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思想家---杨伟名



40多年前的1962年,陕西户县杨伟名等三人将一份旨在“报忧”的《当前形势怀感》分别寄给了各级党委直至党中央。杨伟名随后和该文一起,经历了大起大伏的命运。评论家鄢烈山先生在一篇专论里说:“今天看来,这些最基层的农民和党员是具有何等的远见卓识!可以这样说,现在我们实行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思路、基本政策,都可以从中找到萌芽和雏形。”40多年后今天,我们党对许多历史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思想也得到进一步的解放,正在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户县各界也举行了多项纪念杨伟名的活动,并曾举行过高规格的研讨会。杨伟名这位乡村思想家的探索和努力,实在值得让更多的人知道。 作者:范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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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忧患


2002年,陕西户县。一个已故农民的名字被不断提及。这个人叫杨伟名,他和他的思想在时隔整整40年后,再次被中国思想界所审读和认识。


杨伟名究竟出生在哪一年,说法不一,据我手头掌握的资料,共有三种提法。在《南方周末》早几年刊登的《杨伟名:30年前的先觉与死命》一文中,说“杨伟名,1923年生。”在《中国青年报》2002年8月21日刊出的《不平常的追悼》一文中,对杨伟名是这样介绍的:“杨伟名,1922年生,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现甘亭镇七一村)人。3年私塾,家贫辍学。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1949年2月入党,1949年5月任职副乡长,当年冬天自行脱党还乡,1957年重新入党,任生产大队会计,1962年‘一叶知秋’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免去现职,至1968年遭批斗迫害,不堪受辱,服毒自尽。卒年46岁,1979年平反昭雪。”


而在2001年第六期《陕西史志》所载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一文中,记载的却是“杨伟名(1925年—1968年)”,而之所以会有出入,我想,也只是因为杨伟名是一介平民,如果没有以后的事,他完全会像无数个普通农民一样,无声无息淹没进茫茫人海了。


综合仅有材料可见,杨伟名幼年丧父,12岁开始读私垫,辍学后自学完中学课程,18岁被拉壮丁,三年后逃回家务农,1949年起,他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歌、杂感之类的文章,闻一多先生被杀害后,他立即向报纸投稿,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罪行。他还经历了一些不幸事件。这是今天能够得知的他的一些早期生活经历。


“不识时务”的思想者


七一大队有9个生产队,2000多人。杨伟名担任了大队会计和调解主任后,工作十分积极,他业务熟练,好学习,爱争辩,人们都公认他肚子里最有学问,信任他。


50年代末,河南、四川等地的逃荒农民开始大量流入关中地区,一斗粮食换一个媳妇的事时有所闻。眼见自家也吃了上顿没下顿,平日善于从实际入手学习和思考的杨伟名愈加关心国家时事,独立思考一些问题。1960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谈谈小麦播种量问题》,针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浮夸风和瞎指挥,他提出了理性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他把文章送给县上和公社上的领导,希望对他们的工作能起到参考作用。


1961年,杨伟名接连写出了《有关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的建议》、《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和《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四篇文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他认为:“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国家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议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建设整整飞跃了一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时代,但所谓飞跃都不是绕过,而是一种方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时允许出现一个有条件的,但相仿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自由竞争时期……尽快建设具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经过一个‘自由竞争’的时期。”比如他认为:“贫富差距应允许存在,只要不出劳动致富的原则,富者听其‘面白米全,酒肉丰隆’,穷者让其‘缺米短面,瓜菜代食’天灾人祸除外,这样富者可以再接再厉,穷者自会‘反躬自省’。”比如谈一类物资开放问题时,他做了如下阐述:“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宜小不宜大,即便是仅占30%—40%,也绝不会影响其对70%或60%的领导作用。”“我们应该把计划经济范围收缩到应有的限度,同时相应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


杨伟名在这些文章中还提到了必须尊重价值规律的观点。只有尊重了“价值规律”,启动自由市场价格杠杆,才能真正把国民经济调整过来,进入良性轨道,才能渡过难关,展示出光明的前途。他的预见在90年代全部兑现。


