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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的广播讲话


2007-12-20 09:32:45 来源:《新湘评论》杂志社(2007年第12期)




张学良


各位听众,各界同胞们:


东北沦亡已经五年多了,华北也几乎名存实亡,西北的危机,也一天比一天的加深。“九一八”后政府所签订的几次协定,实在是断送了许多的主权。日本施行一贯的大陆政策,整个中华民国眼见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


我们的隐忍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近来国际形势越发危急,我们再不起来向我们最大的敌人反攻,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了!


绥东的抗战,全国民气激昂万分。在这个时机,我们的中央政府、我们素日所拥护的领袖,应该如何激励全国军民、发动全国的整个的抗日战争;而事实上我们的忠勇的守土将士,正在前方浴血杀敌,我们的领袖还是胶执“剿匪”的主张,把国内大部的兵力财力,都用在内战式的“剿匪”上。我们的政府的诸公,在后方力谋妥协,只顾苟安一时,不惜把民族立国的精神完全断送。


此外更在上海逮捕了大批爱国分子,查禁了十四种救国刊物,以至人心愤慨,舆论沸腾,这种情形是大家共闻共见的。12月9号,西安学生游行,完全出于自动爱国的精神,并无扰乱秩序的地方,蒋委员长竟主以武力弹压,并申斥必须以机关枪扫射,才能停止这些爱国青年。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绝,绝无改变他的主张的希望。


学良追随蒋委员长多年,为公为私实在不忍坐视蒋委员长因这种行为,走到自误误国路上去,不得不实行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有最大的反省。


现在蒋委员长在此极为安全,诸位要知道,我决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至于我个人的主张,不合民意,必至覆亡。我们可以问问全国民众,还是愿意立起抗敌、死里求生呢?还是屈辱到底、任人宰割呢?!


一个国家必须有强固的中央政府。但是中央政府,必须建筑在民意的基础上。合乎民意的政府,当然要誓死拥护的,若政府措施违反民意,一定会把国家领到灭亡的路上去。大家只知作官,自然有改组之必要。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是即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天日在上,绝无一字之虚伪。诸位要知:我们谋国,只应论事不能论人。一般不识大体的人,或者说我们的举动有犯上之嫌,若就事论,试问全国四万万五千万民命重,还是蒋委员长一时之身体自由重?我们也曾用过种种的方法,请求蒋委员长即刻领导起来抗日,不要摧残民气。他始终不听,我们才不得已而行权。我们的心地是绝对纯洁,我们的方法是绝对正当,如有反对者,必为全国民众所唾弃,结果必归失败的!


今后我们要共同负起抗日的神圣任务,共同走上民族解放的阵线上。我们否认对日一切屈服的条约,我们要确实实现孙总理最后所昭告我们的“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最后我们要郑重的向国人提出八项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我们愿诚恳的接受各方面的指教和批评,对任何入都认为是中国人,对任何党都视作抗日的力量。


附带声明一件事,就是现在南京方面,把我们的电讯隔断,并且给我们造了好多谣言,他们不愿意国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些什么,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希望国人明了真相。我们不愿意任何人利用这个机会造内乱,给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造机会。我们只求有利于国家民族,至于个人的毁誉生死,早置之度外,广播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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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 析


赤诚的爱国情怀


张学良(1901-2001)国民党爱国将领。“西安事变”的组织者。事变结束送蒋介石回南京即遭软禁,后被押送台北,直至1988年被台湾当局解除软禁。毛泽东曾说:“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发展方向转换的枢纽”。周恩来总理用“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八个大字,高度评价张学良先生的爱国壮举。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结束了国共十年内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71年过去了,我们重读张学良将军于1936年12月14日晚在西安的广播讲话,那铿锵有力的声音犹在耳边回响,那波澜壮阔的历史就像发生在昨天,那光明磊落的赤子情怀仍令人感叹不已。


解危机毅然行兵谏


张学良1928年6月出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同年12月,不顾日本和亲日派的阻挠,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的政治生命面对的是国家内讧外侮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东北沦陷,并代蒋受过辞职。特别是到了1936年,东北沦亡已经五年,华北已经名存实亡,西北的危机也一天比一天的加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争取民族生存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提出了联蒋抗日。同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致书张学良,请其向蒋介石转达互派代表谈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而蒋介石当局却一意孤行,奉行“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对日一再妥协,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基于对现实的深切体验和悉心思考,张学良深为国家民族的现状及未来担忧,在全国上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日益高涨的呼声中,“实在不忍坐视蒋委员长因这种行为,走到自误误国路上去,不得不实行最后的诤谏。”多次劝蒋联共抗日,并请缨抗战,均被拒绝。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兵谏”,在西安临潼华清池扣留了前来督导剿共的蒋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抗日八项主张。


顺民意置死生于度外


历史已经表明,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的抗战又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顺从民意逼成的。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早已被不断高涨的抗日浪潮席卷而去。张学良将军就是为了顺民意,才发动了这次兵谏。在讲话中,他义正辞严,“我们可以问问全国民众,还是愿意立起抗敌、死里求生呢?还是屈辱到底、任人宰割呢?”“中央政府,必须建筑在民意的基础上。合乎民意的政府,当然要誓死拥护的。若政府措施违反民意,一定会把国家领到灭亡的路上去。大家只知作官,自然有改组之必要。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并用反问的语气指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民命重于蒋委员长的自由,呼吁蒋委员长不要摧残民气,“我们要确实实现孙总理最后所昭告我们的‘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剖心剥腹,痛陈利害,辩白自己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毅然担负起团结抗日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和决心。


救国难促成统一战线


张学良的一生光明磊落,敢做敢为。其政治生涯虽然短暂,但其所作所为却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发动西安事变,不是他一时冲动,是经过“再三再三的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无论如何也不干”;真正“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天日在上,绝无一字之虚伪。”对于事变的影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作,对于国家终归是有好处的!”在事变后的多次讲话中,张学良都表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可见,张学良在为与不为之间,能舍生取义;尽管事变后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他也无怨无悔,这是何等高尚的人格。历史也已经证明,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由分裂对峙走向合作抗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抗日救国的新篇章,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走向民族复兴的新起点。


时光流转,中华民族经过了20世纪从屈辱走向奋起的百年沧桑之后,中华民族已经踏上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在伟大而欣欣向荣的时代,我们重温这篇爱国主义经典讲话,就是要继续发扬那种不甘屈辱、崇尚团结、追求统一、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有了这种民族精神,民族的复兴,就指日可待,祖国的明天,就一定会更加辉煌。


(导读:雷锋学校 远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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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于 2007-12-22 1:12:02 被闪烁的红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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