难于区分。军队和人民已融为一体。人民战争真正体现出它的字面涵义。世界强国正以这种汇集起来的力量相互对垒。在宽大的战场和海域与敌军作战的同时,也需对敌国人民的精神和肉体施以攻击,以达瓦解其精神,瘫痪其生命的目的。’


总体战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战争的多样性时代已成为过去,而总体战却随着技术手段的改善广泛深入人们的生活……因此,今天的所谓战场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已经扩展到了作战国的全部领域。”


———这是“总体战”理论创立者埃里希·鲁登道夫对二十世纪上半叶战争范式的描述。在那个时代,不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同样体现出了总体战的特质。应该说,总体战一经出现便不可能消失,战争已不可能再退回到单纯的“政府以其军队进行的战争”了。


然而,时至今日,由于高科技作战手段的发展应用。强国只须依靠其拥有高科技装备的军队便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又被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的美军变成了事实。这种事实引起的震动是必然的和巨大的。它正在引导人们逐渐地不去重视总体战的价值,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因为,高科技战争事实上固有的特点,决定了真正意义上的敌我双方势均力敌的高科技战争,必须有而且更须要总体战的支持,而前述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准确地说还是称之为“战役”更恰当一些。


我认为高科技战争不是神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孙子·作战篇第二》:“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总体战·第三章经济与总体战》:“根据帝国档案汇集《世界大战———军事装备和军事经济》记载,战初德国中央银行有二十亿金马克储备,其中包括三亿马克帝国现金。……然而,战争的第一个月(包括战争动员)就花费了四十五亿两千万马克,”“金钱对于一场战争的意义很久以来就是勿庸置疑的”———由此可见,战争的消耗是如此之巨,而且越到后世消耗越大,这是最令古今兵家头痛的问题之一。因此,高科技战争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它的消耗比之以往战争的消耗成百倍地增加了。所以,高科技战争与生俱来的致命弱点,便是高科技的程度越高它的消耗就越大,因而越经不起长期作战的考验。但是,强国之间高科技程度的势均力敌必然会加剧他们迅速战胜敌人的难度,因此,高科技战争并不可以避免一国陷入长期大规模作战的可能。但是高科技战争本身却极难经得起长期大规模作战的消耗。这是第一。


第二,高科技战争的超强杀伤力,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而且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就是消极的影响。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核武器)的投入使用,加强了对敌方人员的杀伤。同时,敌方对类似武器的使用,也必然加强对我方人员的杀伤。因此,大规模高科技战争对敌我双方军队和兵源的毁灭性无疑是非常巨大的。而军队伤亡和兵源匮乏又必然增加敌我双方继续作战的困难。