《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认为:思想家顾准在1956年写出了《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理论上影响了一代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实现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杨伟名和顾准交相辉映。他的计划经济也要遵循“价值规律”,允许中小工商业自由发展、农产品“自由贸易”等思想,从已有文献分析,应该产生于50年代末。其思想的总体水平远在同时代人之上。正是这些思想的积累,孕育出了《当前形势怀感》的横空出世。


《一叶知秋》四十年祭


《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因为文中有“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之语)是杨伟名的传世作,也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这篇文章写于1962年春天,当时“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杨伟名感觉到的困难形势“如汹涌狂涛,冲击心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拿起了笔,在时任大队支书的贾生才和大队长赵振离签名后,于这一年的5月10日向公社党委直至党中央发出了近万言字的建议信,其时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刚闭幕不久。


《当前形势怀感》共分12节:(一)前言;(二)忆“撤退延安”,(三)处方,(四)腰带,(五)“改造”与“节制”,(六)“恢复单干”,(七)“过”与“退”,(八)走后门,(九)市场管理,(十)烦琐的哲学,(十一)双程轨道,(十二)提建议有感。最后附有三条后记。在这篇文章中,杨伟名扎实的经济理论功底,精湛的分析方法和逻辑以及预见力、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


在文中,杨伟名概述当时国民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经济形势时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并质疑:“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他指出:“看来形象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杨伟名明确提出要“恢复单干”,但认为“不必恢复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可实行“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的办法。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刘华珍同志在《一叶知秋》四十年祭中就此感叹道:“20多年来,人们都说,我国农村的家庭承包经营,1978年起始于安徽省凤阳县。殊不知,在此之前的16年,陕西户县就有人向中央明确地提出了这个建议。令人痛心的是,这个建议,20年后才变成中央的政策,而此时,杨伟名已在地下长眠14年。”


杨伟名在文中还对中国大势作了异常清晰的判断,他说:“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得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因此他认为:“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犯了客观规律。”


杨伟名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初期”理论,颇合80年代中期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他认为,必须从这个基础出发、观察、判断问题和进行政策选择。


在这篇文章中,杨伟名还通过一些鲜活生动的比喻来阐述自己的辩证哲学思想,很是贴切。如他把党的政策比作“处方”,喻为“腰带”,认为处方要根据病情发展不断调整,“直至病情痊愈而后止”,“腰带”需“仅有一条”,“一定要松紧适度。”“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他说:国营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从中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20年后“放开搞活”的影子。


杨伟名还为党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设计了一个“双程轨道”,形象地阐明了“民主集中制中,群众意志集中上去与党的政策贯彻下来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如双轨交迭,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再者,车之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循环无息,设无车来之车,西往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因此他说:“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作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这个一上一下,犹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而开,而互无妨碍。”这样可以让“群众意志不断集中上去,又不断地贯彻下来”,实现“百分之百的民主”和有效的集中。


最高领导人的批评


《当前形势怀感》一文寄出后,杨伟名和这篇文章一起经历了大起大伏的命运。从5月10日到8月初,各级党委反映积极,并对杨伟名给予鼓励,认为他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代表了绝大多数党心民心。


但是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上了解了《当前形势怀感》的主要内容。8月6日,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1957年和1959年,中国曾有地方试行“包产到户”,结果被视为搞资本主义,遭到禁止。1960年,安徽等地又实行此法,毛泽东仍持保留意见。到了1962年,毛泽东开始把它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公开批判,“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几乎成了同义词,杨伟名公开提倡“单干”,无疑是冒天下之大韪。


杨伟名的命运由此来了一个90度的急转弯。各级工作组接踵而至,杨伟名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文革”中,杨伟名不堪忍受折磨,于1968年5月5日晚,同妻子双双服毒身亡。当时风雨交加,老天在哭泣。


“在中国的问题上,杨伟名比我们至少早觉20年。”杨伟名的一位同乡哽咽地说。


身后事与精神遗产


岁月悠悠不可欺,1979年4月27日,中共户县县委发出了《关于给杨伟名平反昭雪的通知》,大会开过后,杨家领到了发给的埋葬费和“适当解决生活”的补助费。又过了几年,户县人编撰《户县志》,限于有资格入选的个人只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只附录了杨伟名《当前形势怀感》一文。但作为一个思想和精神的亮点,人们最终记住的只是杨伟名这个“伟大的名字。”


1996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将此文原原本本地公诸于世,同时发表了关于户县三个党员“来信”处理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在读到该文时,“为发现了杨伟名激动不已”,他“感慨万分”,以至“夜不能寐”。


李锐先生说,中国共产党中产生了顾准,应该是党的一个安慰。套用这句话,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陕西60年代产生了杨伟名,应该是陕西人的甚至是中国人的一个安慰。顾准和杨伟名都是在去世三十年后才被人们逐渐发现的。不过,顾准更多的是从理论角度来探讨价值规律、商品经济之不可逃避性。跟杨伟名一样,顾准也是一个尊重事实、秉笔直书的典范。所不同的是,顾准是共产党的高层的知识分子思想家,了解体制,是体制的创立者之一。而杨伟名则是在底层“拔地而起”的思想家。两者相映成趣,所阐明的恰是:真理不在别处,就在人们的心中,不管是满腹经纶、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还是亿万的普通工人、农民、谁尊重事实,谁就接近了真理。


由于卢跃刚的介绍,《当前形势怀感》引起了思想理论界的高度关注。著名历史学学者雷颐先生在题为《令人震惊的“一叶知秋”》中说:其“理论水平之高,对当时形势分析判断之透彻,所开‘处方’之准确,读后令人震惊。在共和国历史上,这是真正称得上‘光辉’的文献之一”,“在当代思想史上,这份文献应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作者对市场经济理解、阐述深刻生动,对社会主义‘阶段性’论述的精辟和‘先见’都令人观止。”雷颐先生最后不无遗憾地说:“但或是因为出自普通农民之手,如此重要的一份文献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户县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今年7月18日户县县委宣传部主持召开了“杨伟名思想研究会座谈会”,在会后形成的纪要中说,“杨伟名是户县人,陕西人,甚至全中国人的骄傲。他是伟大的农民思想家,农民才子,更是农民英雄……他胸怀坦荡,忧国忧民,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有胆有识,才华过人。杨伟名思想态度鲜明,逻辑缜密,论理透彻,见解精辟,有系统性,前瞻性,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会议决定:一、成立民间社团“户县杨伟名思想研究会暂定名”。二、编辑《杨伟名文集》;三、拍摄杨伟名电视纪实片;四、举办杨伟名生前实物展;五、修建杨伟名墓园及整修故居;六、举办杨伟名事迹报告会;七、组织撰写论文;八、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外宣活动。


户县图书馆馆长刘高明告诉我,县里的主要领导已决定用杨伟名的名字命名县图书馆,这是一个最好的纪念,“思想界对杨伟名的研究很是重视”,馆里的闫飞会同志则透露说,在12月中下旬,一场全国规模的规格极高的杨伟名思想研讨会将在户县召开,户县人以中国人习见的模式,表达着对杨伟名的“追认”和崇敬。


杨伟名的坟墓早已被平掉,坟址如今被一家企业围在了院墙内,他死后求一捧黄土而可得,着实令人感慨。卢跃刚说:“思想家的孤独,为世俗社会所不容,经历一个轮回,又为社会所认识,是人类社会一个重大的现象。”他著文认为:“民族精神,往往不是一群人的简单集合,而是一桶水与粮食发酵后酿出的一杯酒,而是众多矿石冶炼出的一块钢坯。顾准如是,杨伟名如是。”一篇由此引发的评论在结束时说得更好,权且引来,当作本文的结尾:“人们为昔日勇者擦去灰尘,不是也不需要去为他戴上光环,搞新的偶像崇拜,而最根本的是要铭记过往岁月的残酷教训——尊重事实、尊重常识、尊重理性的精神,这就是杨伟名留给我们时代最可贵的精神遗产。”


杨伟名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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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杨伟名 编著

出 版 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4-2-1 字 数: 136,00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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