第三,高科技战争的发展也使各国都盯紧了高科技武器系统的研发。单纯武器决定论和单纯军队决胜论不断发展起来。认为单单依靠一两件先进武器,单单依靠拥有高科技装备的军队就可以打胜一场战争的观点不断发展起来。重视武器装备,轻视战略战术的观点不断发展起来。而这些观点都对高科技战争的进行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因此,要使高科技战争经得起长期大规模作战的考验,要使军队士兵和兵源得到最有效的保障,要使战争指挥者克服单纯武器决定论的影响,从而最有效地运用战略战术来取得胜利。———就必须有总体战理论的正确指导与正确运用。高科技战争条件下的战争物资的保障,作战国人民生命(兵源)的保障,对敌国军队实施袭扰以及保障战时经济、战时通信等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都只有在总体战的框架下才能解决。所以,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战争决不是单靠一两件先进武器,单靠军队作战就能取得胜利的。从这一点上讲,伊拉克的失败、阿富汗的失败和南斯拉夫的失败,正是其没有认真实施总体战和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必然结果。———王明生先生在剖析阿富汗战争时曾说:“……其实,塔利班可以有更好的打法,以转变自己的弱势地位。美军对弱国部队固有的轻视以及美军以往打胜仗的经历,加之美军是在大规模空袭以后开始发动的地面攻击,所以很容易使其一部或数部轻敌冒进。因此,塔利班完全可以利用此点而作有利的战略退却,并选择有利地形相机全歼其冒进之一二小股部队。这一点无论从战略上和战术上来讲都是不难做到的。但是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会从心理上给美军方面以有效的震慑,从而使美军以后的地面行动迟缓起来,美军的地面进攻将受到有效的迟滞。这种情况下,只要能继续灵活地发挥地利和指挥上的优势,则完全有可能从根本上迟滞美军的地面进攻,整个战场形势就将为之改观。因为阿富汗不像南斯拉夫,没有多少可供轰炸的地面实施,单凭空袭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完全有可能将美国拖入一场持久战的泥潭。《孙子·作战篇第二》讲:‘……其用战也贵胜,久则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所以,塔利班方面将有可能出现谋求政治解决争端的有利时机,也就是说塔利班政权完全有可能做到不亡不败的结局。”(作家出版社2003年11月版《三十六说》)但是,事实上塔利班政权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打法,从一开始的坚守北方重镇起,一直是节节抵抗,节节败退,最后发展到全面溃退。先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后是“撤退中的逃跑主义”,始终未能利用自己的局部优势,改变战场形势,而是一味的以己之短应敌之长,所犯的皆是兵家大忌。所以,美军能迅速打跨“塔利班政权”,军事实力的悬殊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实际上还在于塔利班领导人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和没有有效使用“人民支持”以发挥总体战的威力。与阿富汗战争的情况相仿,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胜利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萨达姆的错误。从战前宣传直到战争开始后的叫嚣看,萨达姆一直威胁要在城市的巷战中将美军消灭。而且,事实上伊拉克军队也只有在巷战中才有可能占到便宜,他们在野战中是没有优势的。因此,对伊军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战斗是从美军占领城市(包括主动诱敌占领)以后才会开始的。但是,事实是伊军既没有积极的主动诱敌进入市区,以开展巷战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且在美军攻占城市之后也没有进行任何有价值的巷战。———伊拉克战争是在美军攻占巴格达不久即宣告结束的。伊军没有开展战前宣传中一再强调的巷战,更谈不上什么战略战术的运用。所以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伊拉克本身的国防战备工作从来没有按照总体战的要求去做,而是按单纯武器决定论和单纯军队决胜论的要求去做的。其军事思想的重点主要放在了购买和研发新的武器装备上,放在了单纯军队战斗力的建设上,而没有放在建立总体战所要求的军队与人民协同之作战体系上。所以伊军缺乏巷战训练,既没有巷战经验,也没有巷战所需的必要的群众支持和地面掩体及地下隐蔽部工程。一句话,伊军缺乏巷战能力,即使在自己熟悉的地形中也没有优势。另一种可能则是萨达姆与美国最高当局之间有秘密的谈判通道。所以,直到正式开战前的最后一刻,萨达姆通过秘密通道与美国进行的讨价还价一直没有停止。正是这种讨价还价使萨达姆一直抱有幻想,所以他的战争准备极不充分,对于预期中的巷战尤其缺乏准备。所以一旦美军攻入其战略重镇时,伊军只能是束手无策。而无论是那一种可能,事实上都与伊政府对总体战的重视不够有直接的关联。


所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迅速失败,都说明弱国在面对强势的高科技装备的强国的进攻时,须要以总体战予以克服———其必要性是非常明显的。同样,强国一旦遭遇弱国所实 施的总体战时,其反对敌人“总体战”的措施也必须是符合“总体战”要求的方能奏效。而两强相遇或多强相遇时,由于战争情况的更加复杂,因而更须要全力以赴地实施总体战来相互对抗的必要性,也是十分明显的。所以,要想在未来高科技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单单重视武器更新或单单重视军队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实实在在的高科技战争必须有实实在在的总体战的支持。高科技战争并没有否定以往关于战争的任何基本原则,而是对这些原则的运用提出了更高更复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